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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日本研究中的另类思考

人们看到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严重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日本属于长期稳态社会。从1991年日本进入衰退的20年(也有说是“失去的20年”),却一直是日本最稳定的时期,既没有高失业,也没有社会动乱,哪怕10年9换相,不论自民党党内派系斗争复杂还是执政党轮替,其政治和社会也还算是稳定的。

现在很多人想当然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日本自身的问题,而是从西方的所谓先进制度出发,来反观落后的亚洲,但这只是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研究。

其实,我只是希望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把日本这幅图画尽可能画完整。还请各位注意,我讲的主要是这些年多次去日本,到处调查研究和与人交流形成的粗浅看法。

(一)从日本的视角看东亚地缘战略格局中的日本与中国

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分析视角,因为中国很少有人从日本自身的角度看日本,特别是从日本自身的发展历程看日本在东亚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关系演变。

大家应该看清楚的是,在西方人长期推进殖民化以来,在包括东亚的这个西太平洋扮演主要角色、纵横捭阖的,从来都不是中日两国。

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历史关系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乃至于二战期间和二战前后的很多涉及中日关系的地缘政治问题,背后都是一方是英美势力,一方是俄德势力。

由于一战德国战败之后不能搞军重工业,遂转移产业投资到俄罗斯。因此二战前的德俄在客观上具有某种产业联盟关系,都不可能就范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只是由于二战之初德国打下的整个西欧都属于产业同构、缺乏能源和矿产,才不得不向东进攻俄罗斯。殖民主义列强纷争的产业资本阶段内涵性决定冲突性质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日本,而日德两国二战的境遇相似。日本20世纪30年代本来受到美国军火支持,先向北去打苏联,却败于诺门坎战役,这才回头向南。也是打下中国东部沿海没有得到能源和原材料,但却已经得罪了欧美,遂不得不与欧美为敌进攻东南亚占据能源通道。

从19世纪中叶东亚遭遇殖民主义侵略和瓜分至今,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仍然有很大作用或者影响。所以,在这块版图上先列强、后大国上演的一幕幕,都不是用中日两国关系变化就可以简单概述的。

因为,东亚近代历史本来就是一个西方大国博弈的历史,无论是从列强纷争,还是到双寡头控制,再到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与俄罗斯再度崛起在东亚的互动。

此外,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原住民国家,是单一民族而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别忘了日本人在尚武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日本人自以为是西方推进殖民主义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有色人种打败了白种人的国家!第一个打败的是俄罗斯(当然是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个打败的是欧美,二战初期日本人打败了整个西方在东南亚的势力,一直把他们打到印度边境去。日本人认为,在整个殖民主义历史上有色人种都是被白人欺压的,能够打败白种人的只有日本。所以,日本对战争认罪的人远不如内心深处保留民族骄傲的人多。

在美国使用核武器才造成日本承认军事失败之后的全球经济大战中,日本作为一个几乎没有资源和没有殖民地的外向型工业化国家,长期位居世界经济第二。虽说GDP赶不上美国,但日本1990年制造业主要产品总量曾是世界第一,泡沫化程度远比美国小得多。从这一点看,日本人也有理由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没有“愤青”情怀,客观分析日本政治上的自傲内涵和社会上的超稳结构,才觉得那都是一般中国人不可想象的。

据此,我认为,对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的情况,中国都还没来得及认真研究。

我在很多内部讨论中都讲,日本是世界唯一的20年零增长但却不发生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的国家,唯一出过的一件算比较大的事儿就是那个制造了地铁毒气事件的麻原彰晃。

如果按照中国思想界沿着“左派幼稚病”的犯病传统下激进地纳入资本原教旨主义发展路径的不可逆趋势,来预言如果中国人在遭遇20年零增长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堪的状况!

我们研究日本,无权从中国高增长现状或者欧美的制度出发,片面地评价甚至指责日本的政治经济如何糟糕,应该承认它有很多的仍然保留下来的东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现在像这种站在欧美的立场上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以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日本。

以上分析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方面。

但是,日本还有另一方面,中国人即使研究了也很难借鉴——主权缺失条件下的实用主义对外战略——日本、韩国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客观造成的主权不完整国家,却得到了美国与俄罗斯对抗的地缘政治中“搭便车”转嫁外向型经济巨大代价的历史机遇。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危机比较研究的一个内容,即:希望了解日本自工业化以来有过多少次经济危机?什么表现?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代价是怎样转移的?

