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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政治演变为暴民政治之后，雅典的社会动乱不止，经济日趋凋敝，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中产阶级中不少人已经破产，正急剧地下降为穷人。穷人日益难以生活下去。在过去，城邦政府有积蓄，可以用来补贴穷人家庭，富人自愿捐助钱财，帮助穷人。现在，政府的积蓄已耗完，富人中有的逃到国外去了，穷人越来越失望甚至绝望。
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政府领导人，不管是贵族派人士还是平民派人士，全都束手无策。以前，雅典的中产阶级能够起着协调社会的作用，他们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多多少少以公益人士的身份向社会捐赠，帮助穷人，然而，由于战乱不已，他们自身难保，在协调社会贫富之间关系方面已无能为力，至少已力不从心。这样，雅典的社会危机不可能缓解而只会加剧。
与此同时，贿赂公行也成为公元前4世纪以来雅典社会危机的特征之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不止于此。雅典国库空虚了，在平民极端派的煽动或操纵之下，公民大会下令全国有不动产的公民都要自动申报不动产数额，并按规定缴税，此外还要公民“自动捐献”，以解国库之急。这引起全国所有拥有不动产的公民的惊慌失措。瞒报、少报、不报、转移财产的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出动警力，查处隐瞒财产、转移财产、少报或不报财产的人，稍有积蓄的公民都惶恐不已，能逃的逃，能躲的躲。民主政治变了，不仅变成了暴政，而且变成了“集体”名义下的暴政。雅典变成了“民主”大旗下的恐怖社会。
希腊城邦制度沦落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样的地步，怎么维持下去？这又是一个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城邦公民面临的新问题。
本书前面已经指出，世界其他地方都曾出现部落或部落联盟，也可以称之为“城邦”或小国，但最终都走上了统一的道路，而不像希腊城邦那样继续保持独立，长期处在“小国寡民”状态。希波战争发生后，希腊面临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进攻，形势十分危急，希腊各个城邦组成联军抗击波斯大军，直到取得战争胜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并没统一为一个“希腊国”，小城邦依然是小城邦，独立如前。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以斯巴达为一方领袖、以雅典为另一方领袖的战争，虽然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获得胜利，但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并没有统一为“斯巴达国”或“雅典国”。
希腊人始终认为，一个城邦的希腊人没有理由去支配其他希腊人。即使再小的城邦，也应当让它独立，让它存在，而不能吞并它，让它成为附庸。
前面已经提出，雅典的社会危机已经无法缓解，因为无论是贵族派、平民派还是平民极端派全都找不出摆脱社会危机的良策。那么，雅典能找到摆脱城邦制度危机的有效办法吗？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尽管强邻压境，希腊各城邦也不可能统一为一个大城邦，组织希腊本土的人力、财力、物力去抵御敌人。希腊人不可能违背几百年来信守的“一个城邦不能吞并另一个城邦”的信条。
那么，能不能进行彻底的城邦制度改革呢？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希腊的各个城邦，特别是雅典，不管眼前遇到多大的城邦制度危机，都不能抛弃民主建设的成果，返回旧体制去。正是在这种情绪和社会风气之下，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仍会继续存在下去。
希腊城邦处于危机当中，希腊人找不到可以拯救这一制度的方案。最后一击来自希腊本土以北的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不属于希腊本土。马其顿宫廷中虽然使用希腊语，但民间不使用希腊语。在希腊人看来，马其顿是一块蛮荒之地，所以把它排除在希腊世界之外。马其顿王国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后建立的，由国王统治，王位世袭。这里从未建立城邦或形成城邦制度。马其顿人自认为是希腊人中的一支，但希腊人总把他们看成是化外之民。马其顿国王和贵族则始终把南下希腊本土看成是自己的目标，在希腊各城邦实力强大的时候，他们不动声色，等待机会。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惨败，海军几乎全军覆没。马其顿人认为机会终于来临了。公元前359年，菲利普二世登上了马其顿国王宝座。他为了加强国王的实权，大大抑制贵族世家的势力，从此结束了马其顿王国建立后长期存在的国王与贵族世家共治的传统。菲利普二世接着重组军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威胁。同时，他大肆招募雇佣军，以分享战利品和从新获得的土地中拨出一块份地作为报酬来吸引希腊本土和海外希腊移民城市的青壮年前来当兵。
菲利普二世即将大规模南下的消息很快传到希腊各个城邦，人们议论纷纷。有人高兴，认为这样一来希腊世界有救了。有人发愁，惊呼希腊城邦的末日来临了。在希腊各个城邦形成了两派：一是亲马其顿派，二是反马其顿派。两派争论不休，但菲利普二世不管希腊人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公元前357年，菲利普二世突破了马其顿和希腊的边界线，把希腊本土最北部的沿爱琴海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中部地区的城邦向马其顿提出抗议，准备组成联军击退马其顿入侵者。然而，有些希腊城邦则害怕马其顿军队兵强马壮，自己抵挡不住，认为不如转而投向马其顿一边，以保持本城邦的生活安宁。公元前346年，马其顿穿过了希腊中部，直逼雅典附近。雅典和斯巴达都退缩了。希腊人不得不承认马其顿是希腊的解放者、拯救者和保护者。
