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惨案—西安又演砸一场戏

杨虎城主持了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单为谁先申明自己的意见，会议就僵持了一个小时。

这不是“抛砖引玉”之时。人们都明白，他们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有可能决定千万人的生死存亡。

最后还是王以哲率先发言：“无论战和，都须当机立断。和平撤退的条件已与顾祝同谈好，这样僵持下去后患无穷。”

这实际上就表示了和平解决的主张。于学忠一听，也表态说主张和平解决，要打的话，他的部队远在兰州，一下子拉不过来。

看见东北军内的两位主将表了态，在渭南决议上签过字的何柱国也转了向，表示同意王以哲和于学忠的意见。

左右为难的杨虎城大失所望，说话时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我们十七路军不打算撤退。但事变以来，我们同东北军一直是一致行动，现在既然你们主和，我力量少，就按你们意见办，和平解决吧。”

就在两天以前，周恩来才向少壮派表示过，如果东北军一致主战，那红军也不会袖手旁观。现在局势又颠倒过来，且合了共产党的本意，所以周恩来显得有些兴奋：“我们本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只是考虑到你们中有许多人主张用战的方式促使南京放回张先生，所以我们才表态支持朋友们的决定，不惜流血牺牲。现在，既然诸位将领都一致主和，那我们当然表示赞同。”

周恩来很郑重地看了王以哲和于学忠一眼，提醒道：“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耐心说服部下，不要再另起风波。”

西安的前途就这么定下了。当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屋子时，已是后半夜，天冷得像是僵硬了一般。何柱国送走杨虎城和周恩来，又回到王以哲身边，表示了对少壮派的担心：“要是他们知道了今晚的决议，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

“怎么？难道少壮派敢杀人？”王以哲不以为然。

“这很难说，”何柱国心神不定地说，“我看，咱俩是不是搬到新城杨主任那儿避一避。”

王以哲摇摇头：“笑话！我堂堂一个军长，我不信，少壮派吃了豹子胆，敢在我王以哲头上动土。”

何柱国无奈地背转过身，独自走出了王以哲的公馆。这些天，他一直在同少壮派打交道，知道那些年轻气盛的人一旦绝望，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不能不小心提防。

当夜，何柱国便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何柱国的预感没有错。当“三位一体”最高首脑会议决定“主和”之后，悲愤交集的少壮派们集中到了应德田、孙铭九同住的启新巷一号院内。

在惨淡灯光的映照下，36位少壮派军官的脸显得分外阴沉。

“杨主任、周副主席都一再要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人大声嚷道。

“一和一撤，我们就再无希望见到副司令了！”有人哽咽着说，也有人发出了哭声。

“不行！东北军的前途不能断送在他们手上！谁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副司令，我们就杀掉谁！”

“对！把王以哲、何柱国，还有于学忠，一起杀掉！”

“不行，”有人表示反对，“渭南决议还得有人领头执行。于学忠是副司令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再说他不了解情况，是被王、何二人挟持的。我建议，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留下于学忠！”

“对！对！”一时间，屋内人声鼎沸，有人甚至掏出枪来，啪地放到桌上。

杀王、何的决议很快得到通过。36位少壮派军官开始拟定具体行动计划。

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上面列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蒋斌、徐方等十人。

此时已是1937年2月2日凌晨2点。西安事变之后的又一场事变即将发生。

2月2日上午，西安所有的城门紧闭，一队队带枪的队伍从街上疾步跑过，又有些汽车轰隆隆地开来开去，令人感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将会发生。

第一个牺牲者是王以哲。当他听见大门被哗地撞开，接着又有一声枪响之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将被子往妻子身上拉了拉，然后转脸向门口。

手枪营连长于文俊率着一队士兵，一脚将门踹开，面向着想要撑起身来的王以哲。他曾做过王以哲的学生，此时，他将两手一拱，大声说：“军长，学生对不起你啦！”说罢，和身边的一名排长同时举枪，向王以哲连开数枪。

几乎在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被枪杀。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方和通讯处长蒋斌亦被开枪打死。蒋斌因在西安事变期间扣留了南京和西安之间的电讯，已经在押；徐方的罪名则是与南京秘密勾结。