大家知道,所有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只要没条件对外殖民,在其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不仅都有经济危机,而且只有能把危机代价转移出去的国家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就跌入了所谓的现代化陷阱!

很可惜的是,几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跌入了现代化陷阱,没爬出来。

日本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时代师从西方,日本使团虽然遍访西方,但发现西方模式不可照搬,遂做了“师从德国”的选择。并且,主要是靠集权政治+军国主义打败了中国、霸占朝鲜半岛及台湾岛之后,再进兵满蒙,靠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这才完成工业化的。

因此,它在早期的军国主义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不属于以内向型积累为基本特征的东亚模式。并且,日本搞这种外向型工业化就得路径依赖地“脱亚入欧”介入列强纷争。只是命运多舛,后来被欧美打回原型了,所以它脱亚入欧走殖民主义道路的第一场“日本梦”变成了噩梦!

那怎么办呢?在美军占领条件下顺势而为,变成了“仰赖欧美”,在积极地配合美国制衡亚洲、抗俄抑中的战略中,极端实用主义地巩固这种从属关系,从中获取巨额战略利益。

于是,无论日本怎样长期排位世界老二,美国也不会打压势同手足的日本。

不妨看它二战以后的发展路径,因为它不可能挣脱开欧美二战之后对它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全方位控制,于是形成了一个以放弃主权完整为代价的“搭便车”过程——紧跟美国,利用美国以日本作为东北亚的最大军事基地来保护整个地缘战略防御圈,不仅节省了日本如果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几乎所有必须支付的政治、军事开支,而且,还极大节约了日本的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不用按照西方的殖民化模式占有世界资源和产品市场,也就不必遭遇殖民地反抗运动,更没有美俄那种意识形态渗透和斗争、颠覆政权、出兵干涉,甚至局部热战等大国崛起势必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外部性问题。

所以日本战后的再工业化,乃至于达到和维持着全球第二位,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是相对最低成本的。其国际形象,也比中美俄都好得多。

我之所以强调说中国不能借鉴日本经验,是因为:只要在全球老二的地位上就必须向老大支付巨额赎买成本,甚至支付成本也不得不面对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法西斯主义强权诉诸军事冲突的“极端形式”;而当中国不仅成为老二而且主权相对完整,那就势必成为“被敌对”国家!

这个中日两个先后当老二的国家之间的客观异质性,搞得中国人的精英集团很囧。再怎么一厢情愿地去搞适应老大的“顶层设计”,也无法直接改变中国这种客观具有完整主权国家的基本属性。这也是越深改越触及主权问题的内因。

(二)日本的两个真实经验值得做客观研究

接下来,我们再看构建日本稳态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有两大块算是支撑。

既然提出要把日本这幅图画画完,往往是这个图画的角落起到支撑作用的部分,是人们很少关注到的。

第一大块,就是国内稳定上坚持重农主义的基本制度,内生性地形成土地均分制度派生的小农+村社为基础的内部化机制。

这个世界上真正全面完成了村内土地的均等化分配的,只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而且都有暴力背景。也就是说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土地这个基本财产制度上,是彻底实现了平均分配的。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亚洲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一般找不到类似的基本制度。

因此,东亚可以产生一个连带的、但是很少有人分析的组织现象: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的农村高度组织化特征,无论是日韩台的所谓农协、农会模式,还是中国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模式,还是越南的所谓村集体模式,乡村的组织内涵和层级大都是一致的。由此,也都是通过“综合农协”(日本称为JA)这样的农村高度组织化来形成村社制度内部的群体理性,而这些群体理性,也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效地内部化处置了外部性风险。

基于组织化才得以运作的所谓村社内部化机制,本来属于“东方理性”的基本经验,大多数研究东亚的中国人却很少谈到。

我们最近这几年开始组织中日韩的比较研究,从根本上来看内部化机制主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们说相对于国家稳定这个大局而言,土地均分制是基本制度。这在日本至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像中国这么大张旗鼓地鼓励外资内商进入农村占有土地这种事情,是极其愚蠢的,而在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绝对禁止的。日本连一般的地方自然人都严禁占有农地、若自然人要进入农业,必须经过考试、履行一定手续,因为日本是一个农业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这个资源短缺到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清楚的,同样韩国人也是清楚的,只有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家们和学者们才是糊涂的。

