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纪之交已过10年，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没有如期完成联合国制定的、各国领导人郑重签署的“新千年计划”。更吊诡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却越来越成为西方带领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流话语批评的“靶子”！甚至国内外谁都可以凭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邯郸学步般地跟从西方话语的主流中国人也恨不得自断股肱……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就成了中国人能否有效地把中国经验从特殊论提升到“一般论”的理性高度的重大话语权问题。
于是，今天的题目是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因为，虽然世界上的政府负债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但那些因长期忝踞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其次，自从华盛顿共识问世，人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其规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世界只有20%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为主），已经进入现代化，另80%的人口（有色人种为主），很难再进入现代化。另外的派生内涵是，因为20%的人口享受现代化就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不可持续，再让另80%的人进入现代化，地球环境就无法承载了。基于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共识，无论中国怎么说和平发展，人们都不信。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进入现代化，就改变了华盛顿共识，世界就不再是二八开这个被称为自然界“黄金分割定律”在人类社会的约束，就被中国人突破变成了四六开。由此可见，无论中国人是“乖”还是“张”，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会自发抗拒中国进入现代化。
再次，当人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需知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全球金融化。金融化进程中，人们都看到的资本化是一个方面，但资本化的前一个方面是货币化，没有相当强势的政府印刷出纸币并“赋权”于货币信用的货币化加速度过程创造大规模货币增量，金融资产总量不会如此短期就大规模提升，这种依托政治强权的金融资本所主导全球的资源资本化，也就不会有强势地占有资源转化收益的工具。
因此，人们需要分析，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不是教科书上讨论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政治强权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和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而制度性贫困，则是与这种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转嫁与生俱来的。
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五个字：成本转嫁论。亦即，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不断累积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
这是个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理论创新。
从这个客观研究反过去找理论资料的时候，就找到了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这属于一个讨论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提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这个基本框架可以做我们分析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工具。此外，则也承袭了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与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已经属于最具革命性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这些理论更具批判性和现实性。
制度经济学之于新古典经济学而具有革命性的原因，是将微观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过去不纳入的制度甚至文化等基础性因素吸收到经济学框架中了，虽然其目的是据以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但毕竟有从“经济脱嵌于社会”内生的幼稚向“经济回嵌社会”的成熟有所回归。
诚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被认为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易于被新古典理论体系接受的，是认为制度变迁产生增量收益。在中国较早用制度学派理论研究改革、并为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识”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林毅夫教授。20世纪80年代，林毅夫从海外归来与国内学者合作主持研究项目，证明了因农村制度变迁创造的农业增产占的比重约为46%，此后，这种“制度收益论”成为中国政治家及经济家都乐于接受的主流观点。
但，虽然“有多少收益就必有相对应的成本”只是个基本常识，却很少有政治家和经济家愿意讨论制度成本。
由于，我的实证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农村试验区，按照试验法的原则只能“不断证伪才能接近客观真理”，在这种不断证伪的试验过程最初我只归纳为“制度成本论”。后来更多做国际比较研究时才进一步意识到，发现制度成本并不应该算是我的理论创新；而发现占有制度变迁收益的利益群体把制度成本不断对下做层级转嫁，而且由于村社理性具有内部化机制遂使其承载的成本也不是不变的，这才应该是我的理论创新。因此修改为“成本转嫁论”。
理论家大都认同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这个所谓制度性贫困，其实就是成本不断对弱势群体的转嫁造成的——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资源环境破坏愈演愈烈。那是因为：弱势群体至少还可以发声，但是环境却不能发声，当弱势群体不断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到不能再增加的时候，成本就更多地转嫁给了环境。
