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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大约一年的信差后，楼下办公室的格拉斯上校，偶尔会让我帮他照看一下办公室，因为他要经常出去。格拉斯先生的声望很高，又有政治抱负，不在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频繁。这样一来，我成了他的办公室助理：接收公众的来信，监督操作房是否对信件进行了合理的分配，等等。所有信差都梦寐以求这个职位，纷纷开始鼓励我。我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可他们知道为什么。我需要省下来每一分钱，好补给家里的日常开支。我总是和父母商议着怎样添置家具、衣物更划算，恐怕没有一个家庭会如此团结吧！
就这样日复一日，每省下 50 美分，母亲总是小心地攒起来，终于攒够 200 枚后，就兑换成 20 英镑，寄给远在苏格兰的亨德森太太，是她当年的慷慨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那天我们欢呼庆祝：终于从债务中解脱出来了，多么令人欣慰啊！可是亨德森太太的恩情，我们永远无法偿还。我重回丹佛姆林时，亨德森太太依然健在，我前往她的住处拜访就像前往神圣之所；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应当忘记她！如今得知老太太逝世的消息，我哽咽了，默念愿这位善良而高贵的朋友安息。
还有一件事，一度让我感觉自己身处天堂。那是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要给信差结算工资。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队，挨个儿去领钱。我站在最前面，伸出手准备接格拉斯先生已经推出来的 11.25 美元。令我惊愕的是，格拉斯先生把钱推给了我后面的男孩。我想是格拉斯先生搞错了，因为我一直都是第一个领工资。等其他信差都领到了工资，我的心开始下沉，仿佛有不祥的事要发生。我做了什么，又没做什么？我等着承受被解雇的消息的发布，真感到无颜面对父母亲了，心里十分痛苦。等信差们陆续离开后，格拉斯先生说我应当领到更多的钱，每月 13.5 美元。
我一阵眩晕，怀疑自己听错了，但他数出了这笔钱。我不知道我是否谢过了他，只记得自己拿着钱，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里。我把钱悉数交给母亲，只交了 11.25 美元，另外 2.25 美元存入了自己的“小金库”。它们实实在在地躺在我的口袋里，那种感觉远比我后来创造的数以百万计的财富更有价值。
晚上入睡前，我低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九岁的弟弟汤姆，他似乎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谈到未来，谈到如何组建公司，甚至谈到以“卡内基兄弟”命名的企业会很庞大，那样父母就能坐上马车了。我听说有个苏格兰老太太，到伦敦和女儿女婿一起住，还有自己的马车，可她却说：“如果家乡的人不知道，那我坐着这样一台机器，有什么风光可言！”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父母不应当只在匹兹堡风光，还应当衣锦还乡回到丹佛姆林。
星期日早晨，全家一起吃饭时，我拿出另外的 2.25 美元。他们很是吃惊，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父亲的眼中充满骄傲，母亲则热泪盈眶：他们的孩子有了成绩，他们的孩子孺子可教。我也感动得泪流满面。在那之后赢得的所有的赏识与成功，都没再令我如此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