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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其实很少有人考虑，东、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点在哪里。前面我已经讲到，西方文化源于宗教文化，而东方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它以人文精神为主干，这是一个根本区别。
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是恶的。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禁果，上帝把他们两个赶走，然而还不解气，为了表示更严厉的惩罚，就给他们订了一个契约，说你们的孩子生下来以后，不管生到哪一代，他的灵魂里面都会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魔鬼——撒旦，这个撒旦在你体内会怂恿你去做坏事。所以需要向上帝祷告。否则，就会无恶不作，成为恶魔，最后被打入地狱接受惩罚。所以西方人要靠宗教来救赎，寻求自我的解脱。
中国没有救世主，中国文化一般倾向认为人性是善的。人一生下来便注定是可以教育的。人的灵魂可以不断升华，因为人的生命里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人的这些善端是与生俱来的，动物则不具备，所以动物是永远不能教育的。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善良的本性。只是在社会上待久了，这个本性可能会被灰尘遮住，所以需要慢慢地把灰尘除掉，要培养它，让它茁壮成长。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史学界的泰斗钱宾四——钱穆先生——所说的。钱先生1949年去了香港，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办一所大学，就是香港大学，不允许办第二所，所以他只能办书院，创办了新亚书院，一办就是十七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办不下去了。他就来到台北。不久，有位美国学者拜访他，请他谈谈什么是中国文化。钱先生高屋建瓴，非常扼要、非常精到地给他上了一堂课。这个美国人就把这段谈话整理成了文字，取名《一堂中国文化课》，出版后影响很大。
钱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礼”在西方语言里没有对等的词可以翻译，西方文化里的那套礼，诸如打领带、涂口红，这是16—18世纪，在凡尔赛宫为了显示贵族的高雅身份而弄出来的，在这之前没有这一套。我曾在巴黎待过一个多月，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汉学家，八十多岁，送我几篇文章，其中有篇文章一开头就说：“西方是靠宗教和法律来管理社会，而中国人不然，中国人是靠礼来管理社会的。”我当时想，原来西方学者也同意钱先生的这个说法，后来一查，其实唐君毅、徐复观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学者也持这个观点。
钱先生接着讲：“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影响其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他说得非常正确。我们到欧洲去，几天之内就可以八国游，而在中国，同样的时间游八个省都很困难。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小了，像梵蒂冈、摩纳哥。在西方人看来，只要方言和风俗不同，就是不同的国家。而中国就不能这样分。你看江苏，苏南、苏北的方言、风俗就差别很大。广东就有客家话、潮州话、广州话几大语系。福建那里的语言也很复杂。而黑龙江跟海南的方言、风俗更是不能比。可是，中国几千年来却都是统一的，因为中国文化在方言和风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共同的道德理性的具现，就是“礼”。“礼”，维系着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所有的中国人，并在“礼”这个层面上得到一致的认同。所以西方是小国寡民，而中国这么大，却牢不可分，一旦分离了，马上又会积极地合起来，形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因为我们始终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文化认同的整体，这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钱先生还说：“无论在（中国的）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现在有很多人在讲礼俗，其实礼是礼，俗是俗，是不同的。俗是一种生活习俗，比如，过年吃汤圆还是吃饺子，放鞭炮还是贴门神，这都是风俗。汤圆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门神可以贴也可以不贴，鞭炮可以放也可以不放。风俗是约定俗成的习惯，“礼”不一样。“礼”是大家要遵守的，是体现道德的。北京人骂人很厉害的那句就是“缺德”，或者骂得更狠点，“缺八辈子德”！言外之意是，缺了德就不是人！所以钱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在我看来，“礼”至少贯穿于中国文化四个层面：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要依赖大自然。春秋战国时候的人口要比现在少得多，自然资源却比现在丰富得多。那时候，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人跟自然万物要共存共荣，破坏了自然，就等于毁灭了自己。那么，人要怎样跟自然和谐相处呢？《礼记》有一篇叫《月令》，相当于后来的黄历。里面逐月记载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气象与物候的变迁周期、动物与植物的成长规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如某个月份什么花开了，什么鸟过来了，哪类虫子开始叫，天上的星星是什么，哪个时候鸟开始繁殖，这时不要去掏鸟窝，不要去抓怀孕的动物，这些都用一种礼的形式规定下来。每一个月，它都想到在生态维护上，告诉人类应该怎么做。前些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发掘一个遗址，发现一面扑倒在地的墙，把它翻过来后，发现就是《礼记·月令》的内容，当中有段文字便是告诉大家现在是三月份，鸟都在发育、交配，大家不要抓它们、吃它们；这个时候树木长到什么程度了，把山封起来让它好好长，谁都不能去砍。所以，若说人与自然的协调，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意识到了，而且用制度、法则的形式告诉了天下的老百姓。
