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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拉多订了环游世界的远大目标，所幸的是，一来她那个小袋子里装的珠宝比我起初预想的要多，二来这世界上还有那么些渴求珠宝的百万富翁。在印度我们遇见一些藩王，他们对红宝石和翡翠的渴望丝毫不亚于他们积攒财富的祖先们，而且他们还拥有成堆成堆的古金币来买下这些珠宝。于是我们不费什么力气就将我们的贴身腰带塞满了世界通用的金币，还办了信用证，这样只要有银行的地方我们都能去了。
她对我们金钱观一直很不解。“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要这些珠宝？”她问，“为什么他们愿意花那么多钱来买？”
她对钱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在她国早期，她们也有自己的流通媒介，但更多地是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记账方式，比如票据。这种媒介最终没有沿用下来，而且她们很快就实现了产业集中化，这样，一直用这套筹码体系来衡量每一笔交易就出现了滞后和不便，这在她们务实的头脑中就显得没用了。作为一种“激励性产业”，这实在是没必要，因为母职就是她们的激励。当每一样东西都很充足的时候，她们想要多少都可以免费拿到；如果数量少，她们就会进行分配。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在于她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她们将要做什么，而不是她们将要得到什么。于是我们的观点就让她迷惑了。
我记得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在危险四伏的地中海缓慢行进的时候，那时艾拉多遇到一个严肃的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个经济学家。她只是听讲和问些问题，对她的祖国只字不提——长久以来我们发现这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因为一旦说了，马上就会被问道：“在哪儿？”而这是我们不想回答的。
艾拉多通过与人交谈学到不少东西，又很快读完了他们给她的所有的书，然后她用两种方式来放松自己的头脑：一种是和我聊天，一种是写作。“我得这么做。”她对我说，“我在写一本书——事实上是两本。其中一本全是笔记、引言、事实，还有照片——照片——照片。摄影真是一门好极了的艺术！”
她成了她所说的艺术的狂热爱好者，到处搜集资料，以便将来给她国的人看。
“你知道的，我们将来必须得回去告诉她们。”她解释说，“她们会很感兴趣的，我到时候一定会忙着演讲，就像你们那样。”
“我希望你为我们演讲，”我对她说，“我们要学的比你们更多——学习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但我做不到，你瞧，如果我演讲，必然会时时提到我的家乡——而那样他们就会想知道——他们有知道的权利。要不然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不行，我能做的只有向你们提问，也许还能时不时提点建议，甚至还能做点批评——前提是我已经学到很多了，而且对我的听众也很了解。与此同时，我就只能跟你这可怜的家伙说说，或者写下来。你可得读；当然，我是说如果你想读的话。”
她的笔记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成果。
她马上对船舶和船运业产生了兴趣，因为那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事物，而且她初次接触了百科全书，并发现这可以为她从旁人所学的东西提供背景知识。她尽可能简洁地做着笔记，但不是些关于帆船和航运的粗糙数据，而是关于它们历史的大纲，并写成了类似于族谱一样的形式。
最早的船是很粗陋的雏形——比如圆木、木筏、鱼皮船、竹编的簸箕船、独木舟；发展史上的线主要是从划桨或摇橹的船开始，演变到雕刻华丽的独木战船、罗马人和古代挪威人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我们美国土著精致的桦皮舟以及市场上售卖的纯手工打造的船只。所有这些历史仅以一句话简而概之，接着帆船和轮船的发展史也分别用了一句话。
“航海这件事是专为男性而设的，”她注释道，“一贯且只有男性。大型的划桨帆船需要苦力；水手们的地位仍然类似于奴隶；船上纪律严苛，住宿条件极差，充斥着辱骂的话语和个人的暴力行为。”然后她又用括号进行补充：“同样也适用于部队，也是‘一贯且只有男性’。状况很相似，但人们吃得总归要好一点，而且由于军官本身面临更大的危险，士兵们得到提升的机会也多些。
