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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始知政治之残酷”
四天过去了，突然传来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消息。
整个西安顿时人心惶惶，奔走相告，不知所措。为了稳定人心，向蒋介石表示抗议，元旦那天，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在西安进行了大检阅。愤怒的士兵们紧攥着武器，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和“放回张学良将军！”等口号，从大街上列队而过，很有些悲壮的气氛。市民们也为之感染，群情激昂，口号声响遍全城。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南京方面步步紧逼的军事高压。元旦之后，40个师的兵力向西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布阵筑垒，炫耀武力，而统率中央军的将军，几乎全是刚刚由少帅下达手谕，由西安释放的南京军事大员，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和朱绍良。此种情形令西安忍无可忍，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的情绪逐渐占据上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都作了军事部署，准备对进犯的中央军予以反击。
1月5日，以杨虎城为首的八位将领，向南京发出了一封后来被称作“歌电”的电文：
……凡我国人均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能再起内战”之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唯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如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之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平，青史自召直笔也。
为了使南京对这份电报引起重视，1月5日，杨虎城又派出三位代表赴南京，陈述西安的要求。三天之后，东北军、西北军126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全国通电，完全支持八位将领在“歌电”中所采取的立场。
此时的南京政治舞台仍主要为反共人士控制。蒋介石于1月2日“告假还乡”，表面上不问政事。宋子文被排挤在政府之外。南京政府毫无按照西安协议进行改组的迹象。而极右派在南京有着较大的势力，其代表人物之一为上海市长吴铁城，他认为，所谓“联共抗日”、“组成人民阵线”等等都是共产党的幌子，他宣称：“西北的中国人民很容易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看不到共产主义新突进的危险。”
反对“统一战线”的人自然把汪精卫视为他们的领袖。汪精卫于1937年1月回国后，亲日派势力大增，成为压倒亲苏和亲英美派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而且控制着军队的实权。
蒋介石被释放之后，一直绞尽脑汁，企图摆脱他对西安方面的允诺所引起的麻烦。亲日派曾提出过对西安和共产党军队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的方案，但是蒋介石的谋士们立即表示了反对，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们同情西安和共产党，而是基于以下考虑：全国反对内战的呼声日趋强烈，广西的李宗仁、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和签署通电，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甚至表示，一旦中央军有所异动，他们将以武力抗之；第二条顾虑是，中央政府在四川存有5000万元的现金，在西安存有4500万元，并在四川的峨眉山上贮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如果西安和四川与中央政府相抗，在财政和军事上都会给南京造成极大的麻烦。
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烦恼：是答应西安的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还是继续拖延这一政治和军事僵局。而时间已不允许他再作过多的犹豫。
1月7日，已在奉化溪口老家养病的蒋介石亲笔给尚在南京孔祥熙公馆的张学良写了一封信：
汉卿吾兄勋鉴：……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此信写毕之后，蒋介石专召戴笠将信亲自送到南京，交给了张学良。
南京审判之后，张学良大受打击，精神颇为沮丧，终日蒙头卧床。饭菜端来，要么拒之不理，要么只略动一两筷子，几天下去，人就变得消瘦，全然没有了少帅昨日那种英姿勃发的神采。
见到蒋介石这封硬软兼施的信，他半天没有吭声，只默默地坐在沙发上，面对这信愣愣地出神。而其内心，则如江河决堤，波涛汹涌。
反复思忖之后，张学良提笔，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
虎城兄大鉴：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亦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专此并颂
近安
弟 良顿首
七日
写完，张学良放下笔，又对信反复斟酌了好一阵。在他看来，他的被扣和南京方面对西安重新进行军事威胁，不完全是蒋介石的本意；于他自己而言，认为内战会有损国力、不利于抗日；倘若内战再起，人们必然看做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后果，为万人所责怨，于是，千方百计要杨虎城不要诉诸干戈。
张学良被审后囚禁于孔祥熙公馆
接下来，张学良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东北军诸将领，一封给杨虎城并东、西北军各将领，除了陈述他不愿看到西安出现战事外，又嘱众将领释放南京政府的飞机。
西安事变之时，停留于西安的50架军用飞机和500多名空军人员也随之被扣押。在杨虎城主持释放了南京军政大员们以后，南京政府最关心的，就是归还这批飞机和空军人员。对于西安来说，这是为争取释放少帅而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最后资本了，因此，西安军中大多数人都主张扣住不放，待少帅平安返陕之后，再放人放机。
南京政府当然明白西安的态度，于是，便将心思用在了张学良身上。
6日下午，何应钦亲赴孔祥熙公馆，面见张学良，请他说服杨虎城，迅速归还人员和飞机。对于这个在西安事变期间居心叵测、扬言要炸平踏平西安的亲日派人物，张学良早就厌恨于心，只是碍着面子，没有当场顶撞驳斥，只含含糊糊地答理几句，未作任何明确的应允。
但接到蒋介石的信，张学良改变了态度。只要蒋介石承诺抗日，他准备接受一切条件，甚至不惜牺牲一切。飞机原本就是南京政府的，归还之事似不宜抗拒，何况，那么多大人物都放了，扣住飞机又有何用？