第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儒家经典《周礼》的。《周礼》是讲官制的，就是说一个政府的官制怎么设立，每一个官管什么事；每个部门也好，每一位官员也好，该怎样采取符合道德理性的政策。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方东美曾经说，《周礼》是我们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宪法。老百姓怎么管理，里面都有记载。老百姓犯了错误，不要随随便便像商纣王那样用酷刑恐吓。如果是初犯，就要教育，教育不行，就找块石头让他站那儿，而不是把他送到监狱里去。这叫作“耻刑”，就是荣誉刑。大家都知道犯了错是要站石头上去的，所以人们走过、路过看到他，就会自警、自省，有错的就会自觉惭愧，然后悔过认错，重新做人。《周礼》有许多这样的内容，它就考虑怎样使政策人性化。西周以来很注重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重要的。
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那么人跟人之间应该怎么和谐？我曾经有一个韩国留学生，非常向往来中国学习，以为韩国的礼仪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到中国来可以学到更多的礼（在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家，越懂礼就表示越有教养），结果大失所望，不仅见不到礼，就连同学见面打招呼都难看到。尽管他坚持着“早晨好”、“老师好”，但他发现自己是个另类。时间久了，他也同化了。但有一条他仍坚持着，就是看到老师，一定行礼。两年后，他的师兄们到中国来，见到他，说他变了，他很伤感。人与人之间，如果见面能够互相问个好，彼此之间就像有了润滑剂，大家会感到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有礼和没礼很不一样。要建设和谐社会，“礼”是最基本的，否则就谈不上和谐！
第四，人自身的身与心的关系。社会和谐首先是人自身的身与心和谐，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身与心怎么和谐？就要以“礼”来修身。《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其主要内容就是讲修身的。如何修身？说得很清楚，“修身以礼”，“礼”就是帮我们修身的。
“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换句话说，人怎样定义自己？用哲学家的话说，全部哲学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说法。当代有一个学科叫“人类学”。“人类学”又有很多分支，其中有一个叫“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家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一种能够直立行走的动物。考古学家认为，人仅能直立行走还不够，要仰赖大自然生存，就要会制造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可以改造大自然，这才可以称作人。我认为，人跟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礼”，你是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还是按照动物的野性在生活，就看你自己。所以说：“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发展过来的。一边是进化前的动物性，一边是进化后的完善的、道德高尚的君子，作为一个人，处在这两者之间，你的行为是在向前走，还是在向后走呢？当你在食堂里无序插队，在公共汽车上乱挤，当你经常暴露贪婪欲望，总想跟人争斗，这说明动物性还在你身上。对人性不加合理约束，看起来是尊重人性，实际上是把人性降低到动物性水平。怎么克服这种野性？那就需要理性的引导。如果只会穿衣服，心还是跟禽兽一样，那是衣冠禽兽，仍是野性的人。如果每天我们经常想想如何克服这种野性，就会文明得多。
“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yōu］。”（《礼记·曲礼》）麀是雌鹿。什么叫父子聚麀呢？古人观察很仔细，鹿是不讲辈分的，鹿父亲和鹿儿子共用同一个性配偶，聚麀就是聚在一个性配偶上。我们很多人家里养猫，一只公猫和一只母猫交配生产了一窝小猫，用人的眼光看，这是爸爸妈妈与子女，但是猫没有这个概念，不仅小猫之间成年了会互相交配，而且它们还跟爸爸妈妈交配，交配之后又生一窝小猫。这就叫“乱伦”，会产生恶果的。所以有些猫一生下来就眼睛瞎，或耳朵聋，心脏不好的，活不了几天就死了。人类最早也是这样，知其母不知其父，以后逐渐发现近亲结婚容易得恶疾，而且寿命很短。不讲伦理，不懂辈分，不懂得婚姻嫁娶要有礼法，便是人与动物无异。所以人类很有智慧，有圣人就提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现在全国有很多大学，学校周围的房子总有学生租下来，没有任何手续、任何程序就同居在一起，怀孕了就打掉，再换个性伴侣，不以为然，父母也不知道。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自省，自己是不是有别于禽兽？婚姻要有礼，要有程序，要有合法性。人跟动物不就这个差别吗？性解放最后是会带来恶果的。
“礼”还是中国与夷狄相区别的标志。当时的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特别发达。河北省武安磁山遗址距今已有七千余年的历史，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挖出了几百个地窖，地窖里面堆满了小米，但都已变成灰。科技考古研究中有一种叫“灰像法”的技术，能够根据这些灰来进行复原，结果复原出是小米。这些小米都是吃不了存在里面的，有十几万斤。浙江河姆渡遗址也是约七千年前的，若干吨吃不了的稻谷也是这样储藏的。农业民族最大的优势就是丰衣足食。周边的夷狄，那些游牧民族、野蛮民族便会经常前来掠夺，在掠夺的过程中就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博弈、融会出现了。
