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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印刷厂老板的我并没有骄傲，我还有许多需要面对的难题，比如我好友的债务，以及将来的发展等等。我在印刷报纸的时候，一直谨守一个原则，不过分评论政治和宗教上的问题，同时也尽量避免卷入各种不必要的争端，这无疑是受哥哥当年被捕事件的影响。
例如，当一些人要求我刊登一些具有诽谤性或者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时，一般我的回答是：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替您单独印刷，由您自己散发出去，多少份都无所谓。我不希望读者阅读到的内容是一些和他们无关的争吵内容，这显然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此外，有些报纸甚至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刊登文章对其他国家乃至我们关系最为紧密的盟国进行诽谤，这种举动很有可能会遭到政府的干预，但是那些人在利益的诱惑之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
就在我小心翼翼地经营着报社和印刷厂的同时，民间对于发行更多纸币的呼声日益增多，当时整个宾夕法尼亚州只有15000英镑的纸币，而且还在不断减少中。这些纸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商业活动的需求，可富人们反对纸币的发行，因为他们担心纸币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进而使得自己的财产缩水。
其实早在很久之前我就曾在共读社中与朋友们讨论过增发纸币的问题，纸币的出现方便了商业活动，也增加了就业，如果纸币供应量不足，很可能会破坏现在蒸蒸日上的费城经济。这场讨论结束后，我还撰写了一本名叫《纸币的性质和需求》的小册子，印刷了许多份，分发给当地居民。也许正是我的这些宣传活动，最终促使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增发纸币法案。
法案通过之后，州议会鉴于我在宣传纸币上做出了贡献，他们将这批纸币交给我的印刷厂来印刷，这笔生意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令我开心的不仅仅是纸币印刷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同时事实也告诉我们纸币的发行确实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它证明了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伴随着纸币发行的成功，费城人也知道了我的名字。
尽管我现在算是事业有成，但是在生活中，我依旧崇尚节俭，我没有过于奢华的衣着，对我来说只要保证一个绅士应有的体面便已经足够了，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否则我也从来不会前往娱乐场所，我更不会去参加钓鱼或者打猎这些“浪费时间”的活动，大多数的时间我都用来看书。
虽然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老板”，但是我依旧无法忘记过去在印刷厂当工人的生活，有时候我还会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也许正是我的这些表现，让大家看到了我是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所以人们都愿意信任我，这些良好的口碑也为我赢得了更多的生意，许多文具用品商人、书商都纷纷来找我，让我替他们代销商品。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费城里我唯一的对手就是邮政局局长了，虽然我拥有许多私人业务，但是邮政局局长的资金充足，再加上他经营的是一份“老字号”报纸，人们认为它更加权威，所以他的广告收入比我要多许多。为了扭转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我把目光投向了杂志行业，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邮政局局长快人一步，他比我早3天发行了自己的杂志，但是由于当时人们还不习惯杂志这种媒体形式，所以我们俩的杂志都没能存在多久。
在杂志领域我们打了平手之后，我感到不能总将目光局限于费城一地，应该走出去开辟更大的市场，不久之后，我的一个工人打算在纽约开办一家印刷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将向他提供三分之一的资金以及设备和一批铅字作为回报，当然，我们签订了一份合同，他将三分之一的盈利给我。这次合作让我的收入增加不少，而且我又不需要花心思去打理，所以我之后又找了几个合伙人。
除了前面叙述的努力外，我还翻译出版了一些书籍，比如伊萨克·瓦茨的《赞美诗》，乔治·韦伯的《巴切勒斯—霍尔》，托马斯·哥德弗雷的《单页年历》、《共济会宪章》、《每个人是自己的医生》、《绅士的铁匠》，还有理查德·森的《帕米拉》，这是美洲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些业务让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我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手里还开始有了不少的积蓄。这一切并非我想炫耀，而是想要向大家说明，一个人要想有所收获，就得有所付出。很多人往往看重的是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却忽视了这个人的努力，而恰恰是他的努力，才成就了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