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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历史，言必称三代：夏、商、周。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在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基本奠定，在以后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它只有量变，没有质变。
中国文化以“礼”为灵魂，这是从殷周之际开始的。两三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有过许许多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大多数的改朝换代不是质变而是量变。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次朝代更迭，是殷周革命，因为武王克商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使得中国历史发生了一次最深刻的变化。我们清华的前辈学者、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王静安——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代表作《殷周制度论》中有句名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说殷周之际出现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为什么殷和周的政权更替会导致一个空前的大变革？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朝代。
儒家经典之一《礼记》，共有四十九篇，其中有一篇叫《表记》，比较殷、周的不同，说殷朝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尊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是一个敬鬼神的时代，人们生活在鬼神的阴影之下，被它所笼罩。殷人深信，只要恭敬地崇拜鬼神，就一定会得到保佑。
对此，我们结合一些图片，作些感性的认识。
殷墟王陵区文物遗址分布图
这张图，反映的是河南安阳殷墟——商朝的都城。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七十多年的发掘，收获颇丰。这是其中的一个王陵区。在这个王陵区发现了十二座墓。图上“十”字形或者“申”字形的都是商王的墓，中间最大的区块是墓圹，棺及主要的殉葬品都摆在里面。由于墓圹非常深，有两三层楼的深度，为了把棺、殉葬品放进去就设置了墓道。墓道是斜坡的，从四个方向修，棺、殉葬品便通过墓道被慢慢运到墓底，然后再把它们封起来。我们称墓“中”字形或者“申”字形主要就因它的墓道。四条墓道的，一般是天子的规格，王陵区里非常多。也有两条墓道、呈“中”字形的。只一条墓道的是“甲”字形。至今出土文物中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就出自“甲”字形大墓中。由于中国自古以来盗墓技术非常高，这些墓在考古学家发掘的时候基本已被盗空，只残留很少一点东西，也不清楚是什么年代被盗的。但是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当时的葬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当时，天子或者贵族去世后，照例要用很多人殉葬，把人活埋到墓穴里。墓里有成排的祭祀坑，殉葬者的头被砍掉之后，尸骨便在这里集中存放。现在，殷墟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殷墟王陵
上图是一座“中”字形的大墓。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的。从照片可以看到，这个墓葬的规模非常之惊人，参照下面站的很多参与发掘的人就可看出。
殷墟王陵区墓内的人头骨
上图是一个商王的大墓局部。可以看到有很多被砍下来的人头骨。通常埋葬一个商王，需要在墓道上一排排地摆人头，墓圹中间要夯土，夯完之后，再把人头摆在上面，再夯，然后再摆……据考古工作者统计，有一座大墓所见的杀殉人数多达200余人。
殷墟王陵区祭祀坑
上图就是刚才说到的祭祀坑。里面堆了很多尸骨，都是身首异处的。
考古工作者为了让大家了解商代社会，发掘了一部分祭祀坑。每一个坑差不多埋十个人，每一个人都没有头颅。像这样的坑在殷墟有上千个。
殷墟妇好墓墓圹复原
上图所示是1974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的一座著名的贵族墓——殷墟妇好墓。据研究，墓主人是商王武丁的妃子，名叫“妇好”。不少随葬的青铜器上都刻着“妇好”两个字，而“妇好”这两个字在甲骨文里也屡见不鲜。根据甲骨文记载，武丁的这位妃子十分了得，经常带兵打仗，所以人称“女将军”。这个墓是迄今为止非常罕见的没有被盗过的墓，发现青铜器将近五百件。商代的青铜文明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青铜文化之发达让我们瞠目结舌。
妇好三联甗
这件器皿叫“三联甗［yǎn］”，是国家特级文物。“甗”一般都是单体的，下半部分可盛水烧火，中间有一个箅子，上面再放一个锅，类似于我们现在做米饭、蒸馒头的锅。这个“三联甗”很特别，它把三个“甗”连在一起，长方形部分里面是盛水的，器物下方用于烧火，中间都有箅子，上面的锅可以拿下来，里面可以放食物。
妇好中型圆鼎
上图是一件青铜鼎。类似的鼎，妇好墓中出土许多。鼎上花纹的细部非常繁缛。
妇好鸮尊
