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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的历史寿命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12代12任国君，历时247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时253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175年，或181年。
从历史的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作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
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
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基，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原因之根基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
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任何族群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是“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之言，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
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便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变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
这个重大事变，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突兀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赵人族群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远古之世，秦人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
秦人族群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
。第二代族领，是大费，也就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秦人部族与大禹部族、周人部族、商人部族一起，结成了天下治水的主力群体，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之后，大禹部族与秦人部族结成了互援轴心同盟。
可是，大禹病逝之后，大局骤然发生了变化——启代伯益继承最高权力，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攻杀。由此，秦人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秦人部族脱离文明腹地，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联络各部族灭夏，秦人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族联合灭夏。其后，秦人部族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部的方国诸侯。
商王国末期，秦人族群的主力分为两支力量：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拱卫都城朝歌区域；一支居于“西陲”，成为商王国镇守边地的方国。随着周武“革命”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均不愿臣服周室，各自分开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了。镇守西陲的一支，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立耕牧生存，这便是后来的秦人族群。拱卫朝歌的一支，因飞廉、恶来“助纣为虐”的恶名，远走北方了，这就是后来的赵人族群。秦人原本七十余族，其余族群便就此星散于东方山海之间了。
周穆王时期，远走北方的秦人，其首领造父有驯马驾车之异能，被周穆王发现而成为王车驭手
。很快，造父因驾车辅助周穆王平乱有功，被封于赵城。这支秦人以封地为姓，就成了赵人。
从此，历史正式有了赵人族群。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人族群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崛起为晋国的掌军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赵氏成为晋国的权臣大部族之一，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晋国的权力主流竞争。从此，赵氏族群开始了外争内乱俱频繁的血雨腥风部族史。
从赵盾到赵襄子立国，可称为早赵时期。这一时期，赵氏内乱妄杀频仍，大起大落，是早赵部族最显著的特点。早赵时期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成（景叔）、赵鞅（简子）、赵毋恤（襄子）六代，大体一百余年。这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
其二，赵简子废嫡（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襄子）为继承人。这是赵氏部族第一次废嫡立庶之举，为以后的废嫡立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先例。
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铜枓（斟水器具）击杀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发簪）自杀。”
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12代中竟有11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子赵浣（献侯）立。赵襄子之弟赵桓子密谋兵变，驱逐赵浣，自立为赵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儿子，复立赵浣，是为赵献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赵部族将军举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候。
其四，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其五，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发动兵变与太子赵语（赵肃侯）争位；赵失败，逃亡韩国。
其七，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立赵何为太子），退王位自称主父。后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12代而有11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轰然崩塌。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
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竞争方式。对赵国两大根基环境作一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作了丰富的记载，作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六大区域，其各自地理民风的大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狷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屐（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自晋时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基本地域山原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兼北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相比于赵国，其他六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
为此，赵国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及诸侯”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狠毒（懻忮）”，所谓“高气势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战国社会，若无坚韧彻底的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
荀况，首创了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及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而毁瘁君主于暗墨之中，遂染溺灭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的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冷静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论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