然后她接着船舶往下继续注释：“心理：高度的战友情谊和顺从的习惯——被迫形成的；这无疑是如此庞大的群体之所以能忍受这样糟糕待遇的原因。顺从显然钝化并削弱了人的思想；同理用于士兵——这点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官员当中，个人的英勇气概，以及对手下粗鲁和不公正的对待，被视作一种受到赞许的责任感。特别是船长，过于忠于‘职责’，以致时常会选择‘与船共亡’，而不是弃船获救。为什么？溺毙水中可有一点社会服务的意义？我发现这种高度的献身精神也见于工程师和飞行员。这似乎是高度责任感的产物。也许随着机会的增多还会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
她带着这些笔记来找我，对我们政治体系中的“轮流任职”一事，她想知道更多。
“你们那么做就是为了‘责任’吗？”她急切地问，“不全是为了使工作做得更好，而是为了使所有的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有更大的责任感，或者说，更深的职责感？”
我自己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但现在我同意，就是这么个想法——那是必须的。她深感兴趣，并说她知道她会喜欢美国的。她会的，我敢肯定。
船上有个能干的埃及古物学家，熟知古人之事，他看了艾拉多在学习英语期间精心记录的纲要之后，教了她关于埃及的知识，于是她的头脑里立刻又有条不紊地装满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
“埃及有第一大河；小亚细亚有两河流域；中国有好几条大河——”她扑在地图上，热切地问着仔细思考过的问题。长着黑色大络腮胡的教授一一回答，谆谆教诲，心里很高兴她能有这样的兴趣。
“我知道了，”她说，“我知道了！他们来到土地肥沃、水域充足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发展农业、收获农产品——然后有了剩余——然后当然就繁荣昌盛了！”
我们之前在瑞典船上时碰到那个德国军官——他给我们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曾经坚持认为“困难”和他所谓的“纪律”有其优点，他的坚持甚至都有点粗鲁了。他还认为伟大的民族，那些作为统治者的民族，总是来自北方。艾拉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于是现在向她那乐于助人的教师提问去了。她摊开地图，记好日期，问道：
“几千年来这些地中海人和东方人统治着世界——是世界吧？”
“是的，完全正确。”
“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指向北海岸的宽广空地。
“野蛮人——荒蛮部落——未开化的人，他们既不穿衣服又生性凶残，女士。”艾拉多画了个小表格，有一条纵线，上面标注了很多年代。
“这是‘首年’——就是你们能追溯到的最早一年，”她指着底部的标注，解释道，“这里，接近顶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在’。这些东方人独占历史舞台，一直到——这个年代，是吗？”
“当然了，女士。”
“那么在北部地区的这些人，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那里吗？还是说后来他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直在那儿——我们有他们的遗骨可以证明。”
“那么如果他们在那儿——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又出自同一个血统——你告诉过我所有这些不同的氏族原本同根同源，后来大量向西迁移，并且最后演变成波斯人、印度人、皮发斯基人、伊特鲁利亚人，以及所有其他的民族——像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条顿人？”
“大概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他对这种笼统概括的说法有点不满，但艾拉多这么说有她自己的目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些北方的部落对社会进步做了那些贡献呢？”
“几乎没有。”他回答道，“他们的技艺一开始就受到了严寒气候的局限。生存的艰难使他们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严肃地点点头，“面对这样的事实，怎么还有人会把社会的进步归功于困难和寒冷的气候呢？”
这个教授自己是意大利人，因此很乐意来质疑一下这个观点。
“你发现的这条理论基本上来说仅限于那些生活在更寒冷气候中的人们。”他提示说。
