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王骁双

本书是译言古登堡计划女性文学专题书目之一。在译言古登堡计划推出女性文学专题时，有人大为不满，并评论“世界上有那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能够开阔视野提升思想，为何译言偏要加大翻译女性文学，汉化没有营养、对社会没用的女权主义作品呢”?这样的话让我震惊，我才恍然意识到，身处这个现代化文明社会里这么久，跳出充斥学术理论的象牙塔，社会的现实却让人如此无奈。我们所处的舆论环境，似乎与19世纪握笔书写的女性所面对的并无区别。文学始终是女权战场上最隐秘的一个领域，冲在前线的社会活动家对此不屑一顾，躲在象牙塔里苦心钻研理论的学者对此嗤之以鼻。女权主义者忙着提议修改政策法律，忙着监督媒体舆论导向，忙着将女权理论“硬卖”给大众，却忘了文学这一块领域。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觑，是柔软而有力的武器，潜移默化中改变读者的思想，于无形中扼杀脑中的残余毒瘤，输入女权的新鲜血液。然而，一切都需要读者的存在，若不打开书，再有用的文字也无法进入大众头脑，因此，在读者打开书的这一瞬，即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

吉尔曼在国内或许并不为人熟知，却是20世纪初美国首波女权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父亲在她还在襁褓中时便离家而去，母亲体弱多病，吉尔曼从小就没有受到应得的关爱与教育。她二十四岁结婚，一年后诞下女儿，产后经历了最痛苦的抑郁期，婚姻与母职又进一步加重了她的病情。然而那时的女人都被认为是天生“歇斯底里”“神经质”的生物，她的病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医生对她采取“休养疗法”，将其困于房内，禁止她思考，不让她拿笔，而是整日躺在床上休息。数月后，吉尔曼的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堆积起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要让她崩溃，她数次企图自杀，直到最终做出了离婚决定。离婚后的她搬到了加州，精神状态有了明显好转，并活跃于数个女权及改革组织，参与了多次社会改革运动，还创作出数篇散文、诗歌、长篇及短篇小说。

发表于19世纪末的短篇小说《黄色壁纸》奠定了吉尔曼在女性文学界的稳固地位，文中的“约翰”不仅是“我”的丈夫，更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曾给吉尔曼进行“休养疗法”的医生，是禁锢女性思考、写作、走向公共领域的体制束缚，而“我”不断想要冲出这个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相隔二十五年后，吉尔曼在《她的国》里构建了一个只有女性的乌托邦理想国，从逃离到自由，从疯癫到自我实现，《黄色壁纸》里的那个痛苦挣扎的吉尔曼已经蜕变为一位自信成熟的生态女权作家，用文字构建出一个让男性或害怕、或不屑、或崇敬的女性乌托邦。《她的国》与四个世纪前托马斯．摩尔所著的《乌托邦》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强调国民学识、智力上的提高与制度的不断完善。然而不同之处也显而易见，摩尔的乌托邦仍是以男性为主导，甚少性别角色及社会分工上的反思，而在吉尔曼的乌托邦里，通过误闯进她国的三个男人与她国女人之间的不断互动，那些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逐渐遭到质疑、颠覆，最终彻底瓦解。

小至服饰的口袋设计，大至整个国家对孩子的抚养与教育模式，甚至有时“她国”女人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可将现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规范或思想通通打碎。在这里，男性才是“第二性”，而女性则代表全世界，是一排排不断前行的无所不在的大写的人，是需要男性“向上爱”而非“俯视”的女人，她们不是宠物，不是仆人，不会害羞，不会懵懂，不会示弱。在男主角范与她国女孩艾拉多结婚后，艾拉多这样说：“亲爱的，你得对我们有耐心，我们不像你们那儿的女人，我们是‘母亲’，我们是‘人’，但在婚姻方面我们还不擅长。”读到这里，不知身在父权社会中的女性读者会作何感想?我想起安妮·金斯顿的著作《妻子是什么》(The Meaning of Wife)，当我们称一个女性为“妻子”时，究竟赋予了她多少理所当然的“责任”与“义务”?

吉尔曼所构建的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乌托邦，更是一个母职乌托邦。翻译过程中，这样的神化母职不断引起我的质疑，然而再次通读全文时我发现，她国的母职并非传统婚姻制度中的母亲身份，不从属于家庭空间，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带有博爱性质的母职。这种非制度性母职不但减轻了对女性的压迫，更为母亲提供自主选择，这里的女性是“母亲”也是“人”，不会因为母亲身份而减少女性的主体性，这样一种女权主义母职观值得我们借鉴。

但《她的国》的欠缺也显而易见，没有什么乌托邦是绝对完美的。在丁乃非教授所著《猫儿噤声的妈妈国：(她乡)的白种女性禁欲想象》一文里，作者指出“一片女性建国的异象中”存在“惊心的文化、种族、性的阶级偏见”。她认为这篇小说描绘出20世纪初美国人想象中的具有资产、文明、社会经济地位的白种女性，小说在展现性别的社会建构论的同时，却没有对阶级、种族等方面进行反思，而是与之共谋。同时，禁欲是她国的另一特点，这里的女人只是姐妹或朋友，她们不会欲望彼此，没有同性爱的存在，她们强调性是伟大的生命历程，而非个人愉悦。这样的阶级与种族偏见，以及禁欲想象，与当今台湾社会何春蕤教授所指出的“良妇女性主义”概念遥相呼应。不过，尽管有此欠缺，我们依然不可否定小说所反映的美国第一波女权运动对社会带来的贡献。

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北京一家妇女组织实习，白天在办公室埋头于翻译与性别有关的国外新闻，晚上回到蜗居的租屋，沉浸于一个只属于女性的乌托邦里，文学与社会实践从没有过如此完美的高度结合。只是面对一个紊乱而引人愤怒的现实社会时。那样一切秩序井然、人人品行高尚的乌托邦似乎遥不可及。能将这样一部重要的女权作品带给中文读者欣赏，是我们身为译者的荣幸，若能因此引发大家对女权主义的思考、对社会性别的反思，以及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质疑，那将会给译者带来更大的成就感。译者在此真诚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看到大家读后的思考与讨论，以此证明女性作品确实“能够开阔视野提升思想”，并且“有营养、对社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