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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受她宗教和教育的指导，我那“来自仙境的妻子”——我喜欢这么称呼她——已习惯于高度自律，这也已然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习惯。她知道我会因她的伤痛而难过，知道我料想到新的经历对她来说必然是痛苦的，也知道我一直在寻求机会尽量给她帮助和安慰；并且，除了这些事之外，她更多地赞许我的种族敏感性和自豪感。
这里就再次出现了我们之间的不同：她们是一个极有组织性的民族。对她们来说，生活中大多数兴趣都是共有的；她们的爱和自豪感，以及雄心壮志，都是属于全民族的，甚至连母职也被视作社会服务，并且一直是这么在实现的。她们每个人都熟知她国完整的历史，因为这是她们简明而美好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她们也熟知她国的每一寸土地，熟知它的每一个行业。
她国的孩子们被带往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人们展示所有的艺术和工艺给孩子们看，教会她们以民族的成就为荣，并让她们学会欣赏民族的需求和困难。当她们长大成人，心里深深烙下对她们至关重要的社会意识，在我们这里，哪怕一千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能达到那样的程度。
这种东西是内在的；我们没法从表面看出来，顶多只能看到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熟知她的每一项琐碎的家务并以此为豪。此外，由于我们对她们国家的评论几乎都是赞美之词（她们并没有听到过特里的话！），因此我们也就没有伤害到她们的民族自豪感；不过也可能是我们伤害过但她们并没表现出什么吧。
现在，艾拉多，这个勇敢的旅者，离乡来到我们的世界。不像当初我们三个是被放逐到了一个智慧有序、和平美丽的地方，到处充满了开明女性们母亲般的关怀；而她却孤身一人，在初来乍到的陌生地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可怕的战争。在她以前的生活中，最恶劣的事情也不过是误解、事故，或如此种种；千年以来，普世的美好与舒适已成了她们民族的习性，因此，眼前欧洲战乱的一幕给她带来的震惊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她以为我与她感同身受。我确实感觉糟糕和羞愧，但不是她想象的那样，还不及她在她国面对过失时那种糟糕和羞愧的千分之一。
一直以来，我从她身上学会了怎样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而我最明显的一个新印象就是我们的社会化程度实在太低了。我们对社会上公然的恶行漠不关心，除非她们触及到我们自身了；就好像家庭主妇对椅子上的油腻毫不在意，除非她自己的裙子刚巧被弄脏了。甚至我们的“改革家”，也不过是这么一类家庭主妇——会对油腻的椅子有极大的兴趣，却根本不管布满尘土的地板、灰蒙蒙的窗户、空空如也的煤桶、变质了的黄油或是所剩无几的肥皂。确实有一些特别的恶行会唤醒我们，或当中的一部分人，但对于创造一个干净清洁、不用再苦苦改造的社会——我们却从来没想过——大多数人都没想过。
但是艾拉多，啊，这个可爱又体贴的人儿，她不仅要忍受和面对这些新事物给她带来的接连不断的震惊，而且还要努力地掩盖自己的感受，以便不让我感到难堪，这真是种高尚的情怀。她无法忍受责备我的性别、我的国家或至少我的文明和我的世界；她实在不愿意批评我。
我感到相当地惭愧。如果一个男人一直以来习惯了住在我说过的那种舒适的环境里，然后又突然身陷肮脏下流之地，到处都是嘈杂、混乱和敌意，他一定比一开始就住在这里的人更容易感受到环境的糟糕。
让人感受最为深切的要数敌意了。这里就再次出现了她国的女性和我们之间的心理差异。一些人的生长环境中充斥着谩骂和争吵，到处都是伤风败俗之事，那么他们不会特别注意到这种敌意。而有的人在善解人意、礼貌相待的环境中成长，她们的语言像艺术般优雅，那么当她听到有人说“住嘴，你这混蛋！”，甚或只是看到一屋子怒目而视的仇者——哪怕他们一言不发——都会印象深刻。
这里的氛围——社会上彼此怀疑、互不信任、冷酷无情、自高自大、蔑视他人的风气——时时困扰着艾拉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德国军官。他一开始试图和艾拉多搭话，因为她是个漂亮的女人。艾拉多也想跟他说话，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发现她清晰睿智的头脑很快就推断出了他的为人及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即使身为一个高尚的人，她也心怀恐惧地离开了。
