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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治国理政是今天我们党所肩负的时代使命，为什么还要强调“治国必先治党”呢？事实上，正是因为要破解治国理政的难题，才要把治党问题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
首先，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的领导核心，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因此治国必须先治党。
中国共产党和政权的关系史，和欧美许多国家不一样。比如在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都还没有成型的政党。它们的政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后，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为角逐政权中的地位而建立的。中国则是先有政党，后有政权。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后，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得政权。因此，欧美这些国家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它们竞选中获得的票数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则来自这个党为人民当家作主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来自这个党掌握政权后全心全意为服务所做的一切，也来自这个党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能够自觉地为人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仅是一个执政党，而且是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核心。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重要，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也非常重要。
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党的领导”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漫无边际的主导范畴，而是有具体内容和具体边际的政治范畴。江泽民同志曾经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他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这里，请注意两点：一点是，党的领导纵向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三条管道，横向是国家和社会两个领域，这一点决定了在治国与治党关系问题上要首先治党；另一点是，党的领导不是由党包揽一切。这里的几个动词是有分寸的，党的领导在大政方针上是“制定”，在立法上是“建议”，在重要干部人选问题上是“推荐”，在思想宣传问题上是“进行”，在党组织和党员作用问题上是“发挥”，在依法执政问题上是“坚持”，这就确定了党的领导的边际，即党可以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但该由国家政权机关立法的、选举的，都由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江泽民同志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党过去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为了使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党必须加强对自己的监督。这也决定了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对国家实施科学的民主的领导，同时也要防止党的干部以“领导”为名滥用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治国必须先治党。
这里，还需要指出，在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过程中，由党直接发挥作用的方面，诸如“制定大政方针”“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等方面都是在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如果党犯错误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我们讨论治国和治党关系问题时，党在这些方面的治理正确与否，会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效果。比如党的路线问题，既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由于路线的错误，不仅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和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同时还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还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还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敢地挺身而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党的路线破题，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三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在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基础上，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组织路线。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党的治国路线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党的治国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治国兴国最根本的问题。回顾历史，邓小平带领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邓小平抓党的建设，也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研究邓小平的党的建设思想，不能离开这一历史进程和历史特点。拨乱反正，是因为有“乱”。从表面上看，是乱在社会；从实质上看，是乱在党；从根本上看，乱就乱在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路线出了大问题。因此，邓小平在治国的时候，首先抓的就是整党、治党。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
同时，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党在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又决定了党的建设和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因此治国必须先治党。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党发出的警告，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对于执政后党面临的考验，是有预见的，是清醒的。但是，预见不等于能够阻止问题的发生，清醒不等于已经找到问题解决的办法。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是犯了许多错误。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治国兴国的最根本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和深入的过程中，他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全局性的大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他强调党的十二大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这个揪心的问题的回答并不十分满意。时隔12年，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还言简意赅地说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80页。）
在应对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深入思考和研究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党的历史方位”理论。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536~537页。）与此同时，他指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注：同上书，282页。）。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变化是“外因”，党的队伍发生的变化是“内因”。“外因”通过这样的“内因”，使党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活力不断增强，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党风问题日益突出、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使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有的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官僚），有的从“社会公仆”变为某些利益集团和家属、亲朋好友或情人的“私仆”，走向党和群众的反面。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272页。）
应该讲，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党的主流、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否则，无法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党的清醒，不仅体现在对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肯定上，更体现在对党所面临的考验和挑战的重视上。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提醒全党：“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这里，提出了党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面临着“四大考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在再次强调这“四大考验”的同时，又加上了“四大危险”，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研究治国问题，必须先研究执政党问题。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治理问题，不仅要搞清楚我们的党情，包括我们党的主流和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从这样的党情出发从严治党。这也就是为什么治国必须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原因。
总之，作为执政党，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是要带领人民治理好中国这个历史悠久但又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又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国共产党勇敢地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就是为了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治理好中国，发展好中国，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对于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更是人民对于我们的期待。为不辜负历史、时代、人民的重托，中国共产党清醒而又明确地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的自我要求。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把这一重要思想落到实处，在党的十八大后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下了一个先手棋，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