当我们把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引用到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我强调指出：制度本身是派生的——这和很多学者的制度决定论有本质差别。他们说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时候，似乎愿意说“都是制度惹的祸”。当然，这使得面对各种劣迹的理论家很容易给社会大众找出解释。但如果愿意深入想，就应该会问：制度是从哪来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现代制度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是向西方现代化努力学习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制度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哲学问题。
我们认为，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而言虽然很短、却破坏很大的历史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三次矛盾转移，这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接轨”高度相关。
第一次始于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工业化导致的殖民地扩张——发达国家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贫困人口的移出，占领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及其引发的17—19世纪的大量战争，最终导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同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的殖民化地缘战略。
第二次始于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基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二次工业化兴起的一般制造业转移，消解第三次大战压力。发达国家内部二战之后工人运动促进了社会福利与劳动力成本、环境保护压力上升。同期老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世界秩序解体，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中形成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成为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
第三次始于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20世纪90年代至今正在演进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全球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加快，导致后殖民化时期地缘战略：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对抗性冲突。
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是问题，但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
而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现代制度，主要源于国家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据此，我们只不过强调了任何发展中国家现代制度的派生特性。因为，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战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在二战后才成之为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因为战争的惨痛教训，而大都在追求国家富强。然而，他们的榜样只能是前宗主国。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制度就都不可避免有宗主国痕迹，体现在议会、法院、军队、警察、教育、媒体制度等方面，且建于城市文化载体之上。
然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地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政府也势所必然地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对此我们一再指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势必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于是，不论声称何种主义，不论坚持何种体制，内涵使然地都具有亲资本的派生制度特性。
并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我们只不过是重申了意识形态不得不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据此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教训很直白地无可奈何：如果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不仅超前于、而且不利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会因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跌入发展陷阱、很难爬出来。
由此可知，政府内在地亲资本，乃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短缺又要工业化势必采取的政策倾向。然而，二战过去很久了，能靠着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来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很少。
西方人于是提出“金砖四国”，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
因为，其中的俄国本是参加一战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列入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何况，若以是否完成工业化为标准，那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拉美只有原住民占比不足3%的巴西。
更值得中国人做比较研究的，是世界第二大的原住民国家印度。其工业产值只占GDP的30%左右，和城市人口占比差不多，即使已经进入新世纪，还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很多中国学者都说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占比很高，提前实现了经济结构高度化。确实，印度三产比重高于50%，因此有人就说印度比中国先进。但，很少有人看印度的三产是什么：服务海外为主。
这与其历史高度相关——英国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以国家犯罪手段强迫中国开放毒品的“自由贸易”，随之就因追求“规模效益”而需要大量开辟鸦片种植园。于是，185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国家犯罪来占有毒品收益——派出皇家军队在南亚次大陆东征西讨、配合其政府垄断的当年最大“国企”东印度公司统一了印度。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印度，还是个次大陆地理概念——500多个小邦、几千种语言，被迫统一之后只能全国推行英文。
