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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被停了。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一个学生懒得上课，就解雇了我。另一个则毫无预警地从宿处消失，还欠了我十二法郎。我只剩下三十生丁，烟也没了。整整一天半我既没东西吃也没烟抽，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把剩下的衣服装进皮箱拿到当铺去。这样我就不能再装自己还有钱，因为我不能不征得F太太同意就把衣物都带出旅店。然而我记得，当我跟她打了招呼而不是偷偷带走衣物时，她非常惊讶。在我们这一带，躲债夜逃是常见的伎俩。
那是我第一次进法国当铺。走过宏伟的石头大门（当然了，上面刻着“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他们甚至把这个写在警察局门上），进入一个像学校教室一般又大又空的屋子，只有一个柜台和几排长椅。四五十个人在里面等着。人们把典当物递到柜台里然后坐下。过一会店员估好了价就会叫：“某某号，五十法郎成吗？”有时候只有十五、十甚至五法郎。不论多少钱，全屋都能听到。我进屋的时候店员正在挑衅地叫道：“八十三号——过来！”还吹了个口哨，做了个手势，就像是在叫一条狗。八十三号走到柜台前，他是个长着胡子的老人，穿着一件扣到脖子的大衣，裤脚磨破了。店员一言不发地把他的包扔过柜台——显然是一钱不值。包裹掉到地上散开了，露出四条羊毛男裤。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可怜的八十三号把他的裤子收拾起来，蹒跚着、自言自语地走出去。
我要当的衣服加上箱子，买来时花了我至少二十英镑，现在还很新。我觉得现在肯定值十英镑，而十英镑的四分之一（你只能指望当铺会出四分之一的价）就是两百五十或者三百法郎。我毫无压力地等着，指望能至少拿到二百法郎。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的号码：“九十七号！”
“在。”我答应着站起来。
“七十法郎？”
值十英镑的衣服只出价七十法郎！但争论是没有用的，我曾看到有人想争辩，店员马上就拒收典当物。我拿了钱和当票就走了。现在我除了身上穿的肘部磨破、当不出去的大衣和一件衬衫之外，什么衣服都没有了。后来我得知要下午去当铺才对，不过为时已晚。店员都是法国人，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在吃午饭之前总是脾气很坏。
我回去的时候F太太在酒馆扫地。她走上台阶迎接我，从她的眼睛里我能看出她很担心我的房租。
“那么，”她说，“你那衣服当了多少钱？不多，是吧？”
“两百法郎。”我立刻说。
“天哪！”她惊叹道，“那真不错。那些英国衣服肯定很贵！”
这个谎言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奇怪的是，它后来成真了。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之前为报纸写文章得到的两百法郎稿费，虽然很心疼，但我还是把钱一分不差地交了房租。所以，尽管接下来的几周我差点饿死，但至少还有容身之所。
现在必须得找活儿干了，我想起一个朋友鲍里斯，他是个俄国侍应，有可能会帮我。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一家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他在治左腿的关节炎。他说如果我有麻烦，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我得先介绍一下鲍里斯，因为他是个怪人，而且我们交情很不错。他大概三十五岁，是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曾经很英俊，不过因为卧病在床而变得极胖。就像大多数俄国流亡者一样，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冒险经历。他那在革命
中被杀的双亲曾经很有钱，战时他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服役，据他说那是俄军最好的团。战后他先是在一家毛刷厂工作，然后在巴黎中央市场做搬运工，后来又成了洗碗工，最后才做了侍应。生病之前他在斯克莱伯酒店工作，每天能挣一百法郎小费。他的志向是做到侍应领班，攒够五千法郎就去右岸开一家精品小餐厅。
鲍里斯总是说战时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酷爱战争和军事，读过无数战略和战争史的书籍，可以跟你讲所有拿破仑、库图佐夫
、克劳塞维茨
、毛奇
还有福煦
的理论。任何跟军事有关的东西都能让他高兴。他最喜欢的咖啡馆是蒙帕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仅仅是因为那儿外面有内伊元帅
的雕像。后来鲍里斯和我一起去商业街。如果我们坐地铁去，鲍里斯总是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商业街站下车，尽管商业街站更近一些；这与他对康布罗纳将军的喜爱有关，滑铁卢战役时敌人劝这位将军投降，他只回答了一句“滚他妈的！”
革命给鲍里斯留下的东西只有奖章和他们团的旧照片；他把其他所有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只留下这些。他几乎每天都要把照片铺在床上，对其大谈特谈。
“看，我的朋友。你看我站在前排。多棒的壮小伙儿，是不是？不像那些法国小耗子。二十岁就做了上尉——不错吧？没错，第二步枪团的上尉；我父亲是个陆军上校。”
“啊，但是，我的朋友，人生的起起落落啊！一个俄军上尉，然后，啪！革命一来，一切都没了。1916年我在爱德华七世旅馆待了一周；1920年我在那儿努力找工作当更夫。我做过打更的、管酒窖的、刷地板的、洗盘子的、搬行李的，还看过厕所。我给过侍应小费，也被别人给过小费。”
“啊，但我知道如何像绅士一样生活，我的朋友。我不是想自夸，不过，有一天我在算这辈子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发现有两百多个。没错，至少两百……啊，话说回来，坚持就是胜利。勇敢点！”等等，等等。
鲍里斯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他总希望回军队去，但他做侍应也有了前途。虽然他攒的钱从没超过几千法郎，他还是理所当然地觉得以后能自己开饭店发家致富。后来我发现，所有侍应说的想的都是这个，这样他们作为侍应才能心理平衡。鲍里斯总是兴致勃勃地说起在酒店的生活：
“做侍应就是赌博，”他曾说，“你可能到死都穷得要命，或者一年就发了财。你没有基本工资，靠的是小费，也就是账单的百分之十，另外还有香槟酒公司按照瓶塞给的回扣。有时候小费多得很。比如马克西姆餐厅的酒保，一天挣五百法郎。旺季还不止五百……我自己每天挣二百法郎。那是在比亚里茨的一间酒店，是旺季的时候。从经理到洗碗工，所有人每天干二十一个小时。二十一个小时干活，两个半小时睡觉，连着过了一个月。不过很值得，一天能挣二百法郎呢。”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交上好运。有一次我在皇家酒店，有个美国顾客在晚饭前叫我，点了二十四份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把酒全都端过去。‘现在，小伙子，’那个醉醺醺的顾客说，‘我喝十二杯，你喝十二杯，喝完你要是能走到门口，就能拿到一百法郎。’我走到了门口，他给了我一百法郎。整整六天，每个晚上他都这么干，十二杯白兰地鸡尾酒，然后就是一百法郎。几个月之后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因为私吞公款。你不觉得这些美国人还是挺好的吗？”
我喜欢鲍里斯，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下棋、聊聊战争和酒店的事情。鲍里斯总是劝我去做侍应。“这种生活很适合你，”他说，“有工作的时候每天挣一百法郎，还有个漂亮的情人，多好。你说你要写作，那都是胡扯。想靠写东西挣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娶个出版商的女儿。但是如果你把那小胡子剃掉，肯定能做个好侍应。你个子很高，还说英语——做侍应主要就靠这些。等我能弯弯这该死的腿，我的朋友。还有，如果你什么时候失业了，就来找我。”
由于就要租不起房吃不起饭了，我想起了鲍里斯的话，决定马上去找他。我并不指望能像他保证的那样，轻轻松松当上侍应，但我当然知道怎么洗盘子，毫无疑问他能在厨房里给我找个活干。他说夏天要找洗盘子的活，打个招呼就行。想到自己终究有个有点势力的朋友可以求助，真是感到极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