上图器皿叫“鸮［xiāo］尊”。做成猫头鹰的样式。其尾翼像一折叠起来的屏风，落在地上与两条腿一起做支撑，形成三足鼎立，非常漂亮。很多介绍商代青铜器的书都用它做封面图。
妇好寝鱼爵
上图是一件酒器，叫“寝鱼爵”。这件酒器有盖子，有一点像爵，但爵一般是没盖的。盖子做成动物形状，可以拿取，盖子两侧有两根柱子，下面是三条腿。据研究，这个爵盛上酒之后可以放在火上加温。可见古人的生活已很讲究，知道吃凉东西会伤脾胃。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这个爵出土的时候，它的底部还能看到烟熏的痕迹。用火加温后再把盖子盖上就不会凉，需要喝的时候可以再把盖子拿开。这件青铜器真是令人钦佩不已。
妇好大型钺
上图是大型钺，类似斧子，也是出土于妇好墓。斧子上的花纹很精美，两只老虎站起来，张着血盆大口朝向中间这个人，似乎想把人吃掉。这个花纹作为一个主题花纹，在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耳上以及其他青铜器上均出现过。
中国夏、商、周三代，约而言之，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一个朝代。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一的《尚书》里，有《无逸》一篇，讲到周公告诫大家，不要好逸恶劳，否则是要亡国的。关于殷商亡国，他说：“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時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严”和“寅”是一种行为，“恭”和“畏”都是一种恭敬、畏惧、戒惧之心，畏天命，守法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即非常小心，如履如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记者问他就职时心情，结果他说：“戒慎戒惧，临深履薄。”正如《老子》所说的“如履薄冰”。“治民祗惧”，是指有恭敬之心、畏惧之心，生怕做不好，不敢荒淫。因为很谨慎，所以中宗才能享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高宗是盘庚迁殷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天子，叫武丁，现存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记载了从盘庚迁殷到殷灭亡八世十二王两百多年的历史，其中有二分之一都是武丁时代的。“时旧劳于外”，这里“旧”与长久的“久”相通，武丁年轻时长期在民间生活。“爰暨小人”，他每天和小民在一起，所以他知道民间的疾苦，他享国“五十有九年”，超过历史上许多皇帝。武丁之后有一名商王叫祖甲，他也知道“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鳏”是老而无妻，“寡”是老而无夫，年纪大了无依无靠，他连这样的人都不敢欺负，所以他也享国“三十有三年”。祖甲以后，商朝就开始走下坡路，“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他之后的那些王即位后，只图享受玩乐，不干正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他们不知道庄稼是怎么艰辛种出来的；“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沉迷于享乐，这种腐败带来严重恶果。“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都是一些短命的君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在位时间极短，有的只有三四年，甚至有暴毙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
商朝最后一个王是纣王。《史记·殷本纪》有很长的篇幅描述他，其中写道：“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如果以今天部分人的观点来看商纣王，可称是个人才。第一，他才思敏捷，“资辨捷疾”。第二，知识丰富，“闻见甚敏”，所闻所见都极敏锐。第三，体质强健，“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此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第四，口才也非常好，“知足以距谏”，如果有人去劝他，一句话就能堵回去；“言足以饰非”，明明错了也能为自己辩驳。第五，声望很高，“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人臣面前觉得没人能比得上他，使其在天下的名声非常大；“以为皆出己之下”，自认是最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要讲素质教育？这就是个例子。一个人光有才能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德性，那么越有本事，就越麻烦，做坏事的能力会比任何人都强，因为没有德能够控制。《殷本纪》这些话，只说他怎么能言善辩，怎么反应快，见多识广，材力过人，唯独缺了最重要的德。而且，除了所谓的才能之外，他“好酒淫乐”，如今的酒文化很发达，也有很多人好酒淫乐——我们要以此为鉴。纣建了一个大金库叫鹿台，为了让这个金库充盈，就提高赋税，要把天下的财富聚敛到自己一个人名下。不仅如此，还收集各种宠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都要。对于鬼神——主要是指祖先——都不敬。制作了一个很大的场地用以歌舞娱乐，“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倮”是古代“裸”字的写法，一帮红男绿女在里面追逐嬉戏，渴了喝酒，饿了吃肉，通宵达旦饮酒。有人不满他的腐败，诸侯也有叛离他的。面对这种状况，纣王不仅没有改过，而是加重刑罚。其中最有名的刑罚，《史记》记作“炮格之法”，有的称作“炮烙之刑”，后人的解释不尽相同，有说是用铜做成一个格子，下面烧木炭，把铜格子烧烫之后，让所谓的罪犯在上面来回走，直至被烫死；也有说是用一个铜的空心柱子，里面用炭把它烧烫，把人绑在上面烫死。总之是一种酷刑。正是这些昏庸无度的行为，商纣王把自己逼到了生命的尽头。