印度70%以上的人口在乡下的传统村社，其中超过1/3人口是无地农民，还有大量流入城市的穷人生存在大型贫民窟，这种城乡贫困使得民间认可的贫困率占比高达50%以上。印度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却同时也是最大贫困国家，其一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了非洲和拉美的贫困人口总和。这也导致印度知识分子无法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窟人群提供服务，贫民窟的灰色经济也不产生可分配收益和工业化必需的原始积累。如果第二产业不发达，就更用不了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愿意这样客观地看，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内生的问题就解释了。
当代印度国情是：由于国内产业不发达，受了英语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符合西方人力资本要求的印度人可以低偿地为西方提供软件、电脑维修、信息咨询等IT业服务，以及医疗、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服务。当然，这些服务大都难以对内。
诚然，印度这个通过“外向型服务业”形成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事实，对于比较发展研究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当代高等教育大都参照结构高度化的西方教育体制来搞，也就大都会内在地具有迫使知识分子服务于西方、倾向于西方的特点。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能够改出亲资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以上分析给出的逻辑，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调整了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呢？1999年。因为“生产过剩”。
同样是在1999年，中国的执政党中央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为本。
早在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造成中国出口下降的时候，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马洪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产业过剩的历史阶段。1999年，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其实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价格下跌，就会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样，双重过剩，恶性循环，本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失灵，靠市场自身没有好的化解方法。那一年他就提出政府应该启动国债投入新农村建设，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恶性循环才能解决。
大家不要为社会上的各种说法左右，要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质性的变化：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西方体系遭遇这个矛盾的时候，发生的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有寄生性、腐朽性？因为不可能解决这种一般矛盾。其实，中国人遭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试图寻找西方哪个解决了的案例。其中，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针对过剩研究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作用，当时他们就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根本上缓解危机，最后还是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创造的战争需求，化解美国的危机。
1999年中国的生产过剩怎么化解？客观地看，作为一个超大国家，过剩的规模和性质，绝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生产过剩。认真看数据会发现，90年代后期，中国制造业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过剩是显然的，我们的大宗商品都是过剩的。我们有的只是一般性的矛盾。那么，中国使用了西方化解矛盾的办法了吗？为什么没有呢？
当时的政策部门工作，并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体高度关注的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结果是：1999年以来的10年间，中央政府用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就业，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当然也派生了很多问题。
其一，1999年启动西部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高速公路三纵两横，这些总计2万多亿国债，五年投下去，带动基础建设投资3万亿，使得中国政府换届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大国。不过，西部开发虽然有效，但这个过程难免产生大量坏账。
其二，2001年提出振兴东北工业基地，国债投资1万多亿，缓解了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和设备换代城市的转型困境。
国务院成立了东北办。与西部办作为设立在发改委的两个副部级单位直接操作大规模国债投资，在1998年之后的这一任政府领导下，投了3～4万亿基本建设。前可继承罗斯福（西部投资、市场停摆、国家发券），后可连接奥巴马。
其三，2003年，温家宝总理上任伊始，实际上干的是中部崛起增加两万亿国债。
其四，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5年来投入了约3万亿。
其五，2008大地震灾后重建投入了约2万亿。
这样，温总理第一个任期国债投入共约7万亿，几乎两倍于上一任。如果把2009年提出4万亿救市再加上，总共有10万多亿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
诚然，这种短期的大规模国债投资，也势必派生很多问题。
一是导致中国出现了特别值得圈点的长期的“投资拉动”增长：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带动的增长至少占GDP的3个点，某些年份会高于3个点。一般人都知道应该是“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总说不平衡？因为，驾辕的本来应该是内需，但内需是长期上不去，驾辕的只能算是瘦驴。可是，拉套的却是骏马。诚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任何一项经济政策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创造新的问题，经济不平衡是肯定的。
