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 10 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上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 8 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很快就会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切实——看上去应该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 1929 年 10 月的第三周,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 50 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 50 岁生日。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在消费市场上,已经显示出过度的征兆,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美国人都在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为购买力的不均衡。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
1929
年夏天,一位观察者写道:“郊区社群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某些组织——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团结和友谊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龙联盟这样的组织所面临的道德麻烦,导致了严格的管制,他担心,这预示着“滋生未来法西斯党的群体,如果真有法西斯党的话”。巴比特
没准脱掉了他整洁的绸衫、换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对一致性——就其对物质成功的促进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想必会懂得这个时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似乎已经被快速致富的捷径所取代。
繁荣的 20 世纪 20 年代(纽约,第 42 大街)
1929 年 1 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 Time )杂志向沃尔特· P. 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 12 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 1.6 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 68 层的巨人”。眼下,在 1929 年 10 月 14 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 R. 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 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华尔街崩盘之前的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登载了新创刊的《财富》( Fortune )杂志(以“绝无仅有的一年 10 美元的价格”)长达 3 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 Reports )(“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 I. 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 The Story of Wall Street )(“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像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一家到 1932 年破产时留下了数百万未付债券的投资公司 S.W. 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
大多数在 1918 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 45000 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 2.50 美元的口红和价值 50 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性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 1920 年,美国有 29609 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 70950 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像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
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阳黑子,这些并不清楚。猜测披上了预言的外衣,希望抢先于计划。乐天派相信,老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另一些人则勉强承认,困难的日子可能回来,但每一场暴风雨过后,天空总归还会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阳光的一面的话,正如这个季节最流行的歌曲所告诫的那样。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它既非所谓有闲阶级的垄断,也不为共和党人所独享,尽管他们总是竭力要把这一切归到自己的名下。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 15 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 20 年后,他将至少有 80000 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 400 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我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
1929 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 J. 拉斯科布是这样声称的。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这一制度,被有点含糊地视为美国的职工分红、甚或是社会保障的等价物。
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 1929 年 2 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 E. 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有人估算,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
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 19 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比如塞缪尔·英萨尔在公用事业领域 30 亿美元的领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身为总统的富兰克林· D. 罗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一只 96 英寸的狗摇着一根 4 英寸的尾巴。”
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 1930 年 1 月,几乎就在它轰动一时的破产导致将近 50 万存款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之前,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 100 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公司是“刚性的”,即:其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但很多公司是“软性的”,这意味着对投资证券的选择很宽泛。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据说,有 450 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说损失总金额高达 30 亿美元。
纽约证券交易所俯瞰
信用的过度膨胀,是 1929 年接下来那场灾难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续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的庞然大物—— 330 亿美元的公债(联邦的、州里的和市县一级的), 1000 亿美元的公司和个人债务——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是一股新的力量,一位经济学家把这一力量比做物理学的原动力——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依然被某些人鲁莽地滥用着。 1929 年,普通的美国人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比方说,国际金融的增长,依靠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就连华尔街在其 1929 年 9 月 3 日空前高峰时所记录的 80 亿美元的信用(以经纪人贷款的形式),他们也全无概念。