中原地区的人最早进入文明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生活很讲究。早晨起来要梳头，梳得整整齐齐，梳完以后用一块丝绸或布包好，把它挽成一个髻，再用簪子固定住。男子还要戴上帽子。帽子的缨带上要有玉，缨带打个结垂下来。每天都要这样严格地穿戴后才能出门，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社会的尊重。见到人要问候、要谦让，遇事都要为别人着想。这是一个文明之邦。
夷狄之邦则完全不同。他们进来就抢，后来干脆不走了。那时候土地很多，最初他们就生活其间，于是就有了文化上的交流。夷狄之邦的人看到中原的人不仅吃得好，生活得也特别有质量，心生向慕，也学着用梳子来梳头，洗头，挽发结；看到穿衣服用右手比较顺，他们也改过来，也学着见人行礼，处处仿效。久而久之，夷狄之邦的人就被汉化了。孔子为什么作《春秋》？韩愈在他的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原道》中讲，孔子作《春秋》，是代表了孔子的文化观，他要告诉后人，历史发展应该是先进文化带动落后文化，而不是相反；如果说先进文化被落后文化拖下去，那就是历史的倒退。他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果当时诸侯用夷狄之礼，都不懂我们的文化了，中原的盟会就不会让他们参加。相反，有些原来是夷狄之邦的，跟我们学，“进于中国”，能够做到在文化认同上基本一致，就认为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员了。我们没有民族歧视，只有文化达标。
一部《春秋》是要展示当时的礼与非礼、文明进步与倒退的交错互动的过程。说得非常有道理。这些观点传到古代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上上下下非常震撼，提倡要进于中国，不能让中国人把我们当成夷狄之邦看待，我们要努力地学习他们的礼仪，争取成为中华的一员。所以，举国上下都学“礼”，一直到今天都在坚持。相反，我们现在反而丢掉了“礼”。几年以前，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做节目，主持人问我：“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最近我见到他就问他，‘你觉得中国怎么样？’结果他说：‘韩国人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彭教授，对此你有何评价？”谁都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但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个“礼”已经被丢弃了，而我们古代的东西被韩国学去以后，到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礼”对于每个个体来说特别重要，它是一个渐入圣域的途径。自古以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可以用三个词——“本体”、“工夫”、“境界”来表述。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个渴望认知的“本体”，这个“本体”最终要达到一个“境界”，这里借用了佛教的名词，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有“境界”没有，除了想自己那点升官发财的事情，是不是有想民族的事？有没有人文关怀？一个牙牙学语的“本体”，要进步为一个有“境界”的“本体”，这连接的途径就是“工夫”。这里的“工夫”不是指练武，其内在意义就是学习。韩国人把我们中国的许多汉字学去，包括这个词的古意，他们至今还在使用，还固守着，而我们现在已不用这个意思了。所以，有时候碰到韩国人问他在哪个学校读书，他会告诉你在某某大学“工夫”，用的就是我们的古语。
人要学习什么呢？学习“礼”。“礼”，是知行一体的，学了以后是要付诸实践的。在家、学校、宿舍、图书馆、社会，懂得道理之后要去做的。所以朱熹讲，一个人一生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知，一个是守，懂得一个道理，就要守住它。这中间环节就是“礼”。不断地学习“礼”和践行“礼”，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也许有人会说这套东西都是两千多年前的，离我们太遥远。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多精华可以超越时空，历久而弥新，比如说，人要诚信，要孝顺，要谦虚，等等，这些观点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管社会怎么发展，这些永远都是人类的美德。今天中华民族要腾飞，应该要借助五千年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
最后，我想用庄子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讲演。“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庄子·逍遥游》）一艘大船要在水里行，水一定要深，如果水只有一点点，船是浮不起来的，因为浮力不够。庄子打了一个比方，说拿一杯水，倒在坳堂之上的低洼之处，把这杯水倒在这个小坑里，它能浮起多大的东西呢？几根芥草浮在上面还凑合，如果把杯子放在里面就会搁浅。
中华民族这艘巨轮正在扬帆远航，这中间需要许许多多的条件，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要借助于五千年文明的智慧，借助于五千年文明的丰富营养。如果我们能吸收其中许许多多的有效成分，社会的发展才会更好，也就是我开头所讲的，我们能够给世界提供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不是靠宗教，而是靠社会的公理，靠人类的自律，靠人自身的修养，就能达到自身的和谐，就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一流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