二是，国债投资是未来的税收被当期的政府预支了，性质上应该主要是公共投资。那，就应该是公共部门操作，不可以交给私人部门。于是，代表私有经济的批评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公共部门得到加强，为什么大型国企、垄断部门占比上升？私有部门及为其掌控媒体的意见很大，同期出现了中产阶级知本家精英群体代言这种不满，社会上痛批铁道、电力等垄断部门，一浪高过一浪。
民营经济相对于国家资本有所弱化，这是中央政府国债投资应对危机的客观结果。然而，既然这十几年用十几万亿元的国债拉动增长，那就要问，这种主要投资于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结构能不能改？能不能说从1998年增发国债就搞错了（2008年奥巴马也靠增发国债缓解美国危机）？今天欧洲债务危机为什么这么囧，因为欧盟不能发行欧洲债：各国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现统一货币，但是却不可能统一控制各国政府发出的国债，于是各国的债务危机蔓延开来，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债务普遍超过占GDP的60%以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变成了垃圾债，只能求助于欧洲央行和IMF，而此前IMF被发展中国家批，是其资金的70%早就已经都投到欧盟国家了。
美国人是国债和货币两手增发，使用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国债，客观上构成了向全球转嫁通胀的特殊政治优势。而欧盟做不到，因为欧洲央行只能增发欧元货币而不能发欧盟的统一国债，对外转嫁债务危机制造通胀的能力就差很多。
中国和西方比较，2009年全球危机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性考验——只有中国经济下滑了仅一季度，第二季度就开始反弹，因此现在很难做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各位不要用一般的西方价值判断看全球形势，应该把思路打开，把价值观先放一放。我在很多国际场合演讲都强调这一点，要站得比意识形态更高，超越价值观；这才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
对于发展理论，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我曾经在联合国与杰弗里·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同台介绍中国经验，他们对中国的分析虽然粗糙，但其中有的观点让我很吃惊。众所周知，萨克斯是以在前苏联推广私有化改制著称的。但萨克斯在解释中国经验的时候，认为人们应该从集体化时期的经验入手。而斯蒂格利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为“恐怕得从中国土改说起”。假如说，斯蒂格利茨的说法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上街公开支持群众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左翼学者，可萨克斯为什么也说得从集体化时期入手才能理解中国经验？我问他，你的观点似乎与过去有不同。他回答说：作为学者首先不是强调自己观点正确，而是对客观现实是否尊重。希望各位多少借鉴一点萨克斯的自我反思精神。
当讨论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的时候，有些属于对历史经验的不同归纳。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起到构建制度文化基础作用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可有谁想过要质疑，复兴的是什么文明？
早年我也是个文学青年，看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人大复校以后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老师介绍了大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以至于后来我成了个博物馆迷，非常推崇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但当我开始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时候，越多接触原住民文化，就越有了另外的批判性认识，在此提出来和大家共享——其实与文艺复兴同步的是殖民主义，文艺复兴中的很多艺术、文学或隐或现的包含着对西方几千年奴隶制的复兴……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古罗马的市民的民主制度的基础，都是奴隶制，享受着民主的市民，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与现在的黄金分割二八开相比都差远了，而那超过90%以上的人口是奴隶。
古希腊奴隶劳动创造的文明很伟大，但在那些巨石雕塑前被震撼的时候，应该看到其中几乎没有大量投入的劳动者——奴隶们的身影；应该想到这是古代希腊人在上攻到波罗的海一带使其奴隶贸易扩大了十几倍之后才有的奴隶劳动成果。对有口皆碑的古希腊历史来说，最大的伟绩是马其顿城邦首领亚历山大的伟大东征，在于他打败波斯之后把边界向东扩张到印度边沿，由此成为跨欧亚非三个洲的大国，这也进一步扩展了古代希腊奴隶制，于是有了辉煌的文明时代。
古罗马一样是在奴隶制基础上形成的城邦文化，而且他的城邦文明是希腊的血脉传承。因为，罗马是早期希腊海盗占领的据点演变成了的城邦。海盗据点主要贮藏财富、烈酒和妓女。于是，有了今天人们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还可以到处看到的关于“吃狼奶长大的双胞胎”的多种艺术表达（据说已经被意大利最新考古发掘证实了）——他们本来就是妓女生的孩子，一般都扔到河里死了就算了，但这对双胞胎却没被淹死，他们被失去狼崽的母狼养活大。
在罗马的国家博物馆随处可见的还有一个用陶器、壁画和挂毯表现的画面，吃狼奶长大的男婴成为罗马居民的时候，这个城市只有男人，其实这是海盗文化的传承——早年的海盗只有男人。那么，怎么解决男人问题呢？就到另外的部落抢女人做“媳妇”，于是就终于有了罗马城。
这个古罗马成为城邦文明的过程，造成了多少其他部落的“杯具”……
类似的例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代表政府多次向原住民道歉，原因也是早年来到澳洲的白人大部分是属于罪犯流放——几乎没有女人。政府就下令当地所有土著家庭贡献一个13岁以上的闺女，交给政府培训之后分配给上岛的白人。于是，也就有了澳大利亚成之为国家的人口基础。
早期的西方文明，确实和后来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有很大的继承性。后来的文艺复兴在对中世纪农奴制表达批判意义的同时，内涵性地是对欧洲早期奴隶制的复兴——殖民化时期是欧洲的国家犯罪造成的对人类的屠杀、迫害和对资源的掠夺、控制。
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内含成本对外转嫁的外部性制度构建。而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继承原来殖民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延续，也是原有利益集团转嫁制度成本的结果。
据此，不妨再看看到底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各位可以讨论一下。也许可以检验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经得起不同的经验过程的实践检验。如果任何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能和其表现的历史起点相一致，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不过，我们今天教科书中的大多数理论逻辑，都找不到与其逻辑起点相一致的历史经验的起点。