普通人更熟悉像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打垮“销售阻力”——常常是小市民当中的购买力不足——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 1929 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萧条的强光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像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在 30 年代发展起来的),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1870 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种老式美国所不熟悉的相互依赖,成了基本的经济事实。工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结构,结合了工会和劳动立法所强加的组织结构,不知不觉地把放任主义的灵活性转变成了某种更刚性、更难对付的东西。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 1929 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像劳资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
事实上, 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 1917 ~ 1918 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烟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 1926 年,据估计,失业者就有 15 万之众;到 1929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 180 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 16 座重要城市 1911 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 150 万美元,到 1928 年,一年要花 2000 万美元。
华尔街
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 1929 年 10 月大崩盘之前的 6 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 20% 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 150 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 1929 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 1929 年接下来的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 1929 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很快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强调这一反常。 1923 ~ 1928 年间,投机收益从 100 增长到了 410 ,工资指数仅仅从 100 增长到了 112 。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潜在生产能力全国调查”后来把 1923 ~ 1929 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富人当中的存钱狂欢”。
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 10000 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 1500 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 40% ),实际上入不敷出。 600 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 1000 美元以下。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未雨绸缪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年收入在 5000 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介绍他们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作的一项研究时指出, 1929 年收入超过 100000 美元的 24000 个家庭,其总收入是 600 万个最穷家庭的总收入的 3 倍。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的 630 倍。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 1929 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 1922 ~ 1929 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业(比如汽车业),据说生产效率提高了 3 倍。
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不难证明,这样做更明智。后代子孙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事后发表的观点,他在对技术专家发表了一通赞扬之后,接着评论道:
当我们充分理解了 20 年代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
另外一些人对工程师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谴责,而不是赞扬。有人指控,他们的创造天才让机器取代了人。当然,创造发明在颠覆群体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过去,管理层有时候显得不愿意对设备拆旧换新;更常见的是,劳动者害怕这些“铁人移民”。自然,面对最早的大范围失业所带来的威胁,机器受到了指控,因为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先辈,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神秘的天谴。很快,在忧惧之后,紧接着出现情况的是:技术的表现太出色了,以至于带来了一大堆关于社会工程学的观念。让工厂摆脱掉浪费和低效的这种魔法,能不能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呢?这一希望——对美国人的生活来说,它比对应用科学的必胜信念更新——带来了很多东西,从“伟大的工程师”胡佛,到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管制经济的其他观念。在 1929 年,很少人能预见到这一计划的所有路径。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和人力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繁荣世界上,第一场风暴在 10 月末降临了。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声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开始于被投机者推到奇高的 23 支股票。第二天——“黑色星期四”——见证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们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风闻关于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一起,注视着脚手架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病态地期待着他一跃而下。
黑色星期四
起初,那些金融魔术师们看上去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灾难,但是,正当公众为他们欢呼喝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一阵令人晕眩的踉跄把市场推入了新的深渊。人们普遍相信。这些巫师只能把正在倒下的大树支撑一会儿,时间长到刚好足够逃离树下。 10 月 9 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 16410000 股。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有 150 亿美元的市值消失得无影无踪,年底之前,损失估计高达 400 亿美元。
最初的震惊过后,官方的乐观主义重新抬头。这一代人被教会了要做“一头美国的牛”,他们习惯于作出反应。感觉到最初摇晃,很多人似乎就像一艘已被甲板下的冰山所割裂的豪华邮轮上的乘客一样,不相信情况的严重性。起初,当乐队还在继续演奏的时候,救生艇只被列为无足轻重的小摆设。曼哈顿那位衣冠楚楚的市长吉米·沃克要求电影只放映一些兴高采烈的画面。给患者的建议,是让他试试以毒攻毒的办法:《真故事杂志》( True Story Magazine )在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怂恿工薪阶层以赊帐的方式购买更多的奢侈品。“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是来自《星期六晚邮报》( Saturday Evening Post )的愉快保证。 11 月初,曼哈顿一位珠宝商在橱窗里摆上了一根“价值 750000 美元的珍珠项链”,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透露,他们计划在百老汇建一家 15000000 美元的剧院酒店。广播电台大声嚷嚷:“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 11 月 7 日,一首叫做《幸福时光再次来临》的热门歌曲因为一部新的有声电影而被授予著作权,这部电影的名字倒是颇为贴切,唤作《追逐彩虹》( Chasing Rainbows );三年之后,这首歌曲成了“新政”的竞选歌曲。 1930 年初,随着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廉价收音机的制造者们推出了一种“繁荣模式”。
