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保安的兴奋与莫斯科的愤怒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通过中共中央驻西安的代表刘鼎用电报传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小镇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正在制订作战方案的刘伯承将手中铅笔一扔，兴奋地大喊一声：“天公开眼，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十年的剿杀，十年的冤仇，现在终于找到了雪恨的机会！
事变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便通过决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并立即派代表前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个有3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1927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
但这种捉蒋的兴奋和审蒋的议论转瞬而过。12月14日，一份通过上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手转来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令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在这份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中，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
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
但当时的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首脑们不能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只是他们不能接受莫斯科对此次事件性质所下的结论，以及对张学良的重度攻击。经过反复商讨，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待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张、杨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实际援助，制止内战。
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参与了这项方针的制订。在最初恶蒋的冲动反应之后，人人都意识到，南京政府最高领导地位一旦最终出现真空，无论张学良还是何应钦都不能填补，而当时中共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尚无号令全国的能力，且各地军阀虎视眈眈，各个心怀鬼胎，这就意味着倘使蒋介石命丧西安，将会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十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铁蹄正在中国土地上急促作响。
12月16日，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等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顶着漫天的鹅毛大雪，踏上了去西安的征途。
毛泽东站在大路口，向渐渐远去的马队高扬起手臂。
“周恩来此行，难哪！”他朝身边的朱德轻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