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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灭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173年。韩国先后13位君主，其中后5任称王，王国历时104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
。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
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传统，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
其时，韩氏族群的领袖，是韩厥。
当时的韩厥，尚只是晋国一个稍有实权，封地不多，爵位也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
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进而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后来，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
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作了最充分的评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太史公将韩氏之崛起，归功于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国。
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强劲的扩张活力。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
此后，韩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魏国也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魏惠王时期，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便起用“京人”
申不害发动了变法。
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便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行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囫囵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法治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在于，法治派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
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
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查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是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了。
术治派给韩国带来了深远的后患。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
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一改屈辱之局。
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
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但是，好像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
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主动出让上党、派遣水工疲秦、增兵肥周退秦、韩非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
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
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
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然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然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