美式幽默的溶解剂早已开始向这场危机发起进攻。有一些冷笑话,说的是高盛集团的每一股都配发免费左轮手枪,还有笑话说,客房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登记者:“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不久之后,当大规模失业开始占领来自华尔街的头条新闻的时候,虚张声势便取代了尖酸刻薄。广告开始问:“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商店破产了,黯然离去的店主在大门上涂写这样几个大字:“本店由错误所开”(如果他是个幽默者的话),或者写上:“破产和厌弃”(如果他满腹忧伤的话)。 1930 年 10 月 19 日,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把本周定为“商业信心周”,予以庆祝。繁荣就在对面的街角那儿,没准已经拐过了街角呢。
大牛市的势头还暂时在支撑着某些企业。例如, 1931 年见证了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开张,以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的落成,这幢大楼共 120 层,顶端是一个用来停泊飞船的系泊杆——但从功能上说,就像它所超越的、离它最近的竞争对手克莱斯勒大厦的金属针一样毫无用处。这些宏伟的商业宫殿,每一幢都有很多楼层幽灵般地空着,超前于时代。同一年,还公布了建筑师们为纽约城最令人难忘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所设计的平面图,这些设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实现了。它容纳了播音室、华丽的电影厅和音乐厅、外贸辛迪加及其他商业公司,规模空前,这个建筑群以简朴灰色调的 70 层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尖顶为最高点。
建设中的洛克菲勒中心
有些建筑批评家预言,这些将会是美国大都市时代最后的恐龙,并确信,这样的虚荣自负是弄巧成拙,除了交通堵塞、过度拥挤和债台高筑之外,其他的促进甚少。像这个世纪其他许多虚荣自负的东西一样,摩天大楼多半也是资不抵债。不管怎样吧,在 1931 年~ 1932 年间,当繁荣的势头突然停止的时候,全国用于新建筑的费用下降了 60% 。到 1933 年,建筑师们所接到的业务,还不到他们在 1928 年的业务的七分之一。
庆祝活动的开幕和宽慰人心的声明,不再对这个时代的脾气。官方乐观主义的微笑,慢慢凝固为某种类似于苦笑的东西。 1931 年,爱德华·安格利把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收进了一本小书里,这本书有一个嘲弄的标题:《噢耶!》( Oh Yeah! )。 1932 年初,出现了一本新杂志,叫做《大吹大擂》( Ballyhoo ),它的第一期用玻璃纸包裹,有点商业戏仿的意思。不到 6 个月的时间,这份杂志的发行量窜升到了 200 万份,主要靠的是揭穿 20 世纪 20 年代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
公众一直在为自己的艰辛困苦寻找替罪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主党所雇用的一位精明的时评家查尔斯·迈克逊的帮助下,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旧报纸被称为“胡佛毯”
,野兔被称做“胡佛猪”,建在市郊的饥民棚屋被称做“胡佛村”。公众憎恶的很大份额也落到了富甲一方而又令人讨厌的安德鲁·梅隆的身上,最近,他被商业界尊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
1932
年
2
月,梅隆高高兴兴地放弃了他的部长职务,明升暗降,当上了驻英国大使。
正如柯立芝总统在全盛时期所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但现如今,奢侈和娱乐,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忙乱感(正是这种感觉,为兴旺发达的城区或郊区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质上的物质主义的外衣),突然之间都被剥夺了。这次最大的经济倒退,让数百万市民猛烈摇晃了一下,使得他们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时候,却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一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接下来是怀疑,再接下来是一点点无助,最后是愤恨。愤恨并不能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轻松一些:对手是无形的,不像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它刀枪不入,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
但是,这个敌人的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他那看不见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收入(主要是纸上富贵)的损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自烧其翅的飞蛾寥寥无几,那么是谁烧的呢?早在 1930 年春,当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把 4 月 27 日定为“失业礼拜日”的时候,这场危机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白领工人开始降薪,劳工们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受到冲击。最初的症状并不夸张:新车购买或新家动工的延期;年轻夫妇交出他们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剧院看戏的次数减少;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更多了,而裁缝和服装商的生意则更少了。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 1930 年 2 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 2000 人。 3 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像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性地发生的那样, 1930 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 1930 ~ 1931 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 100 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 1930 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 1931 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 1932 年,一个本地商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劝说通用汽车不要封死他们已经废弃的曼西工厂的窗户,它们挡住了路过列车的清晰视野。这些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处世哲学还很顽固。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 1929 年的 810 亿美元减少到了 1930 年的不到 680 亿美元,然后飞流直下,降至 1931 年的 530 亿美元,并在 1932 年以 410 亿美元触底。相应的,在这一时间跨度里,国家的财富估值从 3650 亿美元下降到了 2390 亿美元,这一下降,代表了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贬值。当然,全国有很多实体工厂,都在闲置和荒废中生锈。这三年,总共有 85000 家企业破产,留下了 45 亿美元的债务, 5000 家银行停止支付。 900 万储蓄账户被一笔勾销,工资损失维持在 260 亿美元以上。
失业大军
美国经济的债务融资结构基本上没什么改变—— 1932 年付出的利息只比 1929 年少 3.5% ——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通货紧缩在疯狂地继续,使得长期债务比借款人在借钱时所预期的更要命。作为薪金支付出去的钱减少了 40% ,分红减少了 56.6% ,工资减少了 60% 。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主要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 1929 年~ 1931 年 9 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额猛砍掉了 40% 。由于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带回家的钱维持生计,上述措施在头条新闻里看上去比在个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与生活费用相适应)从 1929 年的 681 美元狂跌至 1933 年的 495 美元。在经济金字塔的顶端,报告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从 1931 年 75 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 20 人。尽管有来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层的反复保证:衰退已经触底——这帮预报员们喜欢称之为“终极低谷”——但总的商业趋势还是断断续续地下降了 3 年多的时间。
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它们维持工资水平的恳求。日益增长的失业逆流,导致一些百货公司付给员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 5 ~ 10 美元。对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为每小时不足 25 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四分之一的人在 10 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工人,都属于受剥削最残酷的阶层。纽约第一流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 35 ~ 45 美元下降到了 16 美元。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 10 美元(外加膳宿)而劳作。像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而收费却越来越难。即使在 1936 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 1929 年的水平要低 18% 到 30% ,律师的收入要低 18% 到 38% 。