少壮派们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但却未能如愿。孙铭九的汽车刚开到杨公馆门口，便见这里戒备森严。孙铭九咬咬牙，想率人冲进，却被警卫挡在门外，接着杨虎城出现在门口，将孙铭九及众人喝退。

由于杨虎城的庇护，何柱国幸免于难。后来他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上书“再生之德”四字。

整个2月2日上午，西安都充满了恐怖气氛。由少壮派指挥的特务团士兵，手臂上缠着“反对和平”的布章，持枪在市内来回巡行，不时有枪声和爆炸声响起。

中午过后，气氛渐渐平静下来。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匆匆赶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一面责怨少壮派不予闻知，擅自闯祸，一面同在新城大楼内的于学忠研究应急措施。

刚说了几句，应德田、苗剑秋领着一班青年军官闯了进来，要求于学忠下令，东北军全线出击，进攻中央军。于学忠已经得知王以哲等人被杀情况，两眼红肿，心神不安，此时忍不住痛哭流涕，陈言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军心不稳，他的部队又远在甘肃，实在是无力左右西安的局势。

众人一听，始觉于学忠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于是，只好让他和杨虎城联名签署了一道不撤军的命令，准备发往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

驻守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得知王以哲被杀之后，大吃一惊。他同王以哲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平日很是亲近，少壮派犯上作乱，突然将其惨杀，令刘多荃顿时火起，当即便命令他的一个团开往临潼，向西安作出攻势，一来防止杨虎城的再度动摇，二来向少壮派形成压力，以防再生不测。

此时，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被少壮派的发难惊得目瞪口呆。有人报告，说外界已有传闻，称少壮派的活动是受了中共的指使，亲近王以哲的东北军已扬言，要找中共代表团“讨还血债”。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连忙商议，决定立即作出姿态，表明少壮派的举动与中共完全无涉。同时稳住杨虎城，力争执行“三位一体”的最后决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下午3时，中共代表团抬着一个硕大的花圈，走向南苑门外王以哲的公馆。在灵堂前，周恩来敬上祭品，又向遗像三鞠躬，沉痛地说：“王将军不死于‘九一八’，不死于古北口，竟死于自己人之手，我心里非常难过！”接着，周恩来又历数了王以哲的功绩和他在沟通东北军与红军联系方面所作的贡献。由于悲伤，周恩来满脸泪痕。他的沉痛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令那些原以为杀王以哲是“中共指使”的人顿时消释了误会。

从王以哲家出来，周恩来又赶去了新城大楼，面见杨虎城。

对于少壮派反对撤兵、力主作战的主张，杨虎城一度有过纵容，但怎么也没料想少壮派会采取极端行动，捕人杀人，甚至闯进他的公馆要杀避于此处的何柱国。因此一见到周恩来，杨虎城便掩不住他的愤怒，气呼呼地说：“应德田、孙铭九这帮人，真是太无法无天了！现在既已闯下大祸，他们应该学日本的武士道，破腹自杀，要不，就自己绑了，出面自首。”

周恩来见杨虎城正在火头上，便没接着往下说，而将话题引开，谈了一些现在需要应急处理的事。待杨虎城渐渐冷静下来，周恩来才沉稳地说：“今天发生的事，固然是孙铭九他们的错，但背景很复杂。这些天托派分子活动很频繁，利用了少壮派想早日见到张副司令的心理，大肆挑拨，说了很多不利于‘三位一体’的话。我看，孙铭九他们也是上了他们的当。”

周恩来一说，杨虎城也默然了。这些天他也接到报告，说是托派分子张慕陶混到西安，勾结国特分子暗中作了不少活动，其间与少壮派多有接触。

“那对他们怎么办？抓起来交给蒋介石？”杨虎城问。

“不能这么做。”周恩来摆摆手。“少壮派要求放张副司令的心地还是真诚的，在东北军中也有一定影响，对他们抓或杀都会把东北军搞乱。”周恩来在屋里踱了几步，最后转身望着杨虎城，说，“我看他们最好离开西安，先到云阳镇红军那里避避。你这里为了应付蒋介石和平息怨气，可以过两天签发逮捕他们的通缉令，以稳定军心。”

