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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国停留数日，见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以及传教士、教师、外交官、商人等，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讲英语的。这些人对我们来说颇为重要。
作为一个听众，艾拉多总表现出无限的兴趣，而且她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天资聪颖，这使得每个人都愿意和她说话。她学得很快，而且把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恰如其分地归置到她那存储量巨大的聪明头脑中去。
“我开始知道，”她温柔地告诉我，“我不能像评判我的国家那样来评判你们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在我们国家，只有我们自己——与世隔绝，同类同性。当我们进步或后退时，所有的人都是一起的。而你们有各种各样的人，居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地区与地区之间互相接壤，并互相融合。而且你们不但不会一块儿进步或后退，可以说没有两个国家是完全同步发展的——据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国家之间大多相差了几个时代，有些远远落后，有些发展得比别的国家快很多，也有些是原地不动的。”
“是的，”我告诉她，“我们的荒蛮部落仍然很多，在那里还有仍处于人类发展起步阶段的人，甚至退化的人——无望的退化的人。”
“我知道了——知道了——”她若有所思地说，“当你说‘文明的世界’的时候，你只是用了个比喻的说法。这个世界还不是文明的——只有部分地区，而不是完全文明的。”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吧，”我同意她的说法，“当然了，那些文明的国家认为他们自己就是整个世界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那怎么比较呢？从数目上比较吗？”她问，“我们来看看吧！”
于是我们去查阅世界人口的数据。我们翻了一页又一页，上面各种分类难以筛选，直到后来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表格：基于人种的世界人口。“那个差不多可以用到，”我告诉她，“我们把白人归为文明人这一类，剩下的再归为一类。我们来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发现印度日耳曼语系，或印欧语系的人——白人，分布在欧洲、美国、波斯、印度和澳大利亚，总共有七亿七千五百万人；剩余的黑色、红色、棕色和黄色人种，共有七亿八千八百万人。
“你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文明的？”她问。
她问的时候并没有带一点让人不悦的语气。艾拉多从来不会挖苦或讥讽，相反，她总是能尽情享受并学习生活中的一切，而且她是毫无偏见的。
而我却因她这样冷静的估算而有了点被诟病的感觉。“不，”我说，“你不能说中国是不文明的——它是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你现在看到的只是根据人种，根据人的肤色来分的。”
“啊，是的，”她说，“说到文明，人种或肤色不太重要吧？当然不了——我可真笨啊！”
但我放下了手中的铅笔——我正要用它来计算人口的总数，严肃而疑虑地看着她。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太天真了。她甚至没有受到她这么快就学到的历史的影响，就像孩童不会受到低级小说的影响一样，因为孩童是不懂那些词语的意思的。
由于艾拉多对我们惯常所说的“生活”是那么的天真，我也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过程。她的国家是一个整体；她的文明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她的国家，女人和孩子以母女和姐妹的关系共同生活，彼此包容，相亲相爱，共同教育，互相服务。她走出那里的保育室、学校、花园、商店和厅堂，来到我们这个乱纷纷的世界，结果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不一样的民族，他们在心理上的差异隔阂远远甚于地理、政治或种族上的，而且还常常无视彼此的存在，互相恐惧、互相鄙视、互相仇恨；每一个民族，每一支血统，都认为它自己是“正常”的，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别人。她不得不先看到事实状况，然后再去解开它的根源，循着历史发展的长线找出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但即使到那时，她仍难以理解到底是什么让种族之间有这么大的鸿沟。