在这种形势下，雅典的主战和主和两派的斗争加剧了。两派相互指责。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雅典组成联军，底比斯参加了，斯巴达拒绝出兵。公元前338年，雅典-底比斯联军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全军溃散。菲利普二世作为胜利者，对底比斯和雅典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待底比斯，菲利普二世采取高压政策，处决了一批反马其顿派的领袖，扶植亲马其顿的人士上台，建立了完全听命于马其顿的贵族寡头政府。对待雅典，菲利普二世采取安抚政策，释放了2000名雅典俘虏，并派出使者同雅典城邦政府会谈，条件是：只要雅典承认菲利普二世是全希腊的统帅，雅典同意在菲利普二世的领导下一起抗击波斯帝国，其余一切照旧。雅典同意了这一条件并归顺了菲利普二世。
又隔了一年，公元前337年，菲利普二世召开了科林斯会议，除斯巴达以外，所有希腊城邦都参加了。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一是承认菲利普二世是全希腊的最高统帅；二是希腊各城邦保持自治地位，且城邦之间不得进行战争；三是各个城邦的体制不变，仍按过去已有的程序和规则施行行政管理；四是取缔任何极端的社会改革活动，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废除债务、强行释放奴隶等，尊重私有财产权；五是维持社会安定，不得清算历史旧账等等。
希腊城邦制度虽然在名义上保存了下来，但希腊城邦制度最重要的内容——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消失了。然而，只要社会安定下来，希腊人也就表示接受这一事实。
在雅典社会危机和希腊城邦制度危机相互交织的过程中，雅典作为希腊城邦中最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也产生了学术界的普遍困惑。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一是柏拉图，另一是亚里士多德，在思想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先谈一下雅典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被审判和被处死的事件。他遭到两项指控：一是说他不尊敬城邦所信奉的神祇；二是说他把青年人带坏了。这两项指控都被苏格拉底本人否认了，为苏格拉底抱不平的知识界人士也都否认了这两项指控。但执政当局坚持认为指控属实，苏格拉底必须被处死，除非他认错、悔过。苏格拉底拒不认错，也拒不逃走。他最终被处死（见图1-4）。
图1-4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无疑是一个悲剧。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了雅典城邦制度的根本缺陷。这就是：在民主和法制的旗帜下完全有可能作出违背民主精神和法制原意的事情来。苏格拉底从被捕入狱到审判、再到处死的整个过程都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进行，法官依据的是公民认可的法律，苏格拉底不愿逃走是对法律的恪守。但诉讼事件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就无法挽回了。程序一步一步往前移动，苏格拉底就这样成为牺牲品。民主导致公众失去理智，公众不了解他们多年争取获得的民主竟成了不公正的审判。苏格拉底正是在民主和法制的大旗下被处死的。这就是悲剧的由来。
在苏格拉底之后，雅典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原来有短暂的从政经历，但他失望了，于是弃政从教，创建了雅典学园。这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11年的事情。尽管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两人的出发点不同。在苏格拉底心目中，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灵魂是最重要的，而柏拉图则不然，他致力于探讨理想的城邦和城邦程序。柏拉图把自己的政见表述于他的《理想国》一书中。
柏拉图崇尚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斯巴达城邦体制。斯巴达设两位国王，分别由两个王族产生，两位国王同时执政，世代相传。国王的权力受长老会议约束，长老会议由公民大会选出。斯巴达另设监察官，监察官有权审讯国王、废除国王，战争时则指挥军队。双国王制、长老会议制和监察官制的目的都在于对国王专制的限制。
在经济体制上，柏拉图推崇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的斯巴达经济体系，重农业及土地公有制，土地被分配给被征服的“黑劳士”耕种。斯巴达男性公民主要从事保卫疆土的活动。他们也不准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手工业和商业由相当于附庸性质的“边民”从事。斯巴达公民唯一的职业是从军，一律在公共食堂用膳，谷物和副食品由参加用膳的公民自己提供。
柏拉图赞同斯巴达当初实施的等级制。第一等是治理国家的贤哲，第二等是保卫国家的武士，第三等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柏拉图认为，雅典政制的弊端在于把等级关系搞乱了，例如把商人的地位抬得很高，又如让普通人同治理国家的贤哲和保卫国家的武士有相等的权利。