《尚书》还有一篇叫《西伯戡黎》的，讲殷人迷信天命。西伯就是周文王，他看到天下万民都不满意纣王，就想要推翻他，为天下的老百姓除害。西周是个小国。他先试探着把殷王朝的一个叫黎的附庸小国给灭了，看殷朝有怎样的反应。殷有个贤臣祖伊为此非常担忧，就奔告于纣王，说“天既讫我殷命”，天已经要停止我们的天命了，“惟王淫戏用自绝”，因为你的自绝行为，天要把我们抛弃了，“今我民罔弗欲丧”，今天的民众没有不希望把我们推翻的，说“天曷不降威？”老天爷啊，你的威力为什么还不降下来？不料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我这个命是天给的，任何人都奈何不得。他以为能永远统治下去。
商的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的腹地，就是今天的河南。在商的西北有一个古老的民族，称作周。从《诗经》、《史记》、《尚书》可以追溯到周人最早的祖先“后稷”。后稷小时候就喜欢种庄稼。相传大禹治水之后，老百姓没食物吃，当时他担任农师，教老百姓种庄稼。他懂得种植的知识，知道哪里能种水稻，哪里能种麦子，很了不起。到了夏朝，后稷已不在，他的儿子不窋［kū］因太康之乱丢官，到戎狄谋生，一生很潦倒，乏善可陈；不窋的孙子公刘继位之后就重抓农业这一强项，通过经营农业，使得这个民族丰衣足食。周边那些戎狄，看到周人不用天天逐水草而生，种庄稼可以获得好收成，所以都来归附。公刘过世后，他的儿子庆节把都城迁到了豳［bīn］，在今天陕西的彬县、旬邑一带。《诗经》有十五国风，其中就有豳风。这个民族就这样慢慢地强盛起来。
后稷的第十二世孙古公亶父，在周人历史上是个上承后稷、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非常关键的人物。《诗经》的《破斧》篇就是歌颂他的。他在豳一边发展农业，一边施德行礼。周这个民族在司马迁笔下是一个非常厚道、非常有道德传统的民族。司马迁曾举过例子，说当时周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广，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周围的戎狄便经常前来掠夺。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攻打农耕民族，野蛮民族进攻文明民族，是一个普遍现象，打了就跑，来了就抢夺财物。古公亶父非常宽厚，只要有就给他们，同时告诫他们要知道报恩。但这些戎狄得寸进尺，最后居然索要土地和民众。周民急了，都要跟他们打。古公亶父想到，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无谓的牺牲，于是把土地留给了戎狄，自己带着家眷渡过漆水、沮水，翻越梁山，迁到岐山去了。豳的老百姓看到古公亶父有如此高的德行，也跟着去了。以后，周围的许多诸侯小国也都追随而去。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古公亶父觉得文明民族要有规制，便开始建城郭，造宫室，制订礼仪，设立官制，定国号为“周”。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文王。古公在位时非常喜欢姬昌这个孙子，看他聪明，最有天赋，且人品也好，有圣人之相，说：“我的后代当有成大事者，大概就是姬昌吧！”但是周人的传统是长子继承，所以要传给小孙子的概率非常低。古公亶父很是着急，成天唉声叹气。太伯、仲雍明白父亲的心思，为了不让老人家失望，便商量好逃跑到了荆蛮，就是长江下游这一带，这在历史上叫“太伯奔吴”。俩人到吴地以后，“文身断发”，以此来让避季历。按照周人的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有罪。如今他们已经“文身断发”，周人即使找到他们，也无法立为君王。吴地百姓要下水捕鱼，头发太长会把眼睛遮住，水里有蛟龙，会吃人，他们便与当地老百姓一样把头发剪短，并在身上刺画花纹。由于太伯、仲雍的谦让，王位最后传给了文王，也就是当时的姬昌。
姬昌一手抓经济，注重农业，一手抓道德，尊道守法，“笃仁”，很切实很努力地去行仁，并且“敬老”、“慈少”。这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做到的。根据民族学资料，有些民族会把年纪大的、没有生活能力的人背到山里扔掉，特别是对于濒死的老人，认为死在家里很晦气，要扔出去。中华民族尊老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人人都会老，老了以后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怀和尊重，这是仁爱之心的表现。文王把这种仁爱推及万民，对于有能力的人做到礼贤下士，因而吸引了很多人才。当时一些有名的知识精英，如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等全都跟随他。这叫良禽择木而栖。即使远在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东南）的伯夷、叔齐，也都追随他，可见文王的名气之大，影响之广。这时有人告诉纣王，周要崛起了，对我们威胁很大。纣王一听很不安，就下令把文王抓起来，没有什么罪名的，把他关在一个叫“羑里”的地方。羑里就在今天河南汤阴附近，至今这个地名还在。周人一看文王被抓，便通过纣王的下臣送去美女、宝马、珍奇，以交换文王。纣王很高兴，不仅把文王放了，而且还任命文王为西伯。“伯”就是长，东、南、西、北的诸侯之长称“伯”，西伯就是西方的诸侯之长。西伯想到如果纣王再这么凶残，老百姓将不堪忍受，尤其是那“炮格之刑”，就跟纣王说，我愿意把洛西之地送你，唯一的条件就是把这个酷刑取消掉。纣王觉着占了便宜，爽快地答应了。消息传开之后，俩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昏庸，专门用刑罚对待百姓；一个仁爱、宽厚，总是为天下百姓考虑。周从古公亶父开始倡导道德传统，颇得人心。人同此心，人人都喜欢有德行、德行高尚的人。