如果愿意进一步讨论东西方文明的演变，就会去价值化地看人类历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全怪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在殖民化中复兴奴隶制。因为，西方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取决于人类在不同生产关系下受到的环境约束——文明的形成及其延续与自然地理高度相关。大约在中国从黄帝到夏商两朝赶上气候变暖时期，东西方人类社会发育都明显加快。但最早的气候变冷（小冰河期）大约是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到秦汉之际，演化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地域冲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气候变暖期间，亚洲大陆400毫米等降水线北移，华夏农耕文明已经扩展到了北方；气候转冷等降水线南移，干旱草原游牧民族的所有部落都生存困难，不得不联合南侵。华夏农耕文明就和北部游牧文明的各种民族之间出现了频繁的战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战争很大程度受到自然因素影响资源环境变化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冷和北方干旱引起的频繁战争，导致汉代重新完成中国大一统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匈奴于大漠以北”。这也许客观上成了罗马几百年后衰败灭亡的原因之一。被汉武帝打败的匈奴残部西进到欧洲，那时候欧洲北部的原住民大多处于采集和渔猎状态，抗自然风险能力极低，匈奴铁骑逐步压迫那些处于半原始状态的部族只能拉锯型地后撤，渐渐向西、向南迁移，其中有些部族南向进入亚平宁半岛，那就是欧洲历史记载的所谓“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南侵，这些是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和灭亡的因素之一。只不过，这是个至少百年以上的漫长传导的过程。
但，汉朝征伐匈奴只是中华汉唐盛世影响西方文明的第一段。唐朝是第二段。唐朝先后击败东西突厥，残余突厥人沿着中亚进入小亚细亚，部分定居于安纳托利亚半岛，成为土耳其；其一小部分继续西进，曾经打败了东罗马的衣钵传承拜占庭帝国——也是导致拜占庭帝国解体的历史原因之一。
据此，虽说我们的中原农耕文化“安土重迁”，从来就没有威胁过西方；但被中国汉唐盛世两次打败的游牧民族渐次西迁，确曾对西方有过些负面影响。
到了中古时期，欧洲不再有完整意义的大国，由此进入千年黑暗中世纪，欧洲半岛主体部分那些高度分散的蕞尔小国，连维京海盗都应付不了，至今找不到多少历史文物或者文字清晰地表达这个时期的真实历史。
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宋代——政府治理和文官制度最完善的时代——形成了三权分立的中央集权和科考取士的文官制度。
宋代科技文化和工商业繁荣，是当时世界最发达国家。其对外贸易盈余显著增加——主要靠海运瓷器出口，运到阿拉伯世界，不仅靠转运中国货带火了阿拉伯，也搞穷了中世纪的欧洲那些小贵族们建立的小王国。
我曾经在欧洲到处走，看到很多的中世纪小城堡遗址，那些小土豪手下管着几百人就算是个诸侯了。那时候的宋代则是大船出海，回来“十船九空，唯一船实之白银也”。欧洲白银外流普遍危机，长期战乱频仍。欧陆边缘的战败国都要用白银赔偿，而战胜者则更要买中国的东西，于是战败者去了盛产白银的南美。
宋明之际，中国的白银储备占世界的60%。这个基本上不产银子的国家，凭什么用白银作为货币？因为大规模贸易形成的长期盈余。
过去是“弱国无理论”——因为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了，就被别人编造说：中国之所以战败，主要是中国人素质低，加上自己的制度不好——封建主义“闭关锁国、落后挨打”。
真是这样吗？从秦汉构建大一统的制度努力直到宋代，中国人用了差不多上千年，才完成了对诸侯分封和节度使割据等封建制度的改造，形成维护中央政府法统治理的国家政治——这就已经不再是西方历史指称自身遭遇“千年黑暗”的封建主义制度了……
1840—187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约30年帝国主义多次侵略，中国就把财政赔得差不多了，同期官员和军队都抽鸦片了，上层建筑“被鸦片化”，中国就成了弱国了。而且，1870年之后，由于国家财政失效了，中央政府不能给地方正式税银支持的开支了——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央财政严重亏损不足养官而导致地方乱收税费的状态，清朝就允许地方征收“厘金”。交不起的老百姓就造反了，于是到处是农民起义。
总之，西方通过殖民化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之前的序曲，确实与中国有关——是其对华贸易的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财政危机，引发长期白银战争，才有对美洲白银产地的殖民掠夺，和进一步对非洲的奴隶制掠夺造成的三角贸易……就是这种掠夺全球，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如果说，二战之前是西方产业资本过剩大危机压力之下列强不断瓜分殖民地和市场的纷争构成的多边地缘格局，那么，战后则演变成了双寡头为实现地缘控制战略而推进的产业转移。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把借二战机会大幅度扩张起来的过剩制造业向欧洲和日本转移，这就有了美国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同期，俄国也向东欧和亚洲的中朝印等国家做类似的雁阵式产业转移。
战后产业转移进程中，欧洲得到设备生产恢复，产品给美国，美元回流给欧洲，到了60年代就有了与滞留在欧洲内部流通的美元相类似的大量的海外美元，比如有石油美元、毒品美元等。海外美元的大量沉淀导致美国人不再允许那些拥有美元的外国投资人随时来换黄金，于是就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战后的这个体系本来使得美国已经成了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但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该体系解体之后就一定会导致了无储备约束的各国货币滥发。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也势必走向金融资本主义道路。
客观地说，只要金融资本脱嵌于产业资本追求独立利益，其导向就是加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必然的寄生性：内生地具有强烈投机特性的金融资本越是追求超越产业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越是具有其腐朽性和投机赌博势必导致的垂死性。一旦资本投资人可以靠玩票子挣钱，谁还愿意来千辛万苦地做产业？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搞产业的人一定会吃亏。金融市场的愈益混乱也是一定的，因为金融资本不再具有产业时代资金要素的性质，不再满足追求产业的平均收益率，而是由于追求流动性创造的超额收益率，而势必去制造越来越多的衍生品。
中国从财政税收结构看，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更多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搞的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实际上不承担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那么，风险责任只能最终由中央来承担。
