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闹剧：军法会审

鸡鸣寺果真名不虚传。天色未明，薄薄的晓风正卷动天边上的一层黑幕，一声鸡啼，唤起了古寺里一声沉重的钟声，在寂寥的山谷溅出一串悠悠颤颤的回音。

钟声刚一响，张学良就翻身起了床。看看窗外，夜色尚未褪尽，他在床头愣愣地坐了一阵，这才走进了盥洗间。

宋子文也起得很早。穿上衣服便走进张学良的房间，默默地注视着他洗漱、穿衣。与往天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不同，张学良今天的每个动作都显得十分迟缓，十分认真，好像衣服的每一条折皱里，都蕴涵着无比的深意。宋子文自然明白张学良的心思，因为今天的每一件衣服，都取自临上飞机前赵四小姐赶着送来的那个皮箱。

早饭是在沉默中吃完的。直到要离座了，宋子文才说了一句：“汉卿，今天我陪你去。”

张学良转眼望了望宋子文，见他眼里满是愧疚，嘴唇翕动了一下，但终又未说出什么，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到屋里，张学良又打开皮箱，从中抽出一个小皮包，塞进内衣，然后展开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呢子军服，上面一级上将的徽章和一排排勋条闪闪发光。

穿好军装，张学良又蹬上锃亮乌黑的马靴，扎上武装带，漂亮的小手枪斜佩于腰间。一切收拾停当，他转向壁上那面宽大的穿衣镜，从中看见了自己精神抖擞、威武凛然的英姿，似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他来南京后第一次佩戴全副武装。作为一级陆军上将，号令数十万大军的统帅，他希望在法庭上展现出他将军的威势。这一点，他相信，不是几句胡诌瞎扯的审判词所能夺去的。

“什么时候走？”他转身问宋子文，同时在腰间拍了拍手枪。

“等一会儿……”宋子文说着坐到近旁的椅上，“他们会来人接你。”

“谁来？是李烈钧吗？”

宋子文露出一丝苦笑。“不会的，他是审判长，他不会来的。”

“那会是谁？”

话刚说完，门口响起一声“报告！”两人回头，见一个佩有中校肩章的副官跨进门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宪兵。

没等宋子文问话，副官已双手递上一纸公文。宋子文慢慢拆开，脸上陡然变色，张着口说不出话来。

张学良一见，跨上两步将公文夺过，见上面印着两个大字“传票”，脸上肌肉忍不住一抖，脸色由红转白，又变为铁青，两眼怒视着中校副官，直把他盯得低下头来。

“啪”的一声，张学良将传票愤然掷于桌上，大步走向了门口。

汽车疾驰一阵，在军事法庭外停下。张学良朝法庭望了一眼，见门内门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不禁冷笑了一声。

刚进入候审室，一名宪兵便迎上前，木然地说：“按照法庭规定，请您摘下领章、肩章，还有腰间的手枪。”

有生以来，张学良还未受过此等侮辱，一股怒火直冲脑际，令他雄狮一般，怒视着宪兵。大概是从未受过如此高官阶的将军的逼视，宪兵怯懦地侧了侧身子。

张学良解下佩枪放在桌上，然后昂首挺胸，大踏步而入。

10点钟，李烈钧与参加会审的人员纷纷入座。担任审判官角色的鹿钟麟走进候审室，先同宋子文握手，然后又转向张学良，说道：“汉卿，今天开庭，我们都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你有什么话上去尽管说。”然后，又同张学良握了手。

审判长李烈钧坐定之后，望了望两旁，见审判官、军法官和书记官均已入座；他又望望下面的观审席，人数不算多，占了席位一半不到，几乎全是南京政府内坚持要严惩张学良的一批官员，再就是负责法庭安全的便衣军统特务。在前排和两旁有几位记者，正在摆弄照相机和拧动笔套。

见一切都已布置停当，李烈钧一声干咳，宣布开庭，并呼：“带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到庭。”

候审室大门蓦然打开，张学良气宇轩昂，阔步迈入庭内。观审席上顿时起了一阵骚动和议论。

张学良很随意地朝观审席瞟了一眼，回头向审判长和审判官恭敬地行了军礼。

毕竟这是一个任一级陆军上将的非常“犯人”，法庭早已在下面安放了一张木椅和一张小桌。张学良敬完礼，李烈钧扬扬手，示意张学良在椅上坐下。

张学良却毫无落座的意思，以军人的姿态直立，望着审判长。

李烈钧咳了一声，戴上老花眼镜，打开早已备好的卷宗，高喊了一声：“张学良！”