从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转到硬币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业人数的那一面。 1930 年 4 月,胡佛总统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总共已报告失业的可雇佣人员有 300 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 4500 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 1931 年 1 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 600 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 1930 年又有四五百万人失业。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并被计算在内。
街头兜售苹果
这一周期产生了其不断改变的标志和象征。如果说, 1931 年那依然愉快的绝望具体体现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樱桃》(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中的话,那么, 1932 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 )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呼吁。失业大军,以及在面对失业时所表现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难忘的符号,还得算是苹果。 1930 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设计了一套处理产品过剩的方案。方案建议,把苹果赊销给失业者,以每只 5 美分的价格零售。到 11 月初, 6000 个苹果销售员站在了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这个主意很快就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美国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坚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济或施舍的想法,而在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但是,给过往行人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 1931 年,曼哈顿开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销售苹果。到 1932 年,据说人们都“厌恶苹果”。
那些能够从这幅萧瑟黯淡的家庭图景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去扫视国际地平线的人,至少可以从难兄难弟们身上得到某种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倾向于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的原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浪费和破坏,人力的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通货膨胀及接下来的贬值,其他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加上恐惧和重整军备所导致的新的开销,都是一场“我们的人民对之毫无责任”的斗争所留下的有害遗产。并且,就美国本身而言,这些并发症源自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这场战争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们看到,各国就像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主要以农业立足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到 1929 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近东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第二波大约在 1931 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 1933 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在大多数地方,类似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我们会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共和党人并不是 1929 年独一无二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 1933 年舍我其谁的英雄。
1930 年 6 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这个事实。 1918 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 30 亿美元猛增到了 1932 年的 140 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美国天真地把对外贸易解释为在交易中卖东西的权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没有买东西的义务。的确,外国倾销的噩梦,导致农民和实业家都大声疾呼,要求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并在 1930 年成功获得了平均 40% 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把该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数几种农产品,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在国外,《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被解释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 1932 年,有 25 个国家加入了这场报复,从而让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一半。这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另一个扭曲。为逃避这种联合抵制的威胁,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的制造商们在外国开设了 258 家工厂,其中包括 71 家工厂就在加拿大边境线的那边。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所持的政见,以及所从事的行业。
南方人总是把高关税视为不公正,但是,在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中西部,“保护”依然在发挥着它的魅力。毫无疑问,很多实在的市民会附和一家中等城镇报纸的社论:“在美国,就历史所显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坏时光之间的差别,就是恰当的关税(能够保护我们的农场和工厂的产品)和不恰当的关税之间的差别。”当紧随其后的不是进步而是衰退的时候,这位社论的作者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嘲笑那种认为“欧洲的境况跟美国走出萧条有一定关系”的“错误”观点。
在美国内部,
20
世纪
20
年代,同业公会的数量和影响力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通过这样的组织,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以及诸如此类,并设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范围内,这些组织是有益的,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
,以及在当总统的时候,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象。但是,下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组织通过它们对“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的定义,试图在顶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风航行的时候,实现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其作用就是要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裁决进一步怂恿了它们的发展,这些裁决,早期的进步主义者会带着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本土卡特尔和资本家工团主义不断打进的楔子。
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国内的卡特尔依然是非法的,但在国际领域,某些美国公司也在通过集中经济力量让自己受益——杜邦、美国钢铁、通用电气、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钻石火柴、安纳康达铜业、新泽西标准石油等等——在 20 和 30 年代与外国生产商达成一致,经常为了抬高价格和增长利润而限制生产,更为常见的是瓜分世界市场和交换专利。在阻碍自由企业卡特尔上,往往要压缩供应流,抑制国外和国内的贸易,防止引入新的产品和改良措施(例如,像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火柴之类)。