艾拉多一直以为种族和肤色是不会带来差异的，如今我却要把她这最后一个美好的设想也给打消掉，这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亲爱的，”我缓缓地说道，“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这里还有另一个叫你震惊的事——可能你也已经从我们经历过的这样那样的事情中略知一二。在这个世界上，种族和肤色其实举足轻重。一个民族的人之所以不喜欢或看不起另一个民族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肤色。这些被标记为‘印欧语系人或白人’的几百万人口，是包括波斯人和印度人的，但其他白人民族却不愿意与他们通婚，因为他们的肤色确实比我们要深，尽管他们和我们出自同一支血统。”
“这种不愿意是相互的吗？”她冷静地问，好像我们讨论的是昆虫似的。
我告诉她，总体来说，确实是这样；而且，那些面部扁平的蒙古人种因为我们的面部特征而把我们叫作“像鹰一样的人”；而非洲小孩第一次见到白人的脸，则会异常恐惧地尖叫着逃开。
但当时我真正在考虑的是，当她来到我们国家时，我该怎样向她解释那里的种族偏见。我觉得现在的情形就好像是一个家庭主妇要带同伴回家，却发现这个同伴的标准比她高得多、严格得多，因此她急于先行回家，以便在同伴细看之前把家里整理得干净一点。
我们在日本也待了几日，艾拉多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国家和它那爱慕鲜花、满脸喜色的民族，以及随处可见的胖乎乎的快乐孩童。
她并不满足于这里艺术般的美丽或是装点在他们生活表面的笑意盈盈，相反，她又开始了一贯以来探求真相的过程。表面的东西并不需要长年累月的研究，也不需要枯燥乏味的数据图表，只要凭着她已经知道的并且清楚记在心里的那些东西，再问些别有意味的问题，她很快就掌握了日本文化最显著的特点。这个国家特有的美德立刻使她高兴起来。对武士的高度敬仰、多数人民无尽的爱国之心、优雅礼貌的举止、对自然和艺术的挚爱，以及在看过中国的“金莲”之后，再看到这里双脚无拘无束的女性——这些都那么令人感到欣慰。
但现在她又透过所有这些表面的现象，发现这个民族普遍处于贫穷之中，他们在新的商业主义的压榨之下变得无助，而且女性一直是忍辱负重地生活着。
“怎么会这样，亲爱的，”她问我，“这些人这么聪明，却不知道如此受限的女人是无益于培养一个高贵的民族的。”
我只能说这种无知是普遍的，对所有的民族来说都很常见——当然，我们美国人除外。当我们谈论美国的时候，她总是神采奕奕。
“你不知道我有多向往美国，亲爱的，”她说，“尽管我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但所看到的这些已让我感到很痛苦，在这样一种心情之后——我真高兴我们是这么走来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我们越是临近美国，她谈论起来就越热切，而我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也就越强烈了。我开始去思索那些我从来不曾敏感的事情，竭力想用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它们。
与此同时，艾拉多对日本女性愈发痛心，因为她们的一生都被生儿育女和侍奉男人这两大责任所占尽。
“我实在难以理解，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都已经不再是人了——只是妻子——或更糟。”
“但她们当然也是母亲。”我说。
“不——在我们看来，她们不是母亲，或者说她们并没有意识到。你瞧这里都拥挤得令人害怕了！这是个小国家，本来是易于掌管的，它能养育大概这么多的人——但不能再多了。然而这里的人却还在让他们的人口成为‘饱和溶液’。”她是从一个学医的朋友那里学到这个词的，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告诉了艾拉多很多她急切想知道的事，都是关于日本人的健康和身体发育的。“他们难道不知道人已经太多了吗？”她继续说，“如果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到了它无法支撑的程度，那么它必然要忍受令人痛苦的贫穷——或者就像德国人那样，他们要求干什么来着？——扩张！他们必须要占领其他人的国家。真奇怪，他们会这么笨！”
“但是，我亲爱的，请记住这就是生活啊，”我告诉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就是人们生存的方式。你对他们期望过高了。繁衍增长就是自然的法则。当然了，马尔萨斯提出过人口过多的可怕论断，但实际上还远远没到那个程度。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生存的方式也在增多。”“放眼全世界，我可以理解；但说到某个国家，尤其是像日本这样小的国家——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她突然问。
这使得她马上开始研究移民，幸运的是，以我的所知，对这个话题也有所贡献。她急忙搜集资料，并想起我们国家的历史，来自各民族的移民就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她立刻发现，当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还是没有人的时候，人们能自由迁徙，寻找最好的狩猎和畜牧之地；进入农业社会后，他们就定居下来并开始扩张，随着人口的增加，地盘也跟着变大；而一旦国家接壤，它们必定会受周边国家的限制，于是就出现了两个结果，一个是自己国家内部过度拥挤，另一个是为了“扩张”的利益而发动战事。