北京市在成功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提出一个口号叫“人文奥运”。“人文”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周易》的《贲》卦，其中有句非常经典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古代，农业社会靠天吃饭，要上观天文。《尚书》第一篇是《尧典》，《尧典》就讲到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羲和四子观察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情形，掌握四时的变化。然后依据时节进行预报，使老百姓能够按照农时，及时播种、培育和收获。唯有如此，才有年成的丰稔，社会的稳定。
但是，仅仅抓经济是不够的，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人有精神家园，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如果精神问题解决不好，即使人富足了、吃饱了，也会有隐忧。目前，社会上有不少腰缠万贯的人，经济上很富有，但精神上很空虚，这钱一多，吃不掉，花不完，怎么办？就去澳门赌博，包二奶。如果富了之后人都失去了人文的方向，社会便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发展经济更难解决，所以还要观乎人文。除了观天，还要观人，要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何，追求什么，考虑什么，关心什么，儒家意识到要对老百姓进行教育。孔子有个思想叫作“富而教之”。《论语》说，孔子和他的学生驾车到卫国去，一进城门看到人头攒动，人口很多，经济很发达，孔子就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学生就问：“老师，人口发展到这么多，应该做什么呢？”孔子就说：“富之。”如果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他的精神状态也肯定好不起来。“富之”，就是要让人过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学生又问，如果富起来了怎么办？孔子说“教之”。这就是“富而教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的精神风貌。
如今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观光”。这个词出自《周易》的《观》卦爻辞，原文是“观国之光”。下面我说一个典故。殷末周初，有两个小国，一个叫虞，一个叫芮（前年我们在陕西韩城发现一处周代的遗址，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有“芮”这个字，有人推测，芮国当时就在这里）。这两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要开疆拓土，但是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这两个国家中间有一块归属未定的土地，双方都想要，各不相让，争了好几年。他们想到文王很有德行，最没有私心，最公正，就想着让文王来评理。两国的国君相约来到了周，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的景象：“耕者让畔”，种田的人开荒到了中间的地方，就互相谦让；“行者让路”，在路上大家彼此礼让；到了朝廷，卿大夫不争私利，相互让贤。能够有这些精神风范，一定是这个民族的人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道德浸润，而文王正是表率。在文王的带领下，国内的人民都崇尚道德，在这里，道德便体现为一种礼，体现为一种恭敬。这两个国君看了非常惭愧，就说：我们所争夺的，正是周人所耻辱的；像我们这样的小人，哪配登君子之庭？俩人匆忙返回自己的国家，互谅互让地解决了彼此的土地纷争。这件事史书上称为“文王决虞芮之讼”。我们在古代地图上还能找到这块中间地，名叫“间原”。
文王并没有出面，却解决了虞芮之讼，这事震动了天下。事后，有四十多个诸侯表示要归顺他，让他出来当王。文王推辞，说还没有取得天下。大家就说天命已经在你身上，你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不用出来说话，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研究西周历史有个非常奇特的问题，就是西周的历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地说是从武王克商开始，武王把商纣王推翻，建立了西周。可是，从这些年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看，这些铭文追溯周朝的历史则是从文王开始的。那时，周人坚信，尽管文王还没有取得天下，可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大多数的人心都已归向他，称他为王了。从中可以看出，周人不是突发奇想“制礼作乐”，而是固守着自己的道德传统；同时也看到，上天是不会帮助腐败、失德之人的。商朝的人重视祭祀，觉得对鬼神要谄媚，把最好的东西献出来，一次几百头牛、几百头羊，还砍掉很多活人的头去祭祀，以为鬼神一定会高兴，可是上天看得明白，如果你太坏，就会终止你。所以我们要讲人文。程颢曾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读书可以让我成长为德性高尚的人。