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它们对价格的影响: 1914 年,硫酸奎宁的价格是一盎司 25 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卡特尔之后,它的价格上涨到了 1941 年的 75 美分。下面这个事实让人想到了生产配额的强制推行: 1930 年,当国内的铝产量超过了 10 万公吨的时候,德国的铝产量才只有 3 万公吨, 1934 年,即美铝公司加入卡特尔三年之后,美国的产量下降到了 33000 公吨,而德国的产量则增长到了 37000 公吨。在大萧条中,它们的影响显然是恶化了失业和消费不足。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因为其所谓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卡特尔开始引起了来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的不利关注。总体上看,大企业的国际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似乎就像经济国家主义在“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上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白费力气。
大萧条来了(纽约,华尔街与宽街拐角)
在普通美国人与世隔绝状态的背后,潜伏着的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未还债务的老问题。他们相信,这证明了,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总是上当受骗。孤立是上策。另一些人则把催逼战争债务和赔款看做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最终也会伤害到债权人。 1931 年 6 月,胡佛总统决定,倡仪政府间战争债务的延期偿付,这个决定在某些圈子里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对善意和复兴的巨大贡献,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花招,旨在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到富兰克林· D. 罗斯福走马上任的时候,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毫无希望地被拖欠着。公众对这些未偿付票据怨声载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上个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反战主义,并妨碍了美国人的留学教育。
1929 ~ 1941 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祉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地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了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时期结束于美国卷入一场全球大战的前夕,导致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都同样顽固地拒绝承认它们的安全与所有国家的良好状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一个世界”的观念。关于人的共性和国家的福祉,反复引发大的争论,是这十多年里最有意义的活动。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国人也不能不受到其结果的深远影响。
这次最严重、最漫长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普通妇女烧茶做饭、缝补浆洗、操持家务的世界,比普通男人的世界受到的损害要小,也就是说,只要有米可炊,有衣可补,头顶上有爿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她们的日子就一如平常。然而,在 1930 年,五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总数将近 1100 万——在家庭之外工作。自 1890 年以来,她们的人数增长了 6 倍。这样的女人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尽管刚开始她们的处境往往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她们的工资较低,而且通常也更听话,从而受到雇主的青睐。
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就稳步缩小。那些在失业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 28 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即使是在教师的职业中,她们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歧视。 1931 年,全国教育协会报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雇佣已婚女性。这一政策意味着更迅速的逆转。推迟结婚,以及把很多心系孩子的母亲赶出教室,常常帮助她们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女性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贴补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弃了家务。在小镇和乡村地区,逆境的袭击有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忘得差不多的古老手艺,从而给已经忙碌不堪的妻子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些手艺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开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饯、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储藏在地窖里、用药草制药、染色和制衣。 1931 年,玻璃缸的销售超过了此前 11 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女性失业的状况也不容小视
但这种复兴是短命的,连最短缺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始终持续,因为即使是乡村家庭,也很少能长时间地维持对那些依然被欧洲农民所珍视的手艺的兴趣。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报纸、杂志、电影,常常还有像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者们往往轻松愉快地说到“居家过日子运动”;很少幻想的农民家庭辛酸地称之为“木屐”。妻子们常常接一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活,烤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买,或者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贴补家用,而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可以开设驾车旅行营地、路边售货亭、美容厅、小商品店。
工业企业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的洪流——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在 1930 年代初期突然间放缓了。另一方面,电冰箱以它们新的功效和方便迎合了依然没有满足的市场,继续红红火火地卖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是另外一些公众拒绝放弃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在坚持,但新车的购买量却像自由落体一样垂直下降,如今,开去年流行的车型不再是一件丢脸的事。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 7 美元下降到了 2 到 3 美元。
纽约市更能说明问题的缩减指标是: 1930 ~ 1931 年间减少了大约 4 万部电话,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 4 倍。 1917 ~ 1918 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被证明对 30 年代的大萧条过敏症也同样是一种安慰,其产量从 1930 年的 1230 亿支,增长到了 1936 年的 1580 亿支。吸烟上的单一标准继续大行其道,一个典型的中等城镇上为妇女服务的餐馆,如今也放上了烟灰缸。
中等城镇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特写镜头。 1929 ~ 1933 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将近翻了一倍,与此同时,销售额也仅仅只下降了 4% ,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汽车看做是不可或缺的。在另一端,珠宝店却显示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减少了其美元额的 84% 。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下降了几乎一样多,而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其 70% 的主顾。商业饮食行业眼瞅着它们的生意减少了 63% ,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然而,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这并不是永久性的逆转,因为,随着好日子的最早征兆的出现,人们重新走出家门,出外享用美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结束之前,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还要快。
