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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生地，对他的性格的形成格外重要，爱丁堡的孩子大多受到当地城堡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孩子则受到雄伟教堂的影响，至今能看到大修道院的遗址、国王诞生的宫殿、玛格丽特王后的神殿以及迈尔克尔姆的塔楼。小镇丹佛姆林俯瞰着大海，向南可以看到爱丁堡，向北能看到奥奇尔斯的山峰。那是一座浪漫小镇，在最辉煌时期，曾是爱尔兰的市政中心。我的童年在小镇无忧无虑地度过，即便长大以后要面对严峻的社会，也依然能强烈而真实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早年的烙印永难磨灭，即使偶尔消失，最终仍会回来，继续发挥着影响，激发他们的思考，满足他们的生活。丹佛姆林的孩子，谁都抹不掉大教堂、宫殿和峡谷对自己的影响。它们使他们与众不同，使他们从不如意中迅速重新振作。我的父母就出生在这极富鼓舞性的地方，骨子里充满着浪漫与诗意的因子。
父亲的编织生意有了起色之后，我们搬到瑞德公园的一座两层的房子里，父亲的编织机占满了楼下，我们则住在楼上。那时我开始记事，第一次看到一张只有两英寸大小的美国地图。不久，艾肯特姨妈一家就远赴重洋到那块土地去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家楼上藏着一面非法旗帜，在一次有关谷物法的游行中，我们家族中的激进分子曾高举着它。有一次镇上发生暴动，一支骑兵队驻扎进了议会大楼，全家都因这次暴动而不安。一天半夜，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一人前来通知我们说，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因为主持一场非法集会而被捕入狱。更严重的是，民众扬言要去营救他。最终，在镇长的请求下，舅舅出面恳请民众退去：“如果各位是为正义事业而来，请抱起自己的胳膊。”民众们这样做了，舅舅就顿了顿又说：“现在，你们可以平静地各自回家去了。”
和家族里的其他人一样，舅舅恪守道德、遵纪守法，但又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是美国制度的热心追随者。可以想象，在君主专制和独裁政府统治下，家庭环境对我有多么大的影响，因此，每次谈论到实行共和制度、民众选举代表治理国家、每人都享有权利的美国时，我都激动不已。我甚至认为，杀死国王、贵族甚至上帝，是一个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能自由发表言论，并对特权阶层或特权者都有深刻的认识。有一段对“血统论者”的嘲讽，我十分认同：“他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做，趾高气扬但徒有其表。他不过偶然生在好家庭，他虽有家族可以炫耀，但早已像马铃薯一样，躺在地下。”我始终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应当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一切，而不是凭借特权。我年轻时时常为此大发感慨，像一个激进分子。
其实，丹佛姆林久负盛名，也因为它可能是爱尔兰最为激进的镇子，连派斯莱都不能与之并提。小镇居民以小制造商为主，他们有几台机器，从大制造商那里领一些编织零工，工作虽不稳定，但不受束缚。也因此，那时期是丹佛姆林最热心于政治的年代，午饭后，时常可见镇上的人系着围裙，谈论国事，嘴边都挂着休谟、克伯顿、布雷德等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虽各有偏见，但普遍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次大变化。小镇居民还自发组建俱乐部，订阅伦敦的报纸，每晚读报，并在读报结束后发表一番评论。
人们都盼望镇上有更多的集会。我记得在一个晚上，父亲在露天集会上发表演说，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我也掩饰不住自己的热情。我告诉旁边的一个人说演讲的是我父亲，他就把我举起来放到他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