得人心者得天下。武王克商，师渡孟津，他没有去号召，结果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他得到了人心。纣王听到后就开始陈兵牧野（牧野在今河南新乡西南，现在还有一个村子叫牧野）。据史书记载，他动员的军队有七十万，而武王虽然号称有八百诸侯，但实际人很少，不足十万，是不对称的战争。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人心。商纣王的七十万士兵不肯打仗，他们不愿意为商纣王卖命，结果商军阵前倒戈，引领周军攻入殷都。纣王自焚身亡。
克商之后没几年武王就去世了（据现在的研究大约是四年，书上没有很确切的记载），而当时他的儿子成王尚在襁褓之中，没有能力去治理天下。这时被灭国的商朝贵族蠢蠢欲动，或想叛乱，或已采取行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周公毅然决然地站出来，辅助成王摄政，自己却不当王。其实，按照资历他完全可以当王，但周公至公无私，受命于危难之际，制礼作乐，他“一年救乱”，即平管叔、蔡叔之乱；“二年伐商”，讨伐作乱的商朝贵族及殷遗民；“三年践奄”，奄在今山东曲阜那里，那里有人要做王，于是加以平息；“四年建侯卫”，建立封建诸侯一整套制度；“五年营成周”，周的都城在镐京，离东部殷遗民太远，鞭长莫及，便在今天的洛阳附近营建成周，便于对东部地区的控制；第六年他“制礼作乐”，开始从制度上巩固对于全国的统治；七年之后成王长大了，就把政权交还给成王，自己继续当臣子。
周公庙“经天纬地”牌坊
周公庙“制礼作乐”牌坊
周公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他的“制礼作乐”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以道德治国，以礼和乐来治理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甚为深远。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用道德而不是靠宗教把上上下下维系起来，“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清华上课时有同学问我：“老师，你看古希腊的神话那么灿烂、那么丰富，再看看我们中国的神话，都是什么呀！”我说这恰恰是咱们值得自豪的地方。因为商朝处在神话时代，同时期的古希腊也处在神话时代。古希腊直到我们战国时才开始走出神话时代，从西周到战国，有八个多世纪，古希腊的神话发展了八百多年，而我们中国在西周就走出了神的阴影，脱离了神话时代，进入了民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全世界是最早成熟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大家不妨读读《尚书》，读了之后，会觉得眼睛一亮。《尚书》有一篇叫《酒诰》，周人把殷遗民的叛乱镇压下去后，要派最得力的人去那当诸侯，周公就派了他的弟弟康叔去镇守。行前，周公对他作了三次训诫，其中的一次训诫就被完整地收录在了《尚书》里，就是这篇《酒诰》。商朝的人酒池肉林，喝酒是有名的。周公告诫康叔，商朝怎么会变成废墟的？就在于失德、酗酒，喝酒的腥臭都冲到天上，上天都闻到了，怎么会不惩罚它？你到了那里不许酗酒，平时不祭祀的时候不能喝酒，即使在祭祀的时候也只能象征性地少喝。殷人祭祀的时候，上百坛的酒摆在那儿，祭祀完了全部喝掉，喝到大醉为止。周人规定祭祀时喝酒，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嘴唇在酒器口沿上沾一下，不喝，这样从早祭到晚也不会醉。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在《酒诰》里，周公还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我们要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不要把水当镜子，当以民鉴，要把老百姓当镜子，要把老百姓的感受当作检验得失的一面镜子。这话说得何等好啊！
从《尚书》、《左传》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已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主流。《诗经·文王》说“天命靡常”，天命不会总是固定在你头上，你若不行，天的意志就会转移。周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通过老百姓看昏官、贪官，老百姓看到的，天也会看到；“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听到什么，天就听到什么；而且“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会听从百姓的意志。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对此，我深信不疑。林彪、“四人帮”横行那时，谁会想得到？一位是写进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另一位还是第一夫人，老百姓虽说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动不得他们。然而世事难料，历史就通过某种方式，把老百姓想要说的话说出来了，想要做的事做出来了。这就叫作“多行不义必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