张学良依然直立，毫无反应。

沉默的回应反倒使李烈钧的气势减了许多。他早已知道，今日的所谓“审判”，不过是为人作“嫁衣裳”，审判得越成功，不过是使将来蒋介石的赦免更显得宽宏仁慈而已。于是也就照本宣科地继续发问：“你是张学良吗？”

没有回答。

“是不是弓长张的张？”

仍没有回答。

气氛已逐渐变得尴尬，但程序又不能不走到。再往下，李烈钧的语气已变得有些木然。

“是不是学而时习之的学？是不是良知良仁的良？”

“今年多大年纪？”

“何方人氏？”

“父母在否？”

“妻室姓氏？”

“子女若干？”

李烈钧空洞的声音在法庭回响，张学良一动不动，唯一的反应是一脸轻蔑的冷笑。最后，终于憋出一句：“随便好了。”

李烈钧侧过头，向书记官扬扬手，意思是让他代为填写上张学良未予回答的以上问题，然后面向张学良，语气变得温和了：“张学良，你坐下，慢慢回答。”

张学良又敬了个礼，坐到椅上，胸脯仍高高挺起。

“张学良，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李烈钧又开始问。

“我不知道我犯了哪条罪。”

李烈钧翻开陆军刑法，举起来朝书上指了指。“陆军刑法的前几条，你都犯了。你身为军人，本应以服从为天职，为何劫持统帅，躬行叛乱？”

张学良一声冷笑，神色自若地回答：“审判长，您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切详细经过，请您去问蒋委员长，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在这个地方，我不便详说。”

张学良的话，李烈钧自然无法回答。头天请示蒋介石，他只抛下了一句“慎重审理之”，未作任何明示。此时此地，他这个“代人受过”的审判长，又如何能得知西安半月的诸多详情呢？于是，他只得十分被动地点了点头，示意张学良继续说下去。

见李烈钧等人哑然，张学良忽然豪气腾起，大声说：“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言明。我并非劫持，而是出自对他的爱惜，也绝非叛乱，而是为了维护国家。我在西安的行动，不过是对当前的国策提出我们的主张和意见，倘若真是劫持、叛乱，那委员长能平安回到南京吗？我张某人会跟着他一起来吗？”

现在轮到李烈钧哑然了，会场上开始出现交头接耳的骚动。

张学良既已开口，便如决堤之水，一泄而不止。

“在‘双十二’前七天里，我数度赴辕劝导，哭谏委员长，最后不得已而起兵谏，说到底，只为了八个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诸位先生女士，日寇入侵，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于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全体官兵流亡关内，情况之惨，哀声之烈，想审判长和审判官都有目共睹！”

张学良毫无惧色，言语铿锵。后来李烈钧在汇报审判的情景时，披露了当时的心中所想：真不愧是张作霖之子！

但身为蒋介石指定的审判长，总不能拿张学良这些富于煽动性的话去交差啊！于是，李烈钧打断张学良的话，问：“你们拥兵叛乱，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擅自策划？”

张学良坦然一笑，说：“当然是我自己的主张。我所做的事，自然出自我本人的主张，不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言毕，又直视着李烈钧，“我有句话，想问问审判长，不知可否？”

李烈钧回答：“可以。”

“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

“有其事。”

“你当时为的是反对袁世凯施行专制，对吧？”

“是的。”

“那么我在西安的举动，正是为了谏正中央的专制独裁。”

此语一出，李烈钧大惊，连忙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喝：“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袁世凯怎能望其项背！你不自思反省，自寻末路，胡说八道！”

李烈钧为张学良言语所激，却又说不出个道理，只得声色俱厉地连声责斥。他患有高血压，几句话一说，脸便涨得通红，法庭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朱培德、鹿钟麟怕事情弄僵，反倒使审判不好收场，于是，便请李烈钧暂时退庭休息。

片刻之后，重新开庭。李烈钧正颜厉色地问张学良道：“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据实招供，否则对你不利。”

鹿钟麟这时也插上话，温和地说：“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

张学良沉默一阵，终于说道：“好吧，我就把我这次西安的事作一个总答复。”说完，站起身，两手按在桌上，侃侃而谈起来：

“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之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是这样做，因为事情紧迫，无法才做出来的。

“……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且看见他的日记和电文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至于我个人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如不是崇信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而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张学良的一番话，说得如此爽直，如此坦诚，法庭内像有什么涤荡而过，顷刻间变得鸦雀无声。