在到达目的地瑞典之前，我们碰到了一艘英国帆船，我们三个都很高兴能换乘到那上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能早日到达家乡。至少我们是那么认为的。不过我得补充一下，那个德国军官并不高兴。
艾拉多为这个更改而欢呼雀跃。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她更熟悉英国，而且也能讲英语。我想她认为对她来说待在英国会更容易些。
但事不如愿，我们不能很快搭上英国船离开。特里很坚决地想要参军，或者用某种方式来服务后方，而他们也很高兴能用到特里和他的飞机。这并不叫人惊讶。如果特里有其美中不足之处，那么同样，他的不足也有其可取之处。况且他确实为同盟军做了不少贡献。
艾拉多也出乎意料地要求再待些时日，她说：“日子是艰难，但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想尽我所能多学点。”
于是我们留了下来，艾拉多学她想学的。这并没有花她很多时间，因为她学起来很快，而且不久就找到了合适的书籍。同时她也是个极好的倾听者，很多人都乐意和她说话或给她看些东西。
我们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做调查，在美丽的乡村度过了快乐的时光，驱车北上苏格兰和爱尔兰，走访威尔士，接着，她又催着我们前往法国，这实在让我感到惊讶。
“我想亲眼看看，去见识见识，”她说，“真真切切地见识一回。”
我很为她担心。她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坚决。她一如既往地温柔，但却立场坚定，而且关于社会状况她跟我谈得越来越少。
于是我们前往法国。
她探访了医院，看着那些肢体残缺的男人和那些被截肢或失明了的男孩们，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一天比一天痛苦。同时，她日复一日地接触着这门新的语言，不久也能够和这里的人们说上话了。
后来我们碰到了特里，他正开车到处侦察。艾拉多要求特里带上她——她想看一场战役。出于对她的担心，我努力劝说她不要这么做。即使她原本身强体壮，如今眼看着也被她亲眼所见的一幕幕所击垮了。但她说：“尽我所能去看去见识，我责无旁贷。他们告诉过我，这场——战争——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特别。”特里说，“不过比普通战争的规模要大些罢了，就像现在很多东西也要大些一样。嗳，在我们的历史上，只有大概三百年的时间是没有战争的。”
艾拉多瞪大眼睛看着他，迷惑不解：“什么时候？耶稣降临之后吗？”
特里大笑道：“哦，不。不是某一段时间，而是这里几年那里几年拼凑起来的三百年。所以你看，战争可真是人类生活中的常态啊。”
“所以，”她说，“我应该见识见识。请带上我吧。”
特里不愿意，他说这很危险。但是拒绝艾拉多是件难事，她自有她的办法做到她想做的事。于是她见到了战壕，见到了死去的人们，也见到了在最近战斗中活下来的人们，听到了他们的呻吟。她还见到了废墟，遍地废墟。
那晚，她像个大理石雕像，冰冷而又沉默，一动不动地坐在窗边，眼睛望向遥远的星星。她心痛而又温柔地待我，就好像对待一个全家患了麻风病的好友一样。
我们回到了英国，在那里停留的最后几个星期，艾拉多尽量用来了解比利时的状况。
她再也无法承受了。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但我能听到她痛哭不止——艾拉多，这个全心关注社会的女子，在她年轻美好的生命历程中从未经历过如此的痛苦。对我们而言，战争的恐惧，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而她却感同身受。
我撞开了门锁——我必须来到她身边。她无法言语、无法直视我，只能将她的脸埋在枕头里，浑身战栗地避开我，好像我也是个德国人一样。她哭得无法自持。我忽然觉得，这并不像一个普通女人在平日里伤心落泪那样，而像一个坚强的男人终于崩溃了那样的痛苦。她对此感到有点难为情。
随后我看到她稍微显露出一点释然的神态，但这放下的重负并不是来自于可怕的新认知，而是来自于她的极力自制。
我跪在她身边，将她揽入怀中，她将头埋在我的肩上。“亲爱的，”我说，“亲爱的——虽然我无法制止那些恐怖的事情，但至少我能帮助你去忍受——你不妨让我一试。你瞧，你在这里孤身一人——你所拥有的也只有我了。不管怎样，你得把你的恐惧说出来——全都跟我说说吧。”
她紧紧地抓住我，表情紧张而又害怕。“我想要——我想要——我的母亲！”她抽泣着。