“现在我知道你们的极大优势了，”她说，“你们发现了‘新大陆’，人性也就复苏了——是吗？”
我总是很高兴看到她能这么快就学会一些习语和俚语并正确使用。这对她来说也是个新鲜事物，总让她感到愉快。
“你们有了一片很大的新国土来扩大你们的地盘，而且没有竞争者——那里以前并没有人居住，是吗？”“是的，除了印第安人。”我说。
“印第安人？”
“是的，一些野蛮人，就像你们山下住在森林里的那些人一样，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先进。”
“你们是如何安置他们的？”她问。
“我真不想告诉你，艾拉多。你瞧，你有点把我们国家理想化了。我们并没有‘安置’那些野蛮人。我们杀了他们。”
“全部吗？有多少人？”她很冷静地说。她并没有做出些警觉或恐惧的动作，但我能看到她鲜丽的面色从脸上褪去，可爱的嘴巴也因竭力控制而显出生硬的线条。
“很遗憾，这事说来话长，而且并不是个美好的故事。我们留下了一些印第安人，把他们限制在我们称之为‘居留地’的地方。我们做了很多教育和传教工作，有些印第安人因此获得了高度的文明——和我们任何一个公民一样好，也有些和白人通婚了。我们有很多人是带有印第安血统的。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令我们民族蒙羞的事情之一。海伦·亨特曾写过一本相关的书，叫《百年耻辱》
。”
艾拉多沉默不语，她的双眼中露出了对遥远故乡的思念。
“我不想给你泼冷水，亲爱的。”我说，“我们美国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确实认为我们相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很多优势，但我们也有被责难之处。”
“我会等到了那里再做出评判。”她说，“回到刚才我们讨论的事儿上吧——人口的压力。”
我们不得不重提这个令人难过的话题，而且发现，只要战争仍被当作解决方法，那么国家之间就会一直冲突不断；人们把原先的居民赶尽杀绝，这一简单的做法使得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土地，而当他们的人口又一次增长到土地能承受的底线时，就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占领和屠杀，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在战事平息、疆域固定的地方，比如伟大的中国就曾筑起边关，防止其他部落的侵略，那么国内的人口增长就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进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直到可怕的最低限度。接下来就是和平移民的过程，整个太平洋沿岸和岛屿上都是成千上万迁徙的黄种人。
她把所有这些都看作是不断变化着的一连串事情，就像一支行进着的队伍。她眼中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斑驳的地图所展现出来的那样静止不动，而是经常要注意到各民族的迁移。
“这就是现在欧洲正在苦恼的事，是吗？”她最后问，“这就是那些拥挤不堪的国家总是四处征战的原因吗？他们彼此厮杀，就为了暂时能得到一些空间，是吗？”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表示同意，“每个国家都想要有更多的土地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而且他们也想使人口增长，以便获得更多的土地——是吗？”
这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土地有限的地球上，要么划定自己的疆域，国内拥挤到自毁的程度，要么就是靠‘战争的运数’，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遗憾的是，这个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为什么女人不去控制下人口的数量呢？就像我们做的那样。”
“哎，艾拉多，艾拉多——你还没意识到吗，这个世界不像你们国家，这里不是女人的世界。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而他们并不想控制人口。”
“为什么不呢？”她问，“因为他们自己不生孩子吗？因为他们宁愿打仗而不愿和平地生活吗？是什么原因呢？”
“那些都不是原因。”我缓缓地说，“真正的原因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没能看得足够远、想得足够深，他们都不足以想象这些巨大的种族问题。他们只是按照本能办事，遵循祖上的信仰，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
“但是这些女性呢？”艾拉多抗议道，“显然女性能看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这只是面积的问题，要保证健康快乐的生活，每平方英里能容纳多少人。难道这些女人愿意让她们的孩子在这么拥挤的环境中不快乐地长大，或者要他们必须为生存的空间而斗争？我无法理解。”