我们只能说:这是东亚稳态社会体系中的一只脚,这个脚跟稳不住就出大乱!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只脚在自断其足。

我们刚才说两脚支撑日本,这第一只脚就是平分土地之后的综合农协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不搞条块分割,把农业的产加销,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超市、餐饮甚至医疗卫生全放在一个大系统内。没有中国这种条块分割互相摩擦造成的过大的制度成本,95%以上的农户加入综合农协,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等给农民的好处,通过一个农协系统下达。然后,农协可以广泛地开展多种经营。在农村办超市、办饭店、办旅游、办金融、办保险,一概免税,法律规定50%以上的收益,返回给小农。这是日本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理性。这在东亚社会本来都是普遍存在的。

而与中国最大不同的,其实是第二块,就是日本的所谓综合商社为名的财阀垄断模式。

如果能够去意识形态化地看东亚财阀模式,或者从国家长期安全看,确实具有一定的整体稳定性。其与中国之不同,主要是其海外投资战略配合日本央行对外转嫁危机成本的一致性。我们中央现在对付西方金融危机成本转嫁的办法主要是以国家信用对冲——国内印票子,通过制造温和通货膨胀来向社会转嫁外部性危机。而中国在经济领域接下来的一种可能趋势,也许是国企集团向东亚财阀模式转型。

这个说法我曾经在上海讲过,马上就被那些唧唧喳喳的人误解为我认同日本财阀模式。

其实,无论我们如何主观评价,日本这第二种制度,也许与体改研究会秘书长S七八年前就曾经寄希望于中国的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群体结盟以形成一个精英治理模式可有一拼?在日本的政治领域,直白地说就是官、产和黑社会结盟。如果日本知识界也得遵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那么附在这种皮上的知识分子就只能犬儒主义。

把我分析的日本稳态社会的这另外一只脚画上,有什么道理呢?

日本社会20年经济零增长却仍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其实是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政商结合+黑社会“合法化”参与财阀合谋,共同维护着六大财阀控制全国经济。

客观地讲,人们如果愿意去西方话语地看东亚的话,类似日本这种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在韩国、在中国某些地区,包括在中国台湾,都能找到类似的形式,虽然内容上未必完全一致。

至于意识形态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与我做的客观经验的归纳研究无关。

人们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东亚各国的经济体制类别有很大的相似性。

日本城市中六大财阀和农村经济中的综合农协都具有内部化机制,其存在前提是它们得以分割控制全国经济。那么,就得涉及这种财阀制下的企业微观制度,那就是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外部性的所谓“年功制” 。企业内部当然不是充分竞争的,但这种内部论资排辈起码有稳定企业雇佣关系、长期维护员工忠诚度的作用。

说到此,算是把我认为应该注意的两只脚画上了,请你们批判。

再明确一下我的分析。

日本得以在20年经济危机和萧条打击下长期稳定,靠的是基本制度中的两个结构性支撑:其一是土地均分制+高度组织化,其二是财阀制度+企业年功制,二者都带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

此外,就是东亚地缘战略中的极端实用主义——紧密结盟美国——战略性“搭便车”带来外部性成本极低的巨大利益。

这些,就是资源极度短缺的日本靠外向型经济再工业化迅速崛起、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国却没再次在世界树敌的基本经验!

(三)大国战略演变与日本参与东亚一体化的可能性

对中日两个经济体来说,实现区域整合的机会还没到。假如排除东亚地缘战略中的西方强权控制而只讲中日互动关系的话,目前大家都有些思考,已经看到了机会到来的曙光,当然是积极的,但不能以此为判断依据。所以,我认为机会还没来。

先回应一下W说的板块理论。其中,第一部分关于中国到底和欧盟、日本、美国至今的关系有什么摆布,W对欧盟的态度是一贯的,认为是敌人;对美国的态度也是一贯的,是正在朝友好的方向发展。所以,W现在提出这个战略就是南分北和、东连西进,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地缘战略摆布。W在说这个战略之前,谈到日本未来发展态势,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判断依据,第一个是经济上的,主要讲的是日本的贸易赤字和储蓄率下降,第二个是社会上的,那就是人口老龄化。但有一个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引,那就是日本是目前发达国家中综合债务对GDP比重最高的国家,并且是长期最高。这三点似乎都是不利因素。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日本高债务跟其他国家不同,除了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对日本财政金融支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看到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以前的列强纷争到战后变成双寡头地缘战略,于是在战后同步推进的是双寡头的“双雁阵产业转移”。美国对西欧和对日本做雁阵式的产业布局,那么苏联也是向东欧和中国在做产业输出,双寡头都试图完成地缘战略的控制。也就是说,假如这个产业资本阶段上还是传统的地缘战略控制的话,那么美苏这两个产业输出,相对而言都是构成冷战对峙格局的战略条件。

接着看,后来的麻烦出在哪儿了呢?

