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枿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己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

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儒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

吾恐海内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则知强矣。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