再往后，另一位有巨大影响的雅典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见图1-5）。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二人的年龄相差40多岁。亚里士多德在有关城邦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同柏拉图存在分歧。亚里士多德不认为斯巴达的贵族执政模式值得仿效，他也不认为雅典的民主政制不可取，反而认为雅典所进行的改革值得肯定。
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应当兼容并包，使得贫富两派都不走极端。在他看来，人人都应有一份财产，要大力培育中产阶级。如果把雅典政制同斯巴达政制相比较，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体制是多数人统治，而贵族寡头体制则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要比少数人统治更好。
亚里士多德不主张完全由穷人执政，理由是穷人仇视一切有钱人，这样，社会就会不讲法制，没有秩序，结果会导致社会混乱，等同于自杀。但在雅典，这时没有人附和柏拉图的治国理念与“理想国”的设计，同样没有人赞成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包括他的培育中产阶级的理念。
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公民普遍陷入迷茫之中，人们找不到出路，甚至看不到希望。禁欲主义思潮和放纵主义思潮，不知不觉地在希腊社会传播开来。
图1-5 亚里士多德头像（王大庆摄）
禁欲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人出生以后，就不断地受到外界的诱惑，包括肉体的、物质的、精神的种种诱惑，时刻把人引向邪路。禁欲，就是要在内心为自己构筑一道屏障，以抵制来自外界的诱惑。在社会持续动乱、连普通人身家性命都难以自保的条件下，禁欲主义思潮成为不少人逃避现实、逃避灾祸的一种依据。
纵欲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行为应当以人的天性为准，一切听其自然，不要做违背人的天性的事情。在乱世之中，人们实际上处于无可奈何的困境。于是人们只好听其自然，放纵自己。纵欲也是人们摆脱现实苦恼的办法之一。
无论是禁欲还是纵欲，都是人们对城邦生活失去信心而无可奈何的反映。禁欲是一种表现形式，放纵和颓废是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处于绝望状态的希腊公民的想法。人们逃避婚姻，逃避家庭，不愿意生儿育女。自己单身一人，毫无家庭牵挂，岂不乐得个自由自在？
于是，宗教势力抬头了，而且宗教中的神秘因素比从前多了。希腊人更关心的是自己能否渡过这一劫难，人人只求平安，没有人再谈什么“民主”和“改革”了。
马其顿人南下的历史并未中止。希腊本土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处境并未告一段落。
公元前336年，即科林斯会议后又过了一年，菲利普二世在他女儿的婚礼宴会上被暗杀身亡。这样一来，马其顿王国的政局陷入极大的动荡之中。
菲利普二世被暗杀身亡后，王子亚历山大很快被军队拥戴为新的马其顿国王和军队统帅，称亚历山大三世，后来被尊称为亚历山大大帝，那是由于他远征西亚，灭掉了波斯帝国，功勋卓著的缘故。
亚历山大13岁时（公元前343年），菲利普二世为了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特地聘请亚里士多德来到宫中担任教师。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达4年之久。公元前338年，亚历山大18岁时，随菲利普二世南下希腊本土，担任骑兵指挥官，立有战功，在军队中享有很大威望，但亚历山大继位之初，忙于整顿内政，同时还要抗击北方蛮族南侵。正在这时，希腊中部的底比斯城邦传开一个谣言，说亚历山大在讨伐北方蛮族时已经阵亡。底比斯信以为真，联合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组成联军，宣布摆脱马其顿的统治，恢复独立。亚历山大闻讯后，立即派军攻陷底比斯，将其居民卖为奴隶，并将城市夷为平地。雅典等反叛马其顿的城邦惊慌失措，立即派出使者向亚历山大表明忠心。亚历山大看到雅典等城邦的再度归顺，就不再计较了，依然让这些再度归顺马其顿的希腊城邦保留有限的城邦自治权。至此，希腊城邦制度名存实亡。于是，亚历山大宣布组成马其顿-希腊联军，随同亚历山大渡过爱琴海，在西亚登陆，进行摧毁波斯帝国统治的战争。
亚历山大率军在小亚细亚登陆后，迅速击溃了波斯驻军。亚历山大率军由小亚细亚南下，夺取了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进入埃及，一路以“解放者”自居，自称把这些由波斯帝国强占的土地解放出来了。然后在今伊拉克、伊朗境内同波斯军队主力决战。结果，波斯军队大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弃部队逃走，途中被部下认定为懦夫而遭杀害。
亚历山大继续追击波斯残存部队，攻下波斯帝国首都苏撒。立国300多年的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亡。接着，亚历山大率军远征波斯帝国东部领土，一直攻抵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从印度河流域返回巴比伦城居住。公元前323年，他因病去世。这一年他年仅33岁。
亚历山大的去世很突然，没有留下他心目中的或指定的接班人。一部分希腊城邦采取了激烈行动，赶走了当地的马其顿驻军，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希腊本土依然在马其顿军队的控制之下。一场马其顿将领争夺各自势力范围的战争持续了10~11年之久。最终形成了三个希腊化王朝，即安提柯王朝（主要管辖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塞琉古王朝（主要管辖西亚地区）和托勒密王朝（主要管辖埃及）。
历史终于翻到新的一页：希腊化时代来临了，希腊城邦制度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