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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包括本国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得的物品），都来源于国民的劳动。
国民生活供给情况的好坏，取决于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大小。这一比例对任何一国国民来说，都受制于两个因素：第一，本国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第二，本国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大小。不论该国的土壤、气候和面积状况如何，国民生活供给情况的好坏都由这两个因素来决定。
另外，国民供给情况的好坏，似乎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个因素。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区，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供养自己和家族内因老弱病残而无力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着有用劳动，以尽可能地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过，因为资源贫乏，生活贫困的他们迫不得已——至少被认为是迫不得已——不是直接杀死自己的老人、孩子或长期患病的亲人，就是遗弃这些人，任由这些人饿死或者被野兽吞食。相反，在繁荣而文明的国家里，许多人即使根本就不从事劳动，他们消费的劳动生产物也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甚至高达十倍乃至百倍。因为，这时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多，可以充足地供应给所有人，包括那些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这些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勤勉节俭，都可以比那些未开化的人享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是如何得以改良的，劳动生产物又是按照何种顺序自然而然地向社会各阶层分配的？本书第一篇主要讨论这些问题。
国民在运用劳动时，如果实际劳动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这三个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无论这三个条件处于何种水平，供给情况的好坏都必然取决于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无论在任何场合，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大小及资本用途呈比例，这一点将在本书的后面进行论述。
本书第二篇讨论的是：资本的性质，资本累积的方法，以及因为资本用途不同其所推动的劳动量也不同。
随着劳动运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的不断掌握，不同的国民采取了极不相同的计划来实行对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这些计划对于增加一国生产物的有利程度不尽相同。有些国家特别鼓励农村产业，而另一些国家却鼓励城市产业，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偏不倚地实行过均衡发展各种产业的政策。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各国都实行了比较不利于农村产业而有利于城市产业的政策，即鼓励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们为什么采用和规定了这些政策？这就是本书第三篇的主题。
这些最初也许是被特殊阶层的利益与偏见左右的计划，最终还是得到了实施。但是这些计划对全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却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更不用说预见了。因为这些计划的影响，出现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也有人认为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同的学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但相当大地影响了学者们的意见，而且左右了君王和国家的政策。在本书第四篇中，我将尽我所能地对这些不同的学说，以及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解释。
总之，本书前四篇说明了国民的收入是如何构成的，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每年供应给国民消费的财富的性质。本书最后一篇，即第五篇，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第五篇中，我尽力说明以下三点：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是什么，其中的赋税来源，哪些部分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些特殊阶级或成员；第二，怎样募集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各种募集方法的利弊大概有哪些；第三，近代各国政府几乎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发行公债，原因是什么，债务会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真实的价值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