女性是时尚的风向标
在任何一个地方,服装都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领域。男人的服装比女人的更容易受到大萧条的伤害,因为,哪怕是具有最起码的骑士精神的感觉,你也会承认,时尚对妻子女儿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早在 1930 年,尽管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 13% ,但男装的产量却比 1929 年的水平下降了 25% ,第二年下降了 32% 。既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1930 年 9 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 1931 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 1929 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至于到 30 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 30 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 1934 年 1 月,对 64 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 2% 到 15% 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萧条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增长了六分之一,乔治亚州与之相当。
有些年轻人离开了阴郁而邋遢的环境,以便为自己赢得独立或更好的机会,出钱养活老人,或者用借来的钱进入师范学校,如今,他们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默认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著名定义:家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时候,它不得不接纳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尽管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牢牢地紧跟那些熟悉的老邻居。
然而,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常常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躲着不见客,成人则一脸不高兴地拒绝来自依然工作的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更容易受伤害的人恰恰想要独处。就这样,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联系,连同美国生活在丰年和歉年的老友谊,往往因为骄傲而被中断了。有些家庭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以惯常的速度迈步向前,直到灾难将他们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为对生活远景的展望过于乐观,或者因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标准,而走到了同样的关口。还有一些家庭则以谋略和勇气与大萧条搏斗,有时候嘲弄吝啬,并充分享受他们在娱乐上的罕见浪费。
在家庭圈子之内,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从富人的嘴里很容易搜集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 1932 年 5 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 F. 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 1933 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4 个人当中有 3 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 1933 年,当 40 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无所事事的失业者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
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诸如此类的担忧,并不局限于年轻人。那些眼看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辛苦积攒起来的钱被蝗虫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们也都说:“再开始存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我想,我们再也甭想出来了。”在一群将近
400
个失业的男人当中,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在商业中,接受“粗犷的个人主义”
传统的人略少于一半,尽管在一群类似的有工作的男人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认可这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人怀疑节俭的古训。有些人断定:储蓄的使徒们——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从哲学上反思:“你不能带走它”——这句古老的谚语因为
1931
年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而流行起来,并在
5
年后的一部深受欢迎的戏剧中发出了回声,这是乔治·
S.
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创作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家庭一辈子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为什么烦恼呢?那些还有能力买得起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
You Mast Relax
,
)成了
1934
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不久之后,他们又拿起了马乔里·希利斯的励志手册《享受独居生活》(
Live Alone and Like It
,
1936
)和《赞扬你的预算》(
Orchids on Your Budget
,
1937
),在轻松愉快的漫不经心当中,混合进了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国会鼓吹者)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们单纯质朴的满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条。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场灾难的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滚滚而来,冲掉了古老的潮标,在祖传智慧的停泊处挣扎着。这个时代把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内战以来其他任何时期都要深。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长辈的古老智慧,全都在书籍、杂志和私人谈话中受到了挑战。或许,归根到底,美国生活的许诺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词语的暴政,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但是,在年轻人动辄造反的同时,中、老年人却常常更加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忠诚,特别是如果现状中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的话——他们会奋起捍卫像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这样一些真理,反对改变法律和政体中的某些方面,他们把这些方面与更幸福的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贫穷的威胁也在发挥它的影响,正如汤森改革运动所证明的那样。
因为,在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了美国生活的机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1932 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这位 80 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 1873 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
1890
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
1893
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
1895
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
所做的那样。已经山穷水尽了。