艾拉多的母亲也是那些坐在庙宇里的智者之一，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她们会给予安慰和建议。她们不常在一起，但彼此相爱的程度是超乎我所知的。出于她们对两性世界的赞颂和对她国未来的考虑，当初她的母亲不仅建议她随我而来，而且态度迫切。
“母亲！母亲！母亲！”她低声抽泣着，“啊——母亲！帮帮我忍受这一切吧！”
但这里没有母亲，也没有庙宇，只有一个爱着她的男人，在这个男人身上，她似乎找到了一点慰藉，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有一件事我们比你们更懂，”我说，“那就是怎样去解决痛苦。你不能总是独自承受着——你必须得把它说出来——让其他人帮你一起承受。这才是个健康的心态，亲爱的。”
“但这似乎很——不好。”她喃喃道。
“啊，不，这不是不好，只是有必要这么去做。‘你们应彼此协助背负重担’，你知道的。而且我们还有一句讲婚姻的谚语，也挺不错——‘让快乐增倍，让烦恼减半。’我最亲爱的，把你的烦恼都堆到我身上来吧——这是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
“但是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感受过的事跟你说呢？要我对你的民族——你的文明——品头论足，这样太无礼了。”
“我想你低估了两件事，”我说，“一，我是个人，即便是男性；二，我的她国之旅以及与你一起的生活，对我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这次看到了战争的可怕，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而且我甚至能看出点它对你的影响。现在我想要你做的就是从你感受到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它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创伤，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说出来。全部都说出来。把最可怕的那些都说出来。你说——‘这是个不文明的非人类的世界，它比我们山脚下那些可怜的野蛮部落更加糟糕。’说出来，亲爱的——我受得了。说了你就会感到好些。”
她抬起头，哆嗦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想你是对的——肯定会有点解脱。而且这里还有你！”她忽然将手臂环住我，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着。
“你真的很爱我——我能感觉到！有点——有那么一点——像母爱一样！这真让我感激！”
她安歇在我的臂弯里，暴风骤雨般的悲痛终于慢慢平息，然后我们紧挨着坐下来，她听从了我的建议，努力想象着这极度的痛苦，并把它用语言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
“你瞧，”她缓缓地开口，“这么做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不喜欢伤害到你。你肯定会非常——非常介意的。”
“就此打住，亲爱的。”我说，“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敏感。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其实是两码事——你也瞧见了的。记住，在我们种族的传统中，战争是个好事，极好的事情。在我们整个历史当中，我们把战争和斗士理想化了。到现在为止，你应该已经读过很多关于我们历史的书籍了。”
我知道她读过的，她亦伤感地点点头。“是的，几乎全是关于战争的。”她同意道，“但是我没有——我无法想见这是怎样一回事。”
她闭上双眼，身体往后缩了缩，但我毫不动摇地继续说道：“所以你瞧，这次战争——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是件恐惧的事；只是相比其他那些参战方没什么名气的战争来说，它更令人恐惧些，当然，还有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真正开始变得文明起来了。回头看看历史上一路走来人们频频经受的战乱之痛，那些和这次，其实都不那么巨大。现在你不再为此感到那么痛苦了，对吧？”
是的，她承认，不那么痛苦了。
“很好，”我紧接着说，“我们，她国之外的人类，彼此之间代代相斗，但我们仍存活在这里；有一些军事狂热主义者说我们之所以仍存活着，就是因为战争——当然一些和平主义者说‘尽管有战争’，现在我开始同意他们的意见了。艾拉多，和你在一起，通过你的影响，因为你，也因为见到过在你们那片乐土，人类可以过上那么美好的生活，我现在看待事情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在成长。”