政治上的地方化第一个派生的社会现象，是地方追求工业化收益而同样不承担制度成本。当西方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就转移过来了，于是转移了产业的西方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兴起和民主政治扩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就被放弃了。接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就成了主导矛盾，中央政府仍然使用传统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干群对抗，遂使财政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前不久我给广东人讲课时候说，2008年南海区连续发生成规模的打工者有组织的罢工并取得成功，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了经典理论描述的对立矛盾引领社会结构变化的里程碑。
第二层的派生结果是西方转移产业使得地方政府促进形成了更多亲外部资本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因为，西方是把旧设备高价淘汰给中国。于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形成外债，欠债国家在西方压力下的国内上层建筑因此产生了转轨、改革，从原来的亲内资变成了亲外资。于是，地方政府推动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这在发展中国家成了普遍现象，不管何种意识形态。
各位注意，本国在最近两年才多少改变了亲外资的政策。此前，国资收税超过50%，民资33%，外资仅14%，何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现在虽然统一所得税率25%，但是地方化体制下的政府仍主动减免。从1999年以来国债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结果，是国有垄断资本的加强，对于民资确实是不平衡。但同期大规模引进外资则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多亲外资。外资要是没有相当高的回报率是不会来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资在中国的回报约为20%，中国在美国的国债市场投资是不足6%；现在是美国高达33%，中国下降到不足4%。客观结果是，听任外国拿走中国的钱，反过来再投资到中国占有战略产业并且占有高回报，这也是多年亲外资政策所派生的结果。
随着西方产业大转移，就出现了这些派生现象。西方把产业资本过剩造成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如今，中国在生产过剩压力下的主要矛盾也会在国内表现为爆发趋势。
当代发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第三次危机——金融全球化危机。
如果只认识到这是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阶段性危机，那并不具有创新性；认识到这种危机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以及怎样转嫁，才是我们的理论创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争增发货币，而势必导致金融资本泡沫化！但美国面对危机仍然得靠更多增发货币，由此发生了连续的金融危机。
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住在华尔街附近，高档餐厅照样顾客盈门，接触的那些投资家趾高气扬，一点危机的感觉都没有。2009年希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也去了，感觉也是这样的。2010年西班牙危机、2011年爱尔兰危机……除葡萄牙之外的“笨猪国家”我都去了，感觉也是这样。虽然偶尔也看到有些群众上街游行，但总之，我在那些危机国家中直观的感觉不像是身处危机之中。尤其是完全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东解体，更不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大赤字引发的大危机。我记得当时美国人对中国非常不屑。当时我们在国外遭到的挑战，几乎都是中国崩溃论。
1991年我到苏东国家考察感到的危机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改革造成政权解体的同时是货币体系坍塌，使我理解了金融体系之信用的依靠，本质是政治强权。货币是什么？是一张纸，那么货币之有信用在于是政治强权向其信用体系的赋权。政治强权塌了，货币体系也会随即坍塌。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一定会依靠政治强权导致危机代价的转移。比如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已经把制造出来的60%过剩货币通过冲击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转嫁给国外。因为民间和官方的债务超过40万亿，政府和民间都根本不打算偿付巨额债务。
发达国家债务占比高，因为他们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1980年，我到美国看到里根政府大做利率调整，一方面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更多衍生品。可见，金融化的过程应该是货币化先于资本化，资本化扩张则更多靠增加金融衍生品吸纳过剩金融的规模交易。何况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单极化的政治强权，无论怎么向世界转嫁成本都没有“合格反对者”。
早期西方大规模转移人口和占有资源是构成世界二八开的前提。当代形成政治强权支撑金融霸权是维护世界二八开的前提。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很多，要到全球去买资源和原材料，就会被西方为首的话语体系批为新殖民主义！其实我们像“土大款”穷得只有钱了，资源是买不到的。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与以往提法有继承性。1980年邓小平提了两个文明，1997年十五大承认“资本”之后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今天提了生态文明，演进为四个文明。不过，合并同类项我们发现政治文明可以放在精神文明中，生态文明放在物质文明中也可以。那就是“生态化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化的精神文明”。
当年“一切向钱看”的时候，中国经历了“去政治化”和“去生态化”。现在当人们发现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去政治化挡不住自发政治化。精神文明也不是墙上挂了文明标语就文明了。何况，今天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
毛主席强调过：“我们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社会主义”，土改的结果造成人人是小土地所有者，不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几千年诉求的“耕者有其田”，但我们将其解释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包括农民在内小资产阶级占中国人的大约90%，就是全球最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发生的经济政治领域矛盾，不过是小资人口过多和小资激进特征的表现，无论说是什么主义，都只是对国外话语的一种借用。