当艾拉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时，她说得更深入了。“似乎当人们说‘世界’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指自己所属的民族。”她评论道，“我一直在读那些北欧民族写的历史书。也许当我们到达波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时候，历史也会变得不同。”
确实会变得不同。我曾经在最偏远的地方度过我的少年时代，那里的人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他们对外国人的普遍看法来源于几个移民阶层，那些个有钱去旅行的人也认为欧洲是个操场，或者是个画廊、博物馆，总之是个完成教育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而且周围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想法，因此我早期对历史的印象就是我们国家短暂历史上的那些光辉事迹，它们在我心里留下深刻清晰的印记，就像一个背景一样，在谈及历史的时候就乱糟糟地蜂拥而出。说到地理，它包括幅员辽阔的美国，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故很生动；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覆盖着一些模糊地图的地球了。说到政治上的发展，我头脑中不可遏制地浮现出的也只是我们自己“机构”的发展。
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我年少时期的想法。在之后的学习中，我在诸如历史、社会学等方面又学到了相当多的知识，但时至今日，我才意识到，从社会价值角度来说——这已在我心中深深扎根，非常明确——我所学过的那些东西是多么的微乎其微。
如今，我陪伴着艾拉多，她像一个来访的天使，心平气和，不带任何偏见，而我要带着她认识这个世界，带给她十足的新鲜感——以一个不同身世、不同社会发展、不同性别的视角来看事情，由此，我也开始形成全新的观点。对她而言，世界总体来说都是进步的。她头脑中的前景图像当然是她自己的国家，但她已经把它抹去，现在就好像是一个火星来的人，正在研究其余大多数人。她那迥异的视角、初到之时全然的无知以及她处理飞速积累的新知识时那强大有序的思维，无一不为她的观察者身份提供了优势，使她远远超过了我们当中最优秀的科学家。
她非比寻常的女性特质还使她的研究具有一个明显的独特之处，同时这也带来很多令我惊讶的事情，我得说，还都挺不令人愉快的。在我对世界的研究中，我总是认为，是人类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但她却经常以敏锐的辨别力，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实中扭转局势，指出这个或那个现象是单单由男性引起的。
“但是，艾拉多，”我抗议道，“为什么你要说‘斯堪的纳维亚男人一直沉迷于海盗行径’，或者‘西班牙男人行为凶残可怕’之类的话？这听起来很——让人反感——好像你要专门跟男人对着干似的。”
“怎么，我那样做可不是为了什么！”她也抗议了，“我只是尽量了解事实。我说‘腓尼基男人在航海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或者‘希腊男人的智慧高度发达’的时候，你一定不介意，对吧？”
“那是两回事。”我说，“他们确实做了这些事情。”
“那他们不也做了其他那些事吗？”
“啊——是的——他们是做了，当然；但为什么要一再提起‘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男的’呢？”
“但是，亲爱的，他们不就是吗？对吗？斯堪的纳维亚的女人突袭过英国和法国吗？西班牙的女人跨海去折磨过可怜的阿兹特克人吗？”“她们做得到的话肯定也会这么做！”我又抗议道。
“腓尼基女人和希腊女人在其他事情上也是这样的情况——是吗？”
我犹豫了。
“现在，我最亲爱的，”她说，同时把我的手握在她的两手中，深深地望到我的眼睛里，“请你，哦，请你，不要介意。事实就摆在那儿，而且它们非常重要。亲爱的，你想想。我们她国人过去从不知晓男人——直到现在。在我们小小的国土上，我们仅靠自己，开创出幸福而又健康的生活。然后你们来了——你们‘超棒的三个人’。啊！你该能理解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怎样的激动、兴奋和巨大的希望吧！我们以前知道还有外面的世界——但不知道它是怎样的，而你们，对我们而言就是那广大崭新的生活。所以现在我来见识——也是来学习——为了我的祖国。”
“你知道，有一些从你们那里获知的东西让我们略微有点担忧。你也知道，是为我们的孩子担忧。毕竟，我们认为，她们还是独自在她国成长更好，虽然会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但却幸福快乐。现在我自己跟你来了，来见识、来学习，来真正了解，这样我就能——如果可能的话——把我学到的告诉我的国人。
