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置蒋介石

被扣的蒋介石被孙铭九送到十七路军交际处内的东厢房。房间早已备妥，门窗均被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电线也被拆除一尽。蒋介石一坐到椅上，便眉头深锁，禁不住长吁短叹起来。

上午9时，张学良身着上将戎装，神态自若地走进了蒋介石所在的房间。

“委员长，您受惊了。”

蒋介石闭目端坐，不吭一声。张学良又重复一句，蒋介石索性将脸扭向一旁，不予理睬。

张学良略微顿了顿，提高嗓门说道：“我们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端起桌上的茶杯，手在微微颤抖。“你既是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再谈。”眼睛却并不看张学良。

“今日之事，委员长恐怕要有明确交代，”张学良禁不住有些恼了，“东、西北军将士莫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委员长不视下情，坚持偏见，那—”张学良故意停顿了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只有让民众公裁了。”

“民众公裁”几个字一出，蒋介石脸上顿时变色。“公裁？过去我对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民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还是先把我送回洛阳。”说完，闭上双目不再理会。

见蒋介石脸上青筋暴起，身体又在战抖，张学良知道暂时谈不出什么结果，只好转身离去。

到上午10时，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已传遍了西安城。人们成群结队，一边游行一边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界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一致呼吁全国各界代表齐聚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远望着大街上兴高采烈涌动的人流，张、杨二人心中反而越来越觉沉重。

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该怎样处置这位委员长？

众将领们早已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蒋介石是当代中国的专制君王，罪大恶极，应当众砍头；有些将领则认为，蒋介石固然该杀，但他毕竟是委员长，杀他难免会落下个“弑君”的恶名，不如把他交给共产党，让与他有血海深仇的红军砍下他的头来；另有一些将领则说，张副司令早已有言，只要蒋答应抗日，仍然拥护他做领袖，杀掉他就违了初衷。但是，若是他坚持不抗日，又该如何处置？

张学良这时才又陡然想起举事前于学忠问他的那句话的分量。他和杨虎城面面相觑，两人这时才意识到，当初他们过于注重如何捉蒋的细节，而忽视了捉蒋之后的行动。要想迈出第二步，已是无比的艰难。

“还是让陕北早点来人吧，”张学良对身边人道。他相信，一向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共产党，这时候一定能想出个万全之策。

12月12日这天，是张学良有生以来感到最为忙碌和焦虑的日子。从蒋介石房中出来，他便回到新城指挥部，审阅由他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各省当局和新闻机构发出的通电：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便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的张、杨政治主张。它既是民主的，也是进步的，由于这个“八大纲领”的存在，标志了这场事变的抗日爱国性质。

张学良审完该文，立即携着它来到了扣押着军政大员们的西京招待所。

“对不起，让诸君受惊了！”张学良朝众人笑着拱手，“可我对你们毫无恶意，只是同委员长争政治主张……”他拿出文稿，通念了一遍。“怎么样？如果同意，我请诸位在下面签个名。”

军政大员们个个都是惊魂甫定，对未来生死尚难预料，现在有机会推开求生之门，哪里会拒之不为。何况，他们中一些人本来就赞成团结抗日。

结果，这份通电发出时署名者已有19人。其中有7人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将领，4人是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将领，另有8人为南京的军政要员。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份通电，但却未置一言。此次被扣，是他生平遭遇的最大挫折，反复思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

12日下午，蒋介石所写的一份“遗嘱”式的电文，转到了张学良手中：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张学良看罢，只得一声苦笑。他知道，委员长这次是执意硬抗了。思忖良久，他提起笔，分别给宋美龄和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拟了电文。

致宋电为：

学良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请夫人放心。

致孔电为：

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在西安兵谏扣蒋、举国为迎接联合抗日而热血沸腾之时，如果尽快将张、杨的意向和主张公布于世，势必得到全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时发生的一桩意外事件，却阻碍了这一进程—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突然叛变，扣下了有19人署名的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包括其八大主张），并向身在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均被封锁了，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在外界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南京宣传机构捏造了大量谣言，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发往了全国和世界各地。

西安被描绘成了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其父遗风的绑票土匪。除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之外，国内外当时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而其总的倾向性要求便是：尽快释放蒋介石。

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张学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

然而最令张学良恼火的是苏联的态度。

张学良素来看重苏联，他自来西北后与中共红军由最初的对抗到后来的谅解融合资助，很大程度上就是看重红军背后有苏联的支持，他认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必须得到苏联的援助。但自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起，苏联的报纸、电台一再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甚至无端猜测，说西安事变是“著名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而仅仅一个星期之前，苏联《真理报》还在尖锐地抨击蒋介石。

苏联的反应大大出乎张、杨的意料，连中国共产党也无法理解。 mHSKl0PXXS3ElTvH9f1P5gm0KzGm/+NZskOAgVr3hyooaEsQS6EXWOqd/H088u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