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壮派与元老派

蒋介石早就看准了一点，只要扣住张学良不放，东北军便群龙无首，西安便只能按他的意志实现解决。与此同时，他又对西安的军事将领施行了军事压迫、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和暗地分裂的手段。

日子一天天拖下去，蒋介石的目标正一步步地实现。到1月中旬，十七路军已有几个团投蒋，另有几个团军心不稳，而东北军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却无法驾驭全军。

杨虎城忧心如焚。张学良被扣之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加之军心动荡，手下兵马已只余下40000多人，无论是战是和，都面临艰难处境。

更令他担忧的是，苦心经营的“三位一体”，已经面临解体的威胁。

杨虎城已经风闻，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已经在同南京方面秘密接触，谈判由南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改编红军的问题。其实杨虎城自己也明白，在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这三方面中，唯有共产党有明确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这些穿着土布衣服的共产主义者们深知，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是他们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时候，就他们当时的力量来说，也还不足以完成这一场巨大的革命。由于日本侵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紧迫的问题使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出现了暂时一致的共同利益，因而走到了一起。这种联盟只可能是暂时的，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从中敏锐地看到了共产党大展宏图的前景。他们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远见预测到，西安事变如能促成消除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那么它将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出保安小镇的转折点。所以，中共方面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便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它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如果说中共的态度尚属可以理解的话，东北军中所存在的危机就不能不令他忧心忡忡了。张学良被扣之后，东北军很快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军长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主张接受南京提出的方案，被称为保守派或元老派；另一派则是以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苗剑秋、东北军政治处长应德田和卫队营长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主张先放张学良，不然宁可与南京拼个你死我活。

在李志刚、鲍文樾从奉化回来的第二天，身患感冒的王以哲在床榻前召开会议，讨论避免内战的问题。王以哲说：“副司令先不回来也不要紧，东北军的事由我先顶着。”其他老派将领也附和说，应当先求解决事变问题，不必把张学良回西安作为先决条件。

少壮派听到这些语言，大感惊愕。联系到元老派前些天积极释放被扣南京大员和飞机的作为，感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取媚于南京，投靠蒋介石，想必欲乘张学良不在取而代之。愤怒之情开始在少壮派心中慢慢滋生。

张学良在发动事变的关键时刻，特别倚重于少壮派集团，使他们看到了执掌东北军未来大权的希望。没有了少帅，他们便失去了靠山，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因为少壮派军官们大都资历不深，没有太强的实力和兵权，他们能出人头地，完全是靠少帅的提携。对他们来说，解决西安问题如不包括释放少帅，就是对他们的领袖和事业的背叛。

而对那些兵权在手、实力雄厚的老将领，如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人，便不存在这个问题。少帅不回来固然令人痛心，但对他们的个人利益并无太大的损害，他们凭借手中的实力仍然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同的个人利益、不同的利害关系，使东北军分裂了。

少壮派开始暗中行动，加强了对西安城内通讯联络中心和城内特务团的控制。而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则开始积极与刚被南京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驻守于潼关的顾祝同频繁联系。

杨虎城左右为难。由于对和平解决没有把握，他主观上倾向于少壮派，主张张学良立即回到西安。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是睚眦必报，一旦实现和平，张学良便是他的前车之鉴。

1937年1月21日。天早早就黑了，夜风从街上阵阵刮过，在电线上发出嗡嗡的叫声。新城杨公馆内，杨虎城正与十七路军一些将领商议局势，突然门被推开，东北军六十多名营团军官涌进客厅来。

领头的是孙铭九。他向杨虎城敬了个礼，随即将一张大纸放到桌上，说：“杨主任，副司令临走时令我们东北军听你指挥。现在副司令被久扣不归，东北军的头们又无动于衷，各谋私利。我们这些人都追随副司令多年，现在大家签名表明心迹，请杨主任指挥我们，到潼关去拼个死活，让中央立刻放副司令回来。”