接着她坚决地去问一个日本专家关于日本女性地位的问题，这个专家是由我们的一个朋友介绍的。她礼貌谦恭，而且提前给自己筑起坚固的心理防线，以便听到什么都可以不感惊诧，而那个专家，也是相当客气地向她概述了日本人是怎样看待他们国家的女性的，同时还用事例和引言进行了解释。
艾拉多完全掌握了其中的要点，甚至比她在印度或是中国的时候掌握得更为透彻。我们离开日本，经由夏威夷前往我的家乡，数日之内，她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随后，她感受到一些安慰——比如蔚蓝辽阔的大海、飞速而过的灿烂日子以及远大行程的顺利进展，于是又开始旧事重提。
“在我了解更多之前，我尽量不去想这些特别糟糕的事情，甚至也不做评判。这些事情已经是那样了，即使我知道些什么也不会使它们变得比以前更糟。”
“你是个勇敢的女孩——也很坚强。”我向她保证，“这也是你唯一的选择。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你首先经历的是这么一档子事——这场战争，然后又是东方国家的女性！我本该更好地为你做足心理准备的。”
“你不用那么做，亲爱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仅靠语言，我是没法想象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的。而且不管我是怎么接触到它们，迟一点或快一点，这恐惧总是无法改变的。我现在没法让你知道我的感受，就好像你也没法让我事先感受到一样。”
海上旅行对她大有裨益。她热爱大海，为轮船而骄傲，尽量不去想那些成就这番骄傲的人们那可怜的劳动条件。她总能交到朋友——旅行者、传教士、生意人以及她能找得到的女人们。但是，很奇怪的是，她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比跟男人在一起时更感到困惑，似乎不是很懂到底应该怎样去接近她们。这不是因为她缺少爱心或同情——远不是这样的，相反，她很迫切地想跟她们交朋友。最终我想出了这么个解释：她和男人交朋友是出于人性，而不是以女性气质来吸引他们；他们作为人类而互相交流看法并和谐共处。但女人却不是那么富有人性，总体来说她们的视野不那么宽阔，阅历也较少。当她真正和一个女人亲密到可以无话不谈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将是纯女性的观点、全然不同的社会和道德价值以及自身地位特有的局限性。
这是从艾拉多身上反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看到过，但现在我发现了。我一开始不能理解的是，她为什么看似对女人比对男人更早失去兴趣和耐心。她从来没有批评过女性，但我能看到她和善的脸上会露出迷惑伤心的神色，然后马上收敛起来。
当然也有例外。一个曾在中国工作数年的女医生正在回家的路上，她早就想要度个假了，艾拉多天天和她在一起。“向她学习。”她告诉我。还有另一位女性，早先是个传教士，现在是个生物方面的研究工作者，她也受到了艾拉多的真心钦佩。
我们来到美丽可爱的夏威夷岛，经过好好地休息之后恢复了精神，于是决定在那里停留些时日，欣赏欣赏那海中群山的壮丽景象。在这里，艾拉多对社会的兴趣和热爱又被激发出来。有很多人教她，有一些很好的书可以读，还有一些传教士的后代，他们自鸣得意地吹嘘着父辈的崇高事业，通过这些途径，她很快就知道了这一弹丸之地的社会发展史。
“这很有启发性，”她说，“这是个——那个挺不错的词，怀汀教授是怎么说的？——缩影——是不是这个词？”
到这个时候，我亲爱的调查员对人类历史总体情况的了解已经和其他人一样清楚了，这是连专家都想不到的，而且她还把这些都记到了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有人曾给过她一本温伍德·瑞德的《成仁记》，这本书很棒，是我们能求得的最好的书了，为她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基础信息，她从那时开始收集起来的所有事情，现在全都恰如其分地对上了她的观点。
“你们在这里的进展速度很快——是在一个世纪之内完成的。你们的传教士1820年才到这里——这些褐色皮肤、性情温和的人一直是自己在这里生活的。”
“他们并不总是温和的——不要把他们太理想化！”我插嘴道，“他们也有战争和打架，而且他们有个非常可怕的禁忌宗教——对女性尤其苛刻。”
“是的——我知道——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完美’，就像伯恩顿教授说过的那样；但是他们漂亮健康、幸福快乐、礼貌和蔼，而且，啊，他们游泳多棒啊！甚至连小孩都会游，这是他们告诉我的。”
“我知道孩子在学会走之前就能学会游泳——这个他们跟你说过吗？”
“是啊——干吗不说呢？但瞧这儿，亲爱的。接着你们的传教士来了，并且介入其中。现在这些原住民和土地拥有者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而且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他们被夺去了财产，而且正在被灭绝。”
“是的。”我说，“然后呢？”
艾拉多看着我。她脸上的表情一重又一重，就像阳光照到地上出现层层叠叠的影子一样。她看上去很困惑；但她显然是知道原因的。她变得严肃，接着找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随后脸上又出现了我深深赞美过的母亲般美丽的神色。