在张学良下令释放飞机和空军人员之时，可能并没有去想，他将就此失去争得自由的最后资本。
三封信写完，即由看守张学良的卫兵送给戴笠。下午，蒋介石便从南京来的电报中获知了信中的全部内容。看到这只笼中之虎已在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颇为得意，对恭立于一旁的侍从说：“好嘛，汉卿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嘛。给南京回电，派几个交涉代表，把这几封信带到西安，交给杨虎城。”
交涉代表很快便由戴笠物色好了。这是两位东北的名流，吴翰涛和王化一，在东北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另外，张学良的秘书李金洲也被同时派回西安。
1月8日，整个南京都笼罩在厚厚的大雾之中。将近上午10时，一辆小汽车缓缓地穿过雾气，驶向清冷神秘的孔公馆。
门上传来敲击声时，张学良刚刚起床。打开门一看，王化一、吴翰涛立在客厅，正在解脖上的围巾。看见少帅，两人立即上前问好，并申明了来意。听说他们即将飞赴西安，少帅两眼不觉闪出亮光，但很快又熄灭了，挥了挥手，让两人在沙发上坐下。
“少帅，好久不见，您瘦多了，”王化一声调有些凄楚，“还望您珍惜身体，准备率领大军抗敌。”
“是啊，少帅，”吴翰涛接着说，“这次我们俩专程去西安送您的信，同时还想问问，少帅有没有话捎给家人。”
张学良顾自望着客厅角落的一个大花瓶，好半天没有吭声。
“少帅，”王化一又开口道，“现在这个局面很让人忧心。作为东北人，我们非常盼望您能站出来，制止战事的爆发。少帅有什么话，我们一定向西安方面转达。”
张学良仍没吭声，只转眼看着他们两人，目光里似有无尽的屈辱与愤懑。
“我没有料到，”他终于开口说道，声调十分低沉缓慢，“我会在南京一留不回，好多事情都无法亲自料理了。”他抬头望望天花板，眼里泪光闪闪，“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令人最痛心的事。”言毕，泪水已忍留不住，顺脸颊滚流而下，最后，居然失声恸哭。两位名流受了感染，相顾无言，眼睛也变潮湿起来。
“我今日始知政治之残酷，”张学良止住哭声，悲戚地说，“事已至今，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西安了。请二位转告我们东北军的各位将领，一定要巩固内部团结，加强同杨主任和红军联系，维持‘三位一体’。只要西安方面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了也没什么用。”
说完，张学良起身进了盥洗间，擦掉了脸上的泪痕，又进卧室取出两封早已写好的信，递给两人。“这是我的两份遗嘱，一份请交我的家人，一封交给东北军的诸位将领。”说着，他眼里不禁又闪出了泪花。“我早已想好，如果将来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将自杀以谢天下。”
“副司令言重了，”两人都连忙起身安慰，“西安的事，本意还是为国为民，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少帅正当盛年，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万不可说出让大家伤心的话来。”
“不，你们不要这么说，”张学良挥手打断两人，“我是军人，我知道对部下的造反该用什么方式解决，实话告诉你们，我是做好了死的准备，不是被枪毙就是被人害死。”
两人面面相觑。
作为东北人，两人在感情上较为倾向于张学良；但现在，他们又是作为政府赴西安的代表出现在张学良面前，因而许多话都不便出口，显得有些尴尬。于是又安慰一阵，便起身告辞。
“副司令的这些话，我们一定一字不差地转达给西安，不过副司令的安危，还望千万保重，想想东北三省的父老，大家实在无法接受啊。”出门时，吴翰涛说道。
张学良坚持将两人送到门口。看着两人上车了，他两手抱于胸前作了个揖，说了声：“拜托了！”扭头便回了屋。
这是他被扣南京后第一次有人将他的话亲口捎回西安。想到临来时的那一番万死不辞的英雄气概，和现在归期无定、有话只能托人捎传的情景，张学良不禁热泪涟涟……
张学良的几封信一到西安，果然使局势发生了转变。由于少帅言语切切：“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既真恳，又严厉，使心乱如麻的杨虎城不得不接受了少帅的规劝。在同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商谈中，两位军长亦支持少帅的意见，这样，王化一和吴翰涛算是不辱使命，很快便得到了西安的回话：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就释放张学良、部队改编、换防、待遇等问题进行谈判。
“歌电”的攻势就这么被化解了。蒋介石长长地舒了口气。
1月12日晚，刚刚返回南京的王化一、吴翰涛在戴笠的陪同下去孔公馆见张学良，向他报告西安之行的结果。当张学良得知前线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时，不禁激动起来，脸上漾起了笑意。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机，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此心算是没有辜负了。”说着他又转向戴笠，脸色变得严肃，“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由于张学良一再作出了这种为抗日局面的实现不惜牺牲一切的姿态，蒋介石得以朝西安逼近一大步，提出了处理西安事变的甲、乙两个方案：
甲案：“三位一体”部队仍集中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进驻西安。
乙案：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返回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及关中地区。
两个方案均否定了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所许下的由张、杨二人负责西北的诺言，更未言及张学良的释放问题。可谓是随心所欲、有恃无恐了。
这一次，蒋介石再次利用了张学良，让他写信叫杨虎城和东北军诸将领接受他提出的方案。
1月13日夜，张学良独坐灯下，望着蒋介石的信苦思冥想。
他已经看出，蒋介石现在已是对西安咄咄相逼了。若按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三位一体”都将被破坏，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将迟早被分化。但是，要是他张学良反对这两个方案，那又会怎样呢？
张学良从桌前站起身，搓搓发冷的手，在屋里来回踱步。要是他反对，那毫无疑问，无论是杨虎城还是东北军，都会遵循他的意见，与中央军武力对峙；而蒋介石或亲日派也一定会以此为借口，“讨伐”西安，挑起内战。那样一来，尚未抗击日寇，国人已刀兵相见，百姓更会遭殃，他张学良不就成了千古罪人？
终于，张学良再次表示了退让。
时值午夜，万籁俱寂。张学良提起笔，似觉有千斤沉重，每写一字都像忍受着巨大痛苦：
……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
信一写完，张学良便掷笔于案上，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