“请你不要认为我是反对男性的，亲爱的。啊，如果光光是为了你的话，我必定会爱他们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家乡的人（至少大多数）都相信，男女一起干活，肯定比只有女人要好。
“现在我知道了，在你们两性的世界里，你们不仅有着比我们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还居住在那么多不同的国家里——我可以想见，你们所面临的困难是我们从来都无法想象得到的。
“我处处体谅，我也坚信男女一起做事的优越性。这种方式一定是最好的，要不然，为什么所有高级动物都是两性的呢？但是——但是你也不能希望我对那些事实视而不见。”
是啊，我确实不能。最让我困扰的是，我，同样也开始看到这些事实，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实。
不管男人到底在哪些地方超过女人，我们从来都自豪地把它视作性别优势。不管男人到底表现出多少女人身上并不常见的邪恶特性，我们从来都把它视作种族特点，丝毫不会感到惊讶。
所以，尽管我并不喜欢，但对于艾拉多收集到的越来越多的事实，我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争议。这样倒也好。事实总是难以驳倒的东西。
我们在埃及作了个短途旅行，稍微游览了一下开罗，还去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同行的是我们在轮船上结识的那位埃及古物学家，他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极其宝贵。他帮我们翻译铭文，为我们展示一些更为重要的发现，还对消失的古文明做了精要的解释。
这给艾拉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设想一下，单单在阿比杜斯这一座城市下面，就有五个不同文化的遗迹，五个！它们各不相同，但很显然，由于彼此相隔的时间太久，这些废墟都被遗忘了，然后一个新的民族在旧城的原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这真是太奇妙了。”
接着她忽然转向阿尔米尼先生。“他们因什么而亡？”她问。
“因什么而亡？你指谁，女士？”
“就是那些城市——那些文明。”
“啊，他们在战争中被俘，这是毫无疑问的；居民被杀死——也许有些被当作奴隶带走了——城市被夷为平地。”
“被谁？”她接着问，“谁干的？”
“啊，来自其他城市的那些异族人，那些来自异文化的人。”
“你是说其他民族的人，还是其他民族的男人？”她继续问。
阿尔米尼先生感到困惑了：“怎么，那些士兵当然都是男人，但战争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
“你是说那些个其他民族的女人才是统治力量，她们把男人送到战场去打仗？”
不，他并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显然孩子们也并没有送他们去打仗了？”当然没有。
“但是‘人’不是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吗？成年男人占了大概五分之一的人口，战争只是由他们发起的吗？”
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而艾拉多也没有再进一步强调。“但是在这些城市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是吗？女人和孩子，还有男人？”
很明显，当然是了。然后她稍微岔开点话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想要去征服一个城市呢？”
“恐惧——复仇——或是劫掠的欲望。这些是最常见的原因。当然，还因为在古代，城市都是生产中心。”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那些精美的手工艺品，以及充裕的布匹、珠宝、雕刻和各种各样的宝藏。
“这些都是谁制作的？”她问。
“大多数是由奴隶制作的。”他回答道。“男人和女人都有？”
“是的——男人和女人。”
“我知道了。”艾拉多说。有很多她知道的，她并没有说出来，甚至对我也没说。她在古埃及文明中发现大量事实证明在历史上女性也有其力量和地位，这让她感到很高兴。但随着我们向东行进，这种满足感很快就没有了。
通过阅读一些书籍或是向我们遇到的那些专家积极提问，加上她又善于出乎我意料地不知从谁那里打探出一些有价值的消息——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个超自然的本事，就这样，我那位她国的女士继续充实着她的头脑和笔记本。
随着和她一起旅行，我越发钦佩她，越发尊敬她，越发温柔地爱她。现在我发现在她的情绪上出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甚至比欧洲的战争带给她的影响更让我警觉。它好像介于被狮子围困的恐惧和看到丑陋爬行动物的厌恶之间，她的这种变化也不是因人而产生，而是因某种可悲的社会环境而产生。