但她仅仅说了句：“我爱你，范。”
“谢天谢地，亲爱的。我以为你要因为我们夺走了夏威夷人的财产而赶我走呢。我可没那么做——所以你不责备我，是吗？”
“难道美国没有这么做吗？”她轻声地问我，“你在意吗？”
于是我开始解释，说来说去只有那么几个理由，而且还前后矛盾，就像一只吃了羊羔的狼拼命想要表现自己那么做是多么难以避免的一样——得亏它不说这是多么公正。
“你觉得这和英国人掠夺布尔人的国家一样吗？”她柔声地问。
我不觉得。我一直觉得英国人是在“扩张”，实在不可饶恕。
“你们国家还没有拥挤到那样的程度，是吗？你们还有那么多土地——为什么还需要这些地呢？”
“我们想让他们成为基督徒——让他们进入文明。”我很不高兴地说。
“你们认为基督对他们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吗？文明帮到那些死去的人们了吗？”
接着她发现我被她的话伤到了，就停下来亲吻我。“我们不说这个了，亲爱的——我这么强调这事是不对的。但是我已经习惯什么都跟你说了，就好像你是我的姐妹一样——我忘记了，当你的国家也被牵涉在内的时候，事情就显得不同了。”
她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些正在消亡的夏威夷人，但是我开始以从未有过的感情来看待他们。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梅毒和结核病。中国人给他们带来了麻风病。由于那些可怕的疾病，他们一个曾经可爱的小岛现在变成了恐怖的代名词，伟大的基督徒想尽力驱赶那里的恶魔，但已经太迟了。
这些传教士一开始无疑是怀着崇高的目的而来，当地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意识，他们不经意地将土地拱手相让，传教士们就这样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其儿孙也生活富足、手握大权，并为祖先的“丰功伟绩”而骄傲，目中显然看不到夏威夷人悲惨结局中的罪恶。也许他们认为只要这些原住民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死去的，那他们生命的长短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带给他们的文明，只不过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劳动，他们不再有原先轻松自由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长时间的辛苦劳作，但换来的却是他人的利益。苦力、疾病、死亡，以及越来越少的原住民心中对此残存的记忆；遭人排斥、异文化传播、工业剥削、走向灭绝——无怪乎他们的音乐是如此悲伤。
我很高兴能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很高兴能撇开这种民族内疚感，也很高兴地看到，随着我们驶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的家乡，随着黄金般的白天和黑天鹅绒般的夜晚流逝，艾拉多的脸上重新现出神采。
船上有很多加州人，有的聪明，有的愚钝。我看到我的妻子又开始以她一贯的技巧，从每一个她交谈过的人那儿获取信息。从一个加州人那儿知道些当地的事并不难。我自己不是加州人，而且比起我们去过的其他国家，我对自己国家的事肯定了解更多，所以我可以凭借一些相对客观的事实来核查这些滔滔不绝、志满意得的宣扬之词。
艾拉多喜欢这些。“这让我心里舒服。”她说，“因为我知道了在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国家，也知道了那里的人民能这么热爱它。”
她特别喜欢美国桂冠诗人伊娜·库尔布里斯的精美诗作《加利福尼亚》，诗歌饱含温柔的自豪和生动的赞美，让她陶醉其中。有个同样热爱这首诗的人和她一起读了这本书，并且把她列了整整一张单子的“加利福尼亚作者”们又重新赞美了一番。
这比房地产、气候、水果或鲜花更让我恼火，而且由于在夏威夷受了点斥责，我想找个人发泄出去。我可不像艾拉多那么好说话，也不想装成那样。在这种时候我可不想。于是我对这个喋喋不休的热爱者说：“为什么你把这些人叫作‘加利福尼亚作者’？”
她看着我，吃惊的样子可不是装出来的。
“他们都在那里出生吗？”我问，“他们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吗？”
她不得不承认，除了某几个之外，其他都不是。我们把那些真正生长在加利福尼亚的标记了出来——这张名单就很短了。
“但他们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她坚持道。
“多久呢？”我问，“要生活多久才能使一个作家能自称为‘加利福尼亚人’——比如说马克·吐温？他在康涅狄格州生活的年数更多，那就可以被称为‘康涅狄格作者’吗？或者他在纽约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可以被称为‘纽约作者’吗？”
她看上去很生气，但我一点都没感到歉意，反而继续毫不留情地说：“我认为加利福尼亚是美国唯一一个从来不对自己已有的出产物感到满足的州——它总是想把自己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收入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