如果说土改派生的经济效果，是把90%的农民从民国危机的长期通胀中解脱了出来，相对于城市资本而言，可以叫做“去依附”（萨米尔·阿明，世界依附论）——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使得90%的农村人口与城市几乎没有关系了，而城市孤岛当年主要是高风险的资本主义经济。
回顾民国史可知，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追求现代化的“黄金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但为什么短短十年就完了？因为在经济高增长的时候遭遇了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之后美国无视西方八个承担稳定白银价格责任的国家的白银协定，单方面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就像中国在中世纪曾经导致欧洲白银外来通货短缺一样。于是民国工业化中断，政府不得不在1936年放弃银本位，改为发行法币。接着，第二年日本侵华，迅速造成通胀，政府需要支付硬通货买军火，到了1948年，法币崩溃，贬值了几百万倍，这时民国经济接近崩溃，最后一次挽救是借来了美元发行金圆券，4个月就垮掉了，维持国家的现代的财政和金融没了，于是乎庞大的国军没军饷了。民国先灭亡与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体制失败，后灭亡于军队崩溃。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就让大多数人和这套现代化体制脱钩了。那么，到底什么要素让中国改出危机进入高涨？
大家认同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我把现在西方发生的危机称为“西方特色的现代化的综合成本过大”。由于把产业转移了，那么看英国第一大产业是金融，第二是旅游，都属于第三产业，制造业和农业几乎没有地位，只靠金融、旅游怎么过日子？如果我是英国领导人，一定坚定地站在美国大哥一边。才能保证英镑币值长期高于美元，对其他国家占有汇差，以便靠进口过日子。
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打击下改变西方人消费主义生活习惯和压缩福利主义的社会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客只能承诺增加既定的福利开支，不能妄想在社会成本不断增加条件下恢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当年奥巴马把“改变”当成口号，但是几年没成功，因为他们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就是那样的，只剩下了制造货币增发国债。再比如，希腊的造船产业和航运业都转移出去了，中产阶级都要高福利又不事生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靠玩金融，于是只能做旅游，靠的还是奴隶文明打造的神庙。
所以，如同小资产阶级一样，中产阶级是个不清晰的概念，既不可能是自觉的阶级，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利益结构还高度复杂，其实只是西方产业转移后留下来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维持生存的人。现行西方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下的中产阶级福利要求的泛政治化表达，哪一个政客不能满足就当不了政客。谁都不会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把自身问题说清楚，那些越来越没底的国际会议只好把我这样的外来和尚找过去揭老底。
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走到今天，引发全球化成本转嫁不出去的现代化危机，沿着老路是走不下去的。过去累计的成本向发展中国家和环境转嫁，终于反过来惩罚西方自身，就变成了现在的矛盾。连同地中海对岸北非发生的事情，也都是这个道理。现在应该是人类愿意建立进一步反思能力的时候了。
人类从“以资为本”的资本文明转型的方向，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内涵是多样化的人类客体的共存，无所谓好坏，也没有谁一定得“化”掉谁的道理。
最近10年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强调城市化了？因为城市中国是个资本池，风险收益与成本都大于乡土中国；农村则是“人口池”或“劳动力池”，风险低，收益也低。城市乡村的存在各自都有其合理性，不一定非得要谁化掉谁。
现在说的城乡统筹，应该注重的方向是公平地给城乡共同分享的财政支持：养老、福利、教育、医疗……干嘛都得像城市那样搞现代化？有人如果愿意“传统化”一点不行吗？
我现在到了甲子年，学什么都有道理，谁批评我都笑眯眯地接受。
今天人们为什么对问题认识不清楚？在于意识形态局限。媒体很难超越意识形态。主流的西方理论都有找不到历史起点的悲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主流学科构建基本逻辑的历史起点是找不到的。
苏东战后靠实体经济起步，靠非货币交换的经互会记账流通体系，由于交换不使用货币，因此前苏联的卢布币值高是因为没有推进经济货币化，苏东国家的货币连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在1992年之前，中国也是一样。又因为前苏联作为主导国家在换货贸易中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必推动货币化就可以实现苏联产业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占有这种制度收益的集团就不会推进经济货币化，于是，苏东国家就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
同期的西方则大规模推进产业转移，主要靠货币增量和经济资本化维持增长，遂导致到20世纪80年代连一贯强调物质生产的苏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符合西方需要增加了非物质服务的内容，这样西方的非实体化的经济在MPS和SNA两套核算体系中都有了表达。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只按物质产出核算的时候，大家都得承认苏联创造的实物量和工农业产值更高，但是修改以后就使得数据上西方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苏联东欧。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国际主流舆论：苏东落后了，而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制度先进赢了。其实，是停留在产业阶段的苏东国家的产业资本被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击垮了。苏东国家金融体系坍塌又给了西方直接覆盖苏东推进西方货币化、扩张金融资本的历史机遇；欧元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不过，这乃是双寡头地缘战略冲突之下不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结果，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前苏东经济体是比较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分析周期性经济危机最早是在1988年经济学周报发表的、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危机论》。1991年在美国写的文章也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1992年改出了中文版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但在国内没哪个刊物敢发，到了1993年一个朋友的刊物斗胆刊登之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后，到了1997年的十五大我们才公开承认资本这个概念，1997年之前国家级报刊是不讲资本的。
