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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改革，终于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建立了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比较完善的城邦民主制度，经济也达到了鼎盛阶段。但如果仔细分析，则可发现雅典公民的负担实际上是相当沉重的。他们的感觉是：当一个公民太累了，太辛苦了。
在雅典，实行了抽签制或抓阄制，这的确是比较公平的制度，人人都有机会担任公职，而且每人限当两届，每届一年。总的来说，雅典公民对于抽签制或抓阄制比较满意。然而，一旦自己被抽中，就会抱怨太累。比如说，一旦当上了公民大会常设机构的成员，每个月要出席三次公民大会，不许缺席，会议时间长，清早就去，要听完所有的发言，最终投票，投完票才能离开。一旦被抽中当公职人员，不得推辞，满一年才许换。如果被抽中担任陪审员，也不许推辞，任期也是一年，在法庭中听取案件审理，还要执法。市场管理人员也是通过抽签决定的，一旦被抽中，必须担任，无法逃避。
所有这些，使雅典公民叫苦不迭。这些职务都是轮流担任的，是光荣的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而不是劳役。但穷人、家庭负担重的人、身体不很健康的人，当选了怎么办？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通过长时期的改革，在雅典，本来不大关心城邦大事和公民大会决策的公民都变得关心了。公民们都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街头政治活跃起来。谁想演讲，站在街头就行。广场更是理想的演讲场所。
于是在雅典，演讲术、诡辩术盛行起来。雅典有一些学校或讲习班，专门教听课者如何演讲，如何诡辩，这是一门很赚钱的职业。花钱上这些学校，学会诡辩，就能在政坛上一显身手。野心家们也就乘机拉队伍，立山头。
街头政治越来越活跃。无论是贵族派还是平民派都学会了在民主的大旗下辩论、煽动、争吵、互骂。街头政治成为雅典闹市区的一景，结果使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冲突不仅越来越激烈，而且有长期化的趋势。凡是一派主张什么，另一派必定反对，不问城邦利益，不问是非曲直。由于任何一派都有公众支持，最后谁也控制不了背后的公众情绪。
随着街头政治的盛行，民主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起初还只是演讲者借此机会来表述自己对某项政策或某条法律规定的看法，久而久之，街头演讲的内容变了，变成了人身攻击，变成了无中生有、造谣陷害，政见的不同演变为刻骨仇恨，似乎非置对手于死地不可。
民主被滥用了。街头政治和暴民政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很快就越过了这个界限，民主的滥用必然导致民主的丧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派和平民派两派斗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两派都出现了极端分子，贵族派中的极端分子认为贵族派和平民派这样长期斗争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不如干脆由贵族夺取政权，恢复以往的贵族专政格局，才能使本城邦恢复秩序。在雅典，一批贵族中的极端分子首先想到的就是勾结雅典的夙敌斯巴达，因为斯巴达是贵族掌权，斯巴达人是愿意帮助雅典的贵族夺回政权的。
但更为严重的是平民极端派。这些平民极端分子认为贵族派是绝不可能在政治权力分配和土地关系调整这两个方面作出让步的，不如由平民派直接过问此事，于是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重新分配土地便成为他们的目标。平民极端派把贵族看成是投降派、叛徒、内奸，说贵族没有一个好人。雅典和一些希腊城邦，由于平民极端派的横行，民主丧失了，而且民主还是在民主的名义下丧失的。
在雅典和其他一些希腊城邦中，平民极端派不管是否夺取了政权，社会秩序都陷入大乱境地。平民极端派夺得政权后，暴力行为变成了城邦政府的合法行动，社会混乱更不用说了。
平民极端派不讲法制，他们不承认过去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认为那时通过的法律是有利于富人的，根本不用遵循。这股歪风不仅扰乱了雅典和其他城邦，而且加速了富人外逃。
连斯巴达也难逃此劫。那里的平民极端派也乘机而起，凡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后受派带军队驻防所占领城邦的军官和贵族，都被认定犯了贪污、受贿、囤积粮食牟利、敲诈勒索等罪行，即使退休以后也不能避免。于是斯巴达社会也因此动荡不安。
经过平民极端派这样一折腾，希腊的各个城邦，尤其是受影响最大的雅典，成为无法无天、无人不担惊受怕的无序社会。“都是民主惹下的祸”、“自作自受，能埋怨他人吗？”、“宁肯不要民主，也比现在这样要好”，便成了雅典公民的口头禅。这就证实了当时的一句名言：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
在雅典，经过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从部落社会向城邦社会转变的制度障碍逐渐被清除了。执政者有意识地培育中产阶级的工作一步步取得进展，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经济不断走向繁荣，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中产阶级成长很快。
当时，雅典的中产阶级大体上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也就是家庭农场主。在份地已经私有化的情况下，世代传承土地成为事实。他们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生产和经营葡萄园、橄榄林、蔬菜园，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出售葡萄酒、橄榄油、花卉、蔬菜、肉类、蛋、牛奶、奶酪、黄油等。有些农户还雇用了帮工，家里也有少数奴隶。这些奴隶往往同主人生活在一起。
雅典中产阶级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有手艺，开办手工作坊，甚至手工工场，或者擅长经营，从事国内外贸易。他们乘着雅典经济繁荣之际，逐渐积累了资本，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们不但雇用了帮工和学徒，也使用奴隶。有些奴隶靠自己积蓄的钱财赎买了自己，娶妻生子，也有些奴隶以自由民的身份，成为私营工商业者。
雅典中产阶级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如教师、医生、作家、演员等。只要社会稳定，经济兴旺，他们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收入也是较可观的。
雅典的中产阶级是改革和发展的产物。中产阶级，无论上述三部分人中的哪一部分，都因改革和发展受益。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遭到严重破坏，使中产阶级中绝大多数人损失惨重，但中产阶级仍存在着一些希望，认为只要议和了，战争创伤就会慢慢恢复。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不断加剧的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斗争，平民极端派的横行无阻和是非不分，使雅典本来已遭受沉重打击的中产阶级处于雪上加霜的境地，他们是暴民政治的最大受害者。即使他们能苟活下来，家产也被掠夺了，市场萧条，生活困难，生意不好做了。他们穷困潦倒，再也称不上是中产阶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