“也只好如此了。”杨虎城痛苦地点点头。

“那么，关于与潼关的协议问题……”

“事已至此，部队乱作一团，打是彻底不行了，”杨虎城长叹一声，沉重地坐到椅上。“我已经想过了，现在只能走和这条路了，也算是执行了‘三位一体’的决议。今晚上我就派人去潼关，跟顾祝同签和平协议。”

“我们中共代表团尊重杨主任的决定。王军长死后，他的部队这几天可能会有行动，杨主任还要多留意一些。”

“知道了，周先生。”杨虎城站起来，与周恩来紧紧握手。“你们也要多留意一些。”

就在周恩来、杨虎城商议善后事宜的同时，东北军中的复仇势力已开始行动。缪澂流、刘多荃开始在军中逮捕“左派”和少壮派人物，并扬言要杀进西安，将少壮派斩尽杀绝。

少壮派军官们不知所措，他们自己的部队也出现了种种不稳的迹象。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不得不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请周恩来为他们点明出路。

周恩来同杨虎城商议后，心中对如何解决西安问题已有了底，因而显得镇定自若。

“周先生，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哪？”应德田急不可耐地问。

“怎么办？你们怎么不早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分外严肃地指责道。“你们自以为做得正确，是在替天行道，岂不知，你们这么干，是在分裂东北军，断送张副司令的性命！”

几个人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苗剑秋小声问道：“我们现在求周先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

周恩来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沉静地说：“我们代表团已经商议过了。你们三个人是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必须马上离开西安。”

“去哪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先到云阳镇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去。这样可以避免东北军自相残杀，为下一步抗日保存力量。这件事我已作了安排，由我派人护送你们。”

当晚，被少壮派们称作“三剑客”的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以及另外十来个可能被报复杀害的青年军官，在中共代表刘鼎的护送下，分乘三辆汽车，连夜赶到了云阳镇，见到了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实事求是地说，这三位少壮派人物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所策动的“二二”事件，却将东北军置于自相仇杀的边缘。三人在红军地区待了不久，都相继出走，苗剑秋投到了军统头子戴笠门下，后来到了日本，应德田、孙铭九却投进了汪精卫的汉奸组织，应德田任河南伪教育厅长，孙铭九任山东伪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孙铭九又投降了国民党，1945年冬被中共李兆麟的抗日部队俘虏。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令张学良感慨不已。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旨在阻止向南京妥协的“二二”事件以悲剧性的结尾收场，东北军中的“左翼”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东北军的危机还未结束。

2月4日，由杨虎城出面，签发了一张逮捕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和其他一些少壮派军官的通缉令，意在稳定军心。但此举并没有止住东北军缪澂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报复行动。他们擅自从潼关前线撤军，回师西安，扬言要为王军长报仇。

105师旅长高福源是最早在红军和张学良之间沟通关系的人，本来与孙铭九等人毫无关系，但却被怀疑为“少壮派”，由刘多荃下令予以枪杀。

枪杀王以哲的手枪营于文俊连长亦被刘多荃的部队逮捕，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的在天之灵。

许多少壮派军官都遭到逮捕，有的莫名其妙遭到枪杀。孙铭九被抄家，其妻险遭杀戮。

仅仅几天之间，东北军一片混乱，人人自危，大有自相残杀之势。杨虎城的部队在少帅被扣之后，散的散，降的降，整个十七路军只余下三万多人，对西安的混乱局面无能为力。

尽管是一场悲剧，但“二二”事件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这场历史悲剧的尽早收场。由于少壮派不再敢站出来说话，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尽快地接受了潼关和平撤军协议；南京方面在得知西安面临的困境和严重局面后，亦感到再无兴兵讨伐的必要，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二”事件失败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也最终宣告破裂。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布一个有关“二二”事件的四点声明，宣布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东北军、西北军撤军的计划。

2月8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顺利开进了西安。

东北军内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将士们无不忧心忡忡。

东北军向何处去？

将士们的目光再次投向“东北军的灵魂”—正受蒋介石“严加管束”的少帅张学良。 SBaYI+24g//BBWt6E/9T5ywoSYJ0Qd9/FVUMsbWd74UTQ6haclCKHbJflx4DMR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