对此她微微一笑，然后重又握起我的手。
“你是史上最最重要的大使，”我继续说，“你来自高山之岛，你们的国家是个小小的世外桃源，现在你被派遣而来，来看看我们这个贫穷蒙昧、血流不停的世界，并把关于它的消息传回给你的民族。也许那源源不断的母爱最终能帮助我们摆脱这愚昧。而且你没法承受我们这种悲伤——你会活不下去的。你必须得回想，然后跟我说出来，不带感情地说出来。”
“亲爱的，你太令我惊讶了！”最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你是对的——完全正确。我想我确实是——有点——低估了你的智慧。原谅我吧！”
尽管我知道她根本就无意冒犯我，但还是马上就原谅了她，她也开始释放自己的想法了。
“首先是关于基督教，”她说，“一开始，这个宗教给了我巨大的希望。当然，不是它的神话故事，而是它的精神；然后，当传教士详细宣传基督教的传播及其无穷裨益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这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好东西，很像我们国家的‘母职’，了解它对我们有好处。”
“母职”，这一词总是被她国的女性们满怀敬意地说出来，这是她们所知的最神圣且至高无上的词语。
“但是在我这几个星期来的阅读、学习，以及和你们的交谈中，我并没有发现基督教为停止战争做过哪怕一件事，也没有发现基督教国家比异教徒国家少打过哪怕一仗——反而更多。而且基督教国家之间也有战争。基督教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一点儿都没有。”
“是的，”我承认，“确实没有，但它在努力——改善情况和救治世界。”
“那对我来说只是意味着——愚蠢，”她回答说，“如果一幢房子着了火，那么真正能阻止损毁的办法只有把火扑灭，而坐下来医治灼伤的皮肤、修理烧坏的家具——这些都是愚蠢的做法。”
“更有甚者，那些修好了的家具还充当了燃料、助燃了火焰。”我补充道。
“你看到问题所在了！”她高兴地叫出了声，“那么你为什么不——哦，我知道了——因为只有你一个。你的一己之力没法改变现状。”
“哦，不，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独自一人，”我快活地回答，“有很多人也发现了。”
“那么为什么——”她发问，但又止住了，停顿了一小会儿，接着又缓缓开口，“我希望从头脑里赶跑的是人类故意令彼此陷入巨大的水深火热之中的画面。如果这种痛苦是无法避免的，那已经够让人难以忍受了——完完全全的恐惧，还迫切地想冲过去帮助。但现在，不单单有恐惧，而且还极度不屑于帮忙——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是非得要承受那样的痛苦不可。”
“你说得太对了，亲爱的。”我同意道，“但你打算怎样让他们停止呢？”
“这就是我必须要找到的答案。”她严肃地回答，“我希望母亲在这里——还有所有那些超母。她们将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肯定会有一个办法的。你说得对——我不能让自己被这件事打倒——”
“这样说吧，”我说，“即使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被杀光了，仍然会剩下很多人，而且会很快将这个世界重新塞满人，都是些聪明的人。你还记得你们国家挤满人有多快吧？”
“是的，”她说，“而且我不会忘记，最重要的是种族的进步，而不只是活着。”
随后，她突然痛苦地拧着双手补充道：“但这使所有的进步都停止了！这不仅仅是人们被杀掉。世界上有半数的人可能会在地震中丧生，即使那样也做不到现在这种伤害！比起杀害，我更介意的是仇恨——人类能力的败坏。这不是人性的将死——这是人性在发疯！”
她再度战栗起来，眼中黑沉沉的恐惧越来越浓。
“平静点，亲爱的，平静点。”我说，“人性是个很大的命题。我们还有整整一个世界要去周游——只等旅行变得安全。同时，我也想尽快把你带回我的国家。我们国家没有战争，人民生性温厚友好。我想你会喜欢我们的。”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讲，身处疯狂战乱的欧洲，心怀暖意地赞许自己的祖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于一个希望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能为妻子所欣赏的丈夫来讲，亦是如此。