当她来到我们的世界时，很不幸地，首先遇到的就是令人极度恐惧的战争；我曾设想过陪着她静静地坐在古国的废墟中，沉浸在有趣的古代历史里，让那静止的国度和古老的民族使她平静下来。但随之产生的效果却完全不同。她所读的那些书，虽然让她知道了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却无法告诉她那些她认为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以及它们产生的后果。
“我在写一小本关于世界历史的书，”她跟我说，脸上带着抑制住的微笑，“只是小小的一本，这样我就有可以明确地展示给她们看的东西了。”
“但是，亲爱的，你怎么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你所获得的资料？我知道你很棒——但是，这是本世界历史啊！”
“只是小小的一本，”她回答道，“梗概而已。你知道的，我们习惯于精简，以便孩子们阅读。我想正是这些精简本让我们能‘抓住要点’，就像你常说的那样。我现在所读的这些历史学家显然没有这样的精简本。”
她继续温柔地待我，而且越发温柔。我们有谈得很愉快的两个话题：她国和我国，同时，我们也常常谈论大自然的美好。这似乎成了她获得力量和慰藉的无穷源泉。
有一次我们并肩倚在船尾的栏杆上，望着船底的白色航迹，浪花四散着离我们而去，在圆月之下闪着银色的光辉。“这是同一个世界。”她说，“同一片天空，同一丛繁星——的一部分，同一轮获神赐福的太阳和月亮。还有这亲爱的草丛——树木——珍贵的树木。”
身为一个职业的护林人，她无可避免地会注意到树木；在欧洲时，她就找到了很多树木并为之赞叹，虽然她也曾很遗憾没几种树能结果供人食用。在北非，她注意到棕榈树、橄榄树和其他一些树种的价值，而且很快就了解了整套灌溉系统及其巨大的好处。让她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停止使用这套系统，以及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还有那么多阿拉伯国家的农民仍然在使用汲水吊杆
。
“我还是不明白，”她说，“到底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我行我素。这当然不可能因为他们是男人。男人不会比女人笨的，是吧，亲爱的？”
“当然不！”我叫道，她这一新的说法着实让我恼火，“男性是个积极进取的性别，男人是思考者，是创新者！女人才思想保守、进步缓慢呢。即使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点吧。”
“如果我发现真相确实如此，我当然会承认。”她欢快地回答，“我可以看出这些女人有够笨，但是——如果她们不这么做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是吗？”
“惩罚？”
“怎么了，是啊，如果女人变革或造反，那么男人就不会和她们结婚，这已然是她们承受的最轻的后果了，是吗？”
“我想象不到你会把这叫作惩罚，亲爱的。”我说，“是的，确实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灭绝——那一支女性的终结。
“看起来你们已经成功地制止了女人的转变，而且她们得不到教育，没有机会，也没人鼓励她们有其他的转变。”
“不要说‘你们’，”我忙说，“你所说的是东方的女人，而不是全世界的女人。每个人都知道她们一向卑微落后。等你到了我们国家，你就等着瞧吧！”
“我会非常乐意到那儿去的，亲爱的，我保证。”她告诉我，“但说到这些更为进步的埃及男人——他们对用吊杆汲水或是用牛蹄打谷的方法做出改进是不会受到惩罚的，是吗？”
我尽量不露气恼之色地向她解释，各民族或各种族的发展方式各不相同，但一般来说男人总是比女人更先进，虽然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
“其他哪些方面是一样的，范？”
我不得不一笑置之，她确实是个很难与之争辩的人，但我告诉她在我们美国，男女几乎已经平起平坐了，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女性完全和男性一样好，甚至还更好些。她暂时感到安慰，但随着我们继续在亚洲行进，她又开始情绪低落，神色黯然，我先前说过的那种变化也更加明显了。
缅甸让她略感安慰，还有岛丘上留存着的母系氏族也是。但随着我们在印度多处游览，受英国和当地朋友的指点，并进一步阅读了一些资料之后，她变得十分难受。