在于美国人完成了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形成了雁阵式的地缘控制,乃至于后来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东亚就变成美元湖,而这个美元湖原来最大的短板就是中国大陆。但,因为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跟苏联交恶,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双方敌对,使苏联没有完成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只对中国转移一部分就不仅草草结束,双方之间还发生了对抗。其客观演化的结果,最终是中国补了西太平洋美元湖的短板。

再往深了说两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美国操作币缘战略于欧亚大陆,用的是两只“把手”:一个是欧洲边缘的岛国英国,另一个就是亚洲边缘的岛国日本。英国在二战以后客观上让出霸权地位,但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本身仍然是一致的,因此构建的是通过英国制约欧盟的“把手”,内涵是传统的盎格鲁-美利坚全球战略体系。而日本则有所不同,主要是二战之后美军掌握日本军事命脉。而美国凭借军事强权扩张同时又赋权于国家信用体系扩张的内在作用,派生出当美国完成军事掌控的时候,其实也就客观构建了日元跟美元之间依靠美国军事强权维护日元信用体系的战略结盟关系。例如,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贸易顺差和长期债务率高的时候,其跟美国币缘战略是互动的关系。

刚才为什么说对日本而言机会没有来?

日本作为美元币权经济操控亚洲或者操控所谓西太平洋美元湖的“把手”这种战略作用,依然是非常强大的。我刚才提到的日本靠外向型经济长期以来只能搭美国便车才有巨大收益的分析。我认为,日本会一直抱着这个大腿,直到抱不住才算完!

因此,我说的日本的机会没来,在于这种日美互动关系的收益大于成本,日本才一定要把美国大腿紧紧地抱下去。所以,对它来说自主选择的战略机会就还没有来。

如果还是按照W的说法,那我这个东亚分析,客观上带来了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的机会也没来。直白地说,对日本来说还得继续抱下去,对中国来说可能刚遭遇怎么也抱不着的结果。

还有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不太成熟的判断,就是中美现在由经济而政治的关系变化。

以往的经验是,中国对美的双重输出:通过出口更多造成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形成中国顺差,再大量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导致美国的资本账户更多顺差。这两者都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化,被中美双方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是构成G2的战略相关性的基础。

但是,现在看来有变。主要是美国从中国得到的低价格消费品、极大压抑其国内通胀率,使得跨国公司得到长期维持低利率的资金,反过来以极低利率的巨额投资投入中国,不仅直接得到中国高利率、低汇率的制度利益,而且几乎控制了中国外向型战略产业,这使得美国通过债务融资,反过来成为在中国投资的债权。这个债务演化为债权的间接收益是美国在华公司盈利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0%显著提高到新世纪的超过30%,客观地造成道琼斯指数表现良好和美国经济复苏。

这些中国对美双重输出,虽然有利于代表金融资本的美国共和党,但却当然不利于在大选年试图从99%的反抗华尔街的百姓中争取选票的民主党。当前,奥巴马借贸易保护主义诟病中国和力促国内就业的经济政策,配合不顾一切地向中国转嫁即期政治成本,成为竞选策略!这些,恰配合了整个西方危机期间急着找到成本转嫁对象、在国际国内各种问题领域对中国意识形态化的全面进攻。这些紧迫的情况,已经不是中国多做“双重贡献”、努力维护美国大资本利益就能单方面奏效的。更何况,中国低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确实越来越明显。

总之,中美以往靠大资本构建的战略关系本来还可通过利益集团的对话勉强维系,但近年来因金融资本危机的全球深化而导致核心区越来越不顾长远地对外转嫁危机代价,遂致近期中美关系被偶发性事件生变的可能性增大。 W2Kfnav5/owSq+NdyNWQQtqCJpxSg5vUHfGYZM2dY/ZCa0Zu46RbWBHfFCu1x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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