住简易棚屋的失业老人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外国激进分子”这样一些观念,并且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 1932 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一位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同一年,一位新闻记者走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林区——所经之处,身边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些废墟的原因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抵押物丧失赎回权,以及很方便地降临在华尔街的美国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听到了人们咕哝着“革命”这个词。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诉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不相信你在这家机构启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他们全都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并没有很快就发生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缅街上,砸碎窗户,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会欺负小店。他们首先会去找那些大店……没人愿意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曾经在 1913 年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脱臼。他还勇敢地补充道:“在我饿死之前,我会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离广泛的群众运动最近的途径是“补助金大军”。 1924 年由国会授权颁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调整后的补偿”凭证,要到 1945 年才能支付。 1931 年初,退伍老兵事务管理者向胡佛总统报告:大约有 272000 个人需要救济。很快,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之后,就为这些补偿凭证提供了一笔贷款,但不久之后,“帕特曼提案”建议立即支付剩下的余款。
反饥饿游行者聚焦在国会大厦门前
为了游说国会议员,让这一措施获得通过, 1932 年晚春时节,大约 12000 到 15000 名退伍老兵,紧随俄勒冈州一支由失业罐头厂经理沃尔特·沃特斯领头的乐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华盛顿。他们藏身于联邦政府的空建筑内,或者在波托马克对岸的泥地上支起帐篷。联邦政府强调,他们的团体已经被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渗透。然而,事实上,是有人把所谓“左翼分子”的名头安在了这帮汹涌而来的流浪者们的头上。当参议院在 6 月 16 日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帕特曼提案”的时候,正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守夜的退伍老兵们强忍住内心的失望,振奋人心地唱起了《美国》这首歌。
7 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穷困潦倒的游行者们支付回家路费的时候,大约有 5000 人离开了华盛顿。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随着国会的休会,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让其余的人疏散。这些人与华盛顿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两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带着催泪瓦斯和刺刀的军队很快就驱散了那些掉队的人,他们撤回各自来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铁路)被逐出者们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动的圈子里听到了这样的谈话:老兵们将会遵循外国的先例,成为一场革命——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的先头部队,无论如何,这样的谈话被证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
1932
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这是人民满怀希望的习惯,是他们对“外国”煽动者的不信任。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
。在不同的地方,在几个工业中心,不满在锅盖之下慢炖着:比方说,有工团主义背景的西雅图以及该市的失业公民联盟在
1932
年的活动;或者,城市信用达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开始浑水摸鱼的查尔斯·
E.
库格林神父。但是在别的地方,人们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 1932 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一个被称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点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围起来的曼哈顿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那里的炼钢平炉最近因为一家重要工业企业的进取精神而点燃),数以百计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箱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集在市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到 1932 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作为小农场或菜园来耕作种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家庭在该市借给他们的土地上给自己种粮食。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 1933 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 29 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 1934 年之前有 110 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饥饿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 1928 ~ 1932 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 60% ,尤其是在 6 岁~ 16 岁这个年龄段。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消费的急剧下降,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佝偻病、坏血病和糙皮病的相应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营养不良的患者从 1928 年占患者总数的 18% ,增长到了 1931 年的 60%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捡拾垃圾为食的饥民
“玉米粥”如此长时间地是南方贫穷白人的“毒药”,如今,其他地区新增穷人的食物在营养不良上可以与之相匹敌,他们以面包、马铃薯和豆类为主食,加上一个礼拜来点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馆经理常常会捐赠一些残羹剩菜,面包师捐赠他们的变质面包,水果蔬菜批发商则捐赠他们的过熟产品。在下东城,卡车司机偶尔会从车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装对散落一地的水果一无所知。恶化的极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过这样的行为。 1932 年,一帮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卡车周围,大约有 35 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车刚一离开垃圾堆,他们所有人便开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萧条所带来的烦恼和挣扎,让少数人承受了无法忍受的后果。 1930 ~ 1932 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 1922 ~ 1930 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医院没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纽约州,每 10 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 1932 ~ 1933 年间记录了一次急剧的增长。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 1929 年 10 月和 11 月,纽约市只报告了 219 例自杀,而在 1928 年同一时期则有 223 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 1929 年是每 10 万人 14 例)却稳步增长, 1932 年突破最高纪录( 17.4 ),然后逐步下降到了 1936 年的 14.2 。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萧条的最后指标,不得不用公费进行安葬的死亡, 1931 年的数量是 1929 年的三倍多,达到了大约 1 ∶ 10 的比例,而在乡村地区,自备棺材的数量倒是有所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