孙铭九说这些话时，已是涕泪满颊，到后来竟哭出了声。背后的几十个人也开始掉泪，整个新城公馆一片悲声。

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忍不住热泪满腮。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这是关键性的一刻。杨虎城在众人的哭声中决定，采纳少壮派的主张，先打后和。

由王以哲、何柱国同顾祝同苦苦谈判而得来的和平通电，被杨虎城压下了。

就在这天晚上，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又来到了中共代表团所在的金家巷张公馆东楼，在周恩来面前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请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与蒋介石拼个高低。

面对少壮派的请求，周恩来耐心相劝：“张副司令之于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盼望副司令早日回到西安。但现在不撤兵而与顾祝同对峙，很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开战，就违背了张副司令发动事变的初衷，也违背了他在信中的苦苦嘱托。再说，仗一打起来，南京方面更不会放回副司令，对抗日的前途有害无益。”

“难道副司令就这么回不来了吗？难道红军也不帮我们打仗了吗？我们合作一场，没想到就这么以破裂告终啊！”孙铭九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少壮派说出这种话来，意味着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已生出了怨愤，而在此敏感时刻，少壮派的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抗日大局的形成。

周恩来举措不定，决定第二天给以答复。

孙铭九、应德田等人一走，周恩来与叶剑英便立即摸黑赶到了渭北云阳镇的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一起商讨处置方案。

那间红军统帅部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均得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答复：共产党一定会对得起朋友。为了维护“三位一体”的同盟，共产党方面可以暂时保留主和的意见，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得知少壮派与中共方面的协议后，立即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硬拼对于东北军、对少帅和他们自己都十分不利；而且他们不大愿意同共产党搞得过于密切，不然战局一开，他们的命运就只能与共产党紧紧拴在一起了。几员主将都主张，接受与顾祝同在潼关谈成的和谈条件。

这正是周恩来所担心的结果。他曾委婉地劝说过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要他们充分考虑中下级军官的情绪，但都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如果“三位一体”或东北军内部出现内讧，其结果只能是鹬蚌俱损，而唯独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但是周恩来却无法左右东北军的内部事务。

元月29日晚，在驻渭南的东北军第57军105师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四十多人中，有军长何柱国、缪澂流以及几乎所有的师长，少壮派代表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都出席了会议。

王以哲因病没有到会，何柱国代表他发言，主张接受顾祝同的撤兵条件，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但是，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的一席话，却使会场气氛全然改变。他慷慨陈词，历数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诈，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表达了官兵们不惜任何代价援救少帅的决心和勇气。张学良在东北军官兵们心目中所占的分量实在是太大了，一时间，会场上弥漫起为救少帅不惜与中央军拼死决战的悲壮气氛。

没有人能扭转这种气氛。会议结果一致主战。原来主张求和的将领也被迫变了主张。

为了慎重起见，主持会议的中将参谋长董英斌要求赞成主战的人在议案上签字，好带回西安交王以哲军长执行。

随着沙沙的走笔声，四十多个人纷纷在议案上签了字。东北军的命运似乎就这么定了。人们好像已能感到战场上迎面扑来的浓烈的硝烟味。

但是，齐整整的渭南决议案在王以哲那里碰了钉子。他提出，于学忠是张副司令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应当把他从兰州接到西安，重新开会商议。

渭南决议搁了浅，应德田忧心如焚。他坐在王以哲的病榻上，伤感地说：“副司令不回来，我们东北军群龙无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王以哲也显得十分沉重，但却开导应德田说：“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军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还怕撑不住这个局面吗？”

王以哲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大惊。这么说，王以哲已经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心思了？人们惊愕地看着他，久久没人吭声。

这短暂的静默，注定王以哲必死无疑。

当晚，于学忠从兰州赶到西安。紧接着，在王以哲的病榻前，举行了“三位一体”最后一次首脑会议。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都明白，是战是和，就看今晚的结果了。它将决定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未来命运。

这一天，是1937年1月31日。 z+SROvWFmN5Sx/etXJihOWRv2JB8vGtQdl/mcTbYbUQ4QzU0j+Wqewey7E2fXN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