“你一定要多跟我说说你的国家，”她急切地说道，“我也一定要读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的知识。我相信我并没有公正地看待我所感受到的这些不同。我只是凭着欧洲来评判这个世界。瞧这儿，我亲爱的——你介不介意我们先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我想尽多尽快地了解这个世界。我敢肯定如果我一开始是在英国学习一段时间——英国人看起来对整个世界都很熟悉——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会去东方而不是西方，看遍其他地方之后再到美国——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除了旅行中的危险，我们似乎找不到反对这个计划的理由。相比而言，我更愿意让她去完成她那简短的旅行，然后和我一起回到我亲爱的祖国，而不愿让她在那儿不安地计划着继续前进。
我们回到英国的一块太平之地，在那里我们让自己的思绪暂时摆脱了战争的恐惧。艾拉多，凭着她一贯的准确判断，找到了一个既知识渊博又善于教书的年轻历史学家，跟着他学习了一段时间。
他们有一系列的地图——从远古时期被茫茫大海包围着的“未发现的领域”，到现在经过精确探测后绘出的地球全貌。艾拉多找到她家乡的隐藏之地，在历史学家没看着的时候偷偷亲吻了一下那个地方。
她很快就掌握了我们历史的大概框架，其速度之快，足以让一个没有见识过她国的智慧头脑和教育方法的人大为震惊，比如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她绝不会让自己去学习所有他想要教的东西，相反，她时时刻刻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讲说，只是攫取她想知道的东西。
少数几本关于世界发展的好书——有地理的、生物的、动物的、种族的——为她提供了所需要的背景知识，而像温伍德·瑞德的《成仁记》
这样的精华本则为她提供了历史的概况。
艾拉多头脑清楚，思维敏捷，逻辑严密，而且像孩子般有着极好的记忆力，她看起来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和记住她所学到的事情，并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现在，关于人类自安居以来的这些年代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她已经有了个清楚的看法。她还大致估计了所花费的时间以及我们的发展速率。可以说，我从没想过“发展之前”的年代到底有多久远、发展的速度到底有多少慢，也没有想过每一项新发明对历史的巨大推进到底价值几何。但是她却把这些都有条有理地记下了，而且，由于坚持不想再为无休无止的战争而痛苦，她很乐于细数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向上前进的步伐。
随着年代慢慢推进到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这种乐趣越来越浓了。她着迷于那些被记载下来的发明和发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一种见书的伟大宗教，她都做了笔记，清楚列举了它们各自特殊的力量、弱点和出现的后果，还为自己做了类似于地图一样的资料：根据宗教，在不同的区域涂上不同的水彩颜料，如果史上有几个宗教同时存在的，那么就把颜色重合上去，比如说，西班牙的宗教曾被随后进入的东方宗教所影响，佛教进入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区域都被做了标记。
“在这些详细信息上我可以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她再次迫切地跟我解释，“但是我开始得太晚了。我必须要把它们在我的头脑中归位——这样我就能知道每个国家追求的分别是什么、它们彼此之间做了些什么；能知道哪几个国家在前进、发展速度是多快；也能知道哪几个止步不前——或者干脆后退了——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艾拉多的态度让我隐约有点恼怒，但只是一点点，我无法这么快跟上她的思维。她像一个初入贫民窟的年轻天使，满腔热情；而我对这种兴高采烈、毫无怜悯之心的分类有点反感——就好像穷人们并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作案例来分析。
但我终究知道她是对的，而且很高兴她这么快就战胜了战争给她带来的恶劣影响。当然了，她还不能完全忘记或走出这个阴影，谁做得到呢？但她毕竟成功做到去想别的事情了。
