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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概是1720年，我的哥哥詹姆士出版了整个美洲第二份报纸——《新英格兰报》。开办一家报社的想法他酝酿许久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他的朋友认为这个计划不会成功，因为对于殖民地来说只要有一份报纸就足够了。
但哥哥依旧将报纸出版了，并派我将报纸送往订户那里，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受欢迎。哥哥的一些朋友有些学识，经常会在报纸上写些小品文，这令报纸的声誉逐渐提高，订购的人也越来越多。哥哥的这些朋友经常来印刷厂做客，有时候我也会在旁边听他们聊天，当他们说报纸是如何受当地人欢迎的时候，我也想写些东西试一试。
只不过，我知道我只是个孩子，如果哥哥知道是我写的文章，一定反对我的文章见报。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笔迹，写了一篇匿名文章，趁夜偷偷地放在印刷厂大门底下。第二天，哥哥看见了这篇文章，随后将文章给他的那些朋友传阅，令人高兴的是，他的朋友对文章赞不绝口。当时我就站在旁边。
受到这样的鼓励，我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了信心，之后我又以同样的方式投了几篇文章，同样受到了好评。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便公开了自己就是这些文章作者的身份。
秘密公开后，我哥哥的那些朋友对我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学徒刮目相看，不过这却引起了哥哥的不满，他觉得我有些自负。这件事可能是我和哥哥不和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他是师傅，而我是他的徒弟，所以他能对我呼来喝去。可我认为我是他弟弟，他应该给我适当的自由，而且不应该让我做一些有失身份的事情。有时我们会闹到父亲那里，虽然我父亲大多数时候是支持我的，但哥哥的脾气很不好，常常背地里打我，这让我很生气。这时我已经厌烦了枯燥的印刷生活，渴望早点结束学徒生涯，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自从《新英格兰报》出版后，我哥哥倾注了大部分精力，还好他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报纸的发行量不断增加，订阅报纸的人也不断增加。我想这报纸的成功和它的内容是分不开的，它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有时候还刊登一些诙谐幽默的小品文，对于文化贫瘠的殖民地人民来说，这些内容是很受欢迎的。另外，哥哥的一些朋友是反神权、反殖民统治的人，他们的文章毫不吝啬地对当时北美地区的神权政治进行了批评，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虽然哥哥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报纸的影响力也迅速上升，但是他却触怒了统治阶层，尤其是报纸上大量批评宗教的文章，引来了教徒们的敌视。有神学家称《新英格兰报》是“地球上最邪恶的事物”，而詹姆士和那些作者们是恶魔，是来毁灭世界的人。
有一期，我们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评论当时的一次政治事件，这触怒了州议会。州议会下令逮捕了我哥哥，逼迫他说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想应该是他不愿透漏文章的作者是谁，所以最终被判处监禁1个月。
尽管我和哥哥之间此时已有分歧，但对于他被捕一事我还是很气愤的，在哥哥被捕时期，我接手了报纸出版业务。在报纸上我写了许多讽刺政府的文章，这让我在当地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哥哥却很喜欢。哥哥被释放后，州议会颁布了一条奇怪的法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对于这条法令，哥哥和他的好友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尽管在我看来并不算是好办法。哥哥将报纸转让给我，在我的名下继续发行，这样就不违背政府的法令了。为了避免让州议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哥哥将学徒雇佣合同还给了我，但为了避免我逃跑，还是私下里签订了一份协议。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离开的绝好机会，所以我也没有反对这个意见，就这样，在我的主持下报纸又发行了几个月。
但是在和哥哥的关系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我们之间的矛盾又出现了，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想要自由的问题。另外，他的脾气格外暴躁，经常对我拳脚相加，当时我对他多少有些记恨。
冲突不断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哥哥无意间听到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便关照了当地的所有印刷厂老板，让他们不要向我提供工作。但我并不想留在当地，因为在哥哥被囚禁的一段时间里，我写的文章也得罪了许多人，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恐怕我会和哥哥一样被关进大牢。最终我将目标锁定了纽约，这里离波士顿比较近，而且有一家印刷厂，方便我在那里谋生。
计划好后我就打算离开家，但父亲知道此事后，他极力反对我去纽约。我想如果不悄悄地离开，很可能就被抓住了，于是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个前往纽约的船长。我告诉他，自己不小心让一个女人怀孕了，现在正在被逼婚，所以被迫想秘密逃到纽约去。就这样，我卖掉了手上的一些书籍，然后乘船前往纽约。
经过了3天航行，我安全到达了纽约，此时我才是一个17岁的孩子，既没有介绍信，也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更可怕的是我的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了。当我独自来到这个陌生城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面临的困难，我的眼里满是外面的世界，脑袋里也都是自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