后来我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即使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符合西方理论的内涵。如果上层建筑长期超前于意识形态，后果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上层文件不是大家不执行，是他本身超越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各国都有上层建筑成本高的问题。
西方在转嫁成本，我们也在转嫁，主要因为中国是大国，才有足够的危机承载能力。什么大国？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于是，历次城市产业资本出现经济危机都是向农村转嫁的。当代史上，凡属于能向“三农”转嫁的危机就在城里软着陆，凡是不能转嫁的就硬着陆。城市是资本池，有风险收益；农村是劳动力池，土地是零风险资源性资产，而小农是风险厌恶的，小农村社共同体具有群体理性，能够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可见，为什么乡土社会能够承载城市的资本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其内部化机制。
我们对西方个体理性有了认识，对中国的群体理性缺乏认识。因此，这种内部化机制正在被各种维护城市资本利益的激进改革破坏掉。
当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是非规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农民上访的背后也有复杂的三宗背景。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了。现在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找三宗这种非规范组织沟通，否则寸步难行。村镇党委和村级支部这些正规组织由于成本过高而没有大用。在长期刻意在农村执行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条件下，任何构建现代上层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高而难以落地。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充满城乡关系的复杂矛盾。
城市产业资本要求以乡为单位实行规模经营，便于提取“三农”剩余。在1953年工业化加速的时候搞了统购统销，几十万个合作社，完成的是从“满头乱发”到“编成辫子”、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1957年以后的高度集体化可以形成准军事组织，成规模集中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这个替代机制很重要——“L替代K”。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中国在1957年几乎是零资本——苏联撤资后，工业化难以为继，于是有了国内力量启动二次工业化。主要是用人力代替资本。1958年中央没钱投资了，随之发动地方搞的工业化就是后人批判的“大跃进”。接着，不仅中央没有钱，地方工业化折腾了两年，两级政府的财政就全面赤字，累积达到1960年当年财政的大约28%，到了下一年，中国变成了几乎是零投资国家。于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国都非常贫困。1958年人民公社的重要作用是吸纳城市的工业品以拯救陷入困境的城市经济，公社自己还得搞五小工业，建立拖拉机站，集体还得组织劳动力去国家的工地替代资本。以上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方式。后来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集体化就转轨了，分散了土地和劳动力。
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基本道理是中国政府的公司化和资本化。今天也是这样。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越是下级政府负债率越高，最多高达400%，这部分债务最终责任都是中央政府承担还的。现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规模占GDP的50%以上。政府的融资客观上反映了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在中国，政府就是直接的运动员而不是单纯的裁判。这和我说的最近十年的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增长是一致的，虽然也招致了西方和国内民资的批评。
从1957年的数据看，中国几乎不可能“中央化”。从财税关系这个政府体制中的核心内容来看，早就已经是“地方化”了。现在的重庆经验也是那样，属于“中央缺位下的地方创新”。中国1988—1994年的大危机，类似1929—1933西方大危机。
1980年危机爆发导致约40%的城市失业率，当时主要靠“单位制”解决——政府要求五个人的工作十个人干，从此出现了单位制的无效率，因为政策要的就不是效率。同期是干部子女在父母所在的政府部门“办三产”：官方恩准干部子女办公司倒买倒卖，使得80年代中期物价飞涨，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当时为了缓解通胀做了个全面改革的大计划，还好没有实行，虽然并不是不想用市场手段。最后邓小平决定价格闯关可以试。还没来得及闯，就出了大抢购和恶性通胀。
1991苏东解体，苏联人比我们的全面改革计划先走了一步。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教训——没有及时推行货币化！于是，中国在1992年进入了货币化——取消一切票证，货币发行量陡增，信贷翻倍。为了吸纳超发货币，又在1992—1993年开放了三大高风险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中国从1992年终于有了真正的货币，但那恰恰是在赤字危机条件下政府实在无力负担票证分配的财政补贴。在1993年三大市场同步放开带动高增长，进一步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银行资本金为负（银行财政不分家），财政还多吃掉了80多亿存款，以及外汇储备不抵债务偿还需求等，“三大赤字”爆发，于是政府转嫁危机，要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但是，客观结果却导致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遭遇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外需陡然下降，突然降到不足一个百分点。从这时候起，中国遭遇输入性危机为主的阶段——1998年到2008年，我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输入型危机……
总之，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都有形成自身经验归纳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我表述的是我们归纳经验之规律，乃是我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