我们难得有幸能与一支科学考察队一起翻越令人惊叹的喜马拉雅山，经由西藏进入中国。在这里，她收起了高昂的情绪和温柔的性格，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深的恐惧和厌恶，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她清澈的眼眸中看到过的。她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国土辽阔却毫无生机，光秃秃的，没有森林、没有灌木、没有草地，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人，经受着日晒雨淋，民不聊生。
“范，范，”她叫我，“帮我忘掉那些女人吧，给我讲讲这个国家！帮帮我，让我能理解这些人思想上的漏洞。这就是聪慧、才智和发达的文明——勉强算是吧。他们在有些方面拥有美妙的艺术，他们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是古老的民族，非常古老，当然古老得足够让他们能比其他民族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眼前的一切却证明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怎样照料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本该是很简单的事，再明显不过。”
“但他们还是在这里生活着，不是吗？”
“是的——他们在这里生活。但他们就像是一只瘦猫身上成群的跳蚤，而不是在精心耕耘过的土地上仔细劳作的农民。不过，”她又稍稍振作了些，“有一点，就是这件可怕的事——这片被滥用被破坏的土地——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它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教训。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智慧的民族犯着如此可怕的错误，至少其他民族是不需再犯了。”
我并没有表现出她所期望的那么高兴，而且她接下去的话更让我心情沉重。
“这个世界的人们知道怎样来拯救他们的树木、土壤、大自然的美好和丰沃，是吗？但是，依我所见，却并不是这样的——在其他地方会好一点吗？”
“你瞧，我们还没去过德国，亲爱的。那里的人们在林业方面有很高的技术，这在很多国家都是有口皆碑的。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森林，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免觉得森林多得叫人觉得它们是无穷无尽的。”
“是的，到那就好了，范。”她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一定要都看个遍。我一定要知道最差会是什么样子——确实，我是先遇到了最差的情形！但是你们不同，你们有免费的教育，占尽气候上的优势，并且混合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血统和传统。你们一定是个自由骁勇、乐于学习的民族！啊，范，我真高兴我们国家是被美国人发现的！”
我抱紧她并亲吻她，我也很高兴是我们发现了她们。而且她能够这么评价我们，让我觉得十分自豪。但是我始终没有像一开始的时候那样感到很舒心。
她曾阅读过一些关于裹脚过程的资料，这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很常见的，但不知怎么的，她认为这只是过去的做法，而且也不是到处都这样。我想，她可能是故意不让自己去想这件事的，因为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但现在她看到了。随着我们一天天深入这个伟大国家鲜为人知的地方，她亲眼看到了那些跛足的女人：有些住在富丽堂皇的园林屋舍里，她们养尊处优，有大脚的奴隶为她们服务；也有些来自做苦力的人家，住在东摇西摆的窝棚里；但更多的是那些辛苦工作的女人，她们在田间劳作，随身带着小垫子，好在劳动的时候跪在上面，因为她们的双脚就像两个小木桩一样，让她们感到非常疼痛。
这段时间我们待在一个村庄里，当地一个财主和我们的一个向导有生意上的往来，他招待了我们。艾拉多住在一间给女人住的房子里，在那里她听到了一个小孩子被裹脚时发出的痛苦声音。这孩子马上就被噤声，可能被打了或是骂了，总之是叫她安静，但是艾拉多还是听到了她的呻吟声。一个女传教士告诉她裹脚的详细过程，并给她看了那可怜的小小的残足。
那晚她不让我碰她或是靠近她。她不出声地躺着，双眼瞪着，目不转睛，不时地浑身打战。
几天之后，她终于能开口说话了，但语气无力低沉。
“想想，”她缓缓地说道，“这世界上竟有男人会对女人做那样的事——对弱小无助的女孩子！”
“但男人们并不这么做，亲爱的，”我忙说，“是女人们在做，是她们自己的母亲在给小女孩裹脚。她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一个‘大脚女人’。”
“担心什么？”艾拉多问，她的身子又是一阵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