“这真有趣，”她对我说，“你们所有的历史书的主题无非是谁跟谁打仗——在什么时候打；以及由谁‘统治’和统治的时间——尤其是时间。为什么你们的历史学家都这么偏执于准确的日期呢？”
“啊，因为这很重要啊，不是吗？”我问。
“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是；但是给一个普通学生看的话，就一点也不重要了。医生确实想知道从几点开始发烧，或者几点退烧的；他得有张‘图表’来研究。但是大众应该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烧以及怎样避免发烧。同样，普通人应该想了解整个世界史的大概情况，以及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但现在要求他们注意并记住的只是这么些可怜的内容——这个国王在哪个日子登基了，又在哪个日子去世了——这些事实一点都没有史学价值。至于整本的战争、战争、战争——那些所谓‘史上决定性的战争’——”艾拉多已经能毫无畏惧地谈论战争了，所以她把整个事情说得很清楚——“那一点都不能算是历史！”
“当然要算了，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啊，不是吗？”我说。
“连一部分都不能算。回想一下那个‘医生的图表’——他的‘病例史’。那个历史探讨的是病情的开始、发展和治疗成败。说‘下午四点十五分，这个病人爬上另一个病人的床并且打了他’，这可不是结核病或癌症记录的一部分。”
“如果这能证明他精神错乱，那也算一部分，是吧？”我说。艾拉多从她正填着的那张表上抬起头来，冲我迷人地笑笑。“范，”她说，“我真为你自豪。你的说法很棒！”
“这样，”她看了眼她的图表，继续说道，“那个病人看起来就好像得了间歇热——从一开始；然后当他疯狂起来的时候，就一阵子发烧——发火、怒气冲冲，一阵子打寒战，”她急切地喊着，一边继续看图表，“寒冷虚弱，无助地躺着，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们一致认为，作为比喻的说法，这么说确实很清晰形象，论据有力，而且还揭示出我们必须要研究疾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而且，为了做得更好，还要研究怎样去预防。
“但是那么做了之后就能留下一份极好的记录。”她对我说，“我发现你们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清楚、连续地去看待这件事。很明显，你们还没有做到那样的地步，就是以教育为目的，有意识地去修改史书。”
“我们的历史比你们的要复杂，是吧？”我说，“你瞧，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和种族。”
但她带着智慧的笑容摇了摇头，引用了她导师的一句话来作答：“历史，即便浩如烟海，也只有一页。”
“史学家都说一样的事情，”她说，“做一样的事情，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到底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都不曾正确地开出‘病例史’。亲爱的，我真心认为我们能帮助修改史书。”
她完全接受了我在她被恐惧击倒的那天给她提的建议，现在已经能够和我像姐妹般自由自在地交谈了。她跟我谈论男性，就好像我不是男的；跟我谈论世界，就好像这不是我的世界而是她的。
她这么做，让我感到莫名的高兴，也让我感到我们是很好的同伴。慢慢地，我愈加以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这就像是从错杂棘手的灌木丛中飞升出来，鸟瞰城市和农田，俯览陆地和大海。生活比以前有趣多了。我想起那个愚蠢的推销员说的话“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这句话广为接受，因为人们认为它说出了一个普遍的观点。我还想起了我们自认为美德的勇气、欢乐、耐心——我们以这些“美德”来面对困难，实际上是可笑的浪费，因为那些困难原本就不需要出现。
艾拉多把人类生活看成是一个发展中的东西，而人类就是其制造者。而以前我们似乎总认为生活是某种外部力量赋予我们的痛苦——有时是祝福。与她一起学习、见识和认知，我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她的观点、她的衡量标准以及她迫切而又无限的兴趣。所以当我们踏上最终回到我家乡的环球之旅的时候，我们都完全做好了快速调查的准备，这正是我们计划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