张学良说完，即坐回到椅上，但顷刻间，他又站起，意犹未尽地说：“审判长，审判官，诸位先生、女士，我张学良活在世上，至今已36个年头，对国家民族虽无建树，但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西安事变完全是为抗日而发，绝无半点私心！”

“张学良，你口口声声为了抗日，东北是怎样丢失的，你难道不知罪吗？”李烈钧又转了一个话题。其实，这已与今日的审判无关了，但西安事变的话，已让张学良说尽，作为审判长，他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次审判以张学良的雄辩收场。

不料，他这两句话不提则已，一提顿使张学良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啪地一拍桌子，愤然立起。

“既然审判长提到东北的丢失，那我就不能不回答了。”张学良侧过身，向观众席扫视了一圈，大声说：“自‘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后，全国民众无不骂我为不抵抗将军，说我畏惧日寇，不敢抗日。连元老马君武先生也写诗骂我、责我。几年来，我一直背着黑锅，隐忍不言。为什么？就是为了维护领袖的威信、中央的权威。可事实上，日本觊觎我中华领土宝藏，非起自一日，亦非源自东北，中央抵抗了吗？有人宣战了吗？时至今日，我们对日本的飞机大炮不还在寄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停吗？东北的不抵抗命令固然是我张学良下的，但源头不起自于中央，不起自于委员长吗？”

张学良话音刚落，法庭内像猛然掠过一阵狂风，人人都震惊不已。李烈钧慌了，连忙喝问张学良道：“法庭场所，你不得胡言！刚才的话，关乎中央，须得有证据！”

张学良哼了一声，“关于对日策略不得动以武力，应尽力避免冲突这样的话，在座的各位都是中枢要员，党国干城，难道你们听得还少吗？”张学良环顾面前众人，目光中透出逼问，弄得包括李烈钧在内的诸位审判官都将目光转向一旁。

庭上陷入片刻沉默。

张学良解开纽扣，掏出出发时装进的小包，掏出两封电报来。“既然主审官要我拿证据，那我就不妨给诸位看看。这就是当时中央发给我的电报。”张学良扬扬手中的纸片，接着便大声读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便是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作“铣电”的文字。

第一封电报念完，法庭内已是一片混乱，有人向张学良投去谅解的目光，有的则开始骂起发电报的“中央”来。李烈钧也惊住了，他完全没料到审西安事变审出个“铣电”来，罪名一下子都移到了中央和委员长身上。直到张学良打开第二封电报，又准备开念时，李烈钧才清醒过来，制止了他：“与事变无关的材料交由本庭处置，不得当庭公读！”

张学良一声冷笑，收起电报，但激愤之情再也遏止不住，又继续滔滔陈言：“身为军人，我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将军队挥泪撤入关内。为了平息公众的唾骂，维护中央威信，我一人承担了不抵抗的罪责，被迫下野出洋！”

说到这里，张学良已是声音颤抖，热泪盈眶。观审席上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少帅身上。

“回到国内，我又一再向中央表达抗日之心，盼望领袖以其绝对权威领导抗日。可是，中央却置之不理，最后命我把军队撤往华中。‘双十二’之前，我到委员长面前再三陈词，苦谏哭谏，却遭受严厉斥责，甚至准备将我无家可归的东北军调往福建。在此情之下，我为了震醒领袖，实现抗日之愿望，不得已而行兵谏，之后又亲送委员长安然返京。请问，我张学良哪里是不抵抗将军，我做的哪件事不是为了维护中央！”

讲到这里，张学良仰首向天，喟然长叹一声。“眼看我中华民族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连祸结，政以贿成，国内同胞自相杀戮，而日寇却坐收渔利！我张学良受命于民，握有重兵，不能眼看手足相煎，国土日丧。西安之举，我意在拥戴领袖，联合抗战，耿耿之心，天日可以为证！”

张学良一声欷歔，戛然而止，而其凛然浩气和其铮铮之言，却似凌空骤风，在法庭内久久回响。

“代人受过”的审判长和审判官早已哑然无声，李烈钧张了几次口，却无一语道出。几个人尴尬相顾，唯恐再引出什么令法庭难堪和有损蒋介石的话来。于是，李烈钧从卷宗内掏出早已拟好的判决书，神情木然地宣判道：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照本宣科”完毕，李烈钧连忙站起，宣布退庭。

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后来，李烈钧私下里谈起这次高等军法会审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鹿钟麟在回忆当时情形时，也不禁连连摇头：“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结束，七八个持手枪的军警一哄而上，将张学良正式“逮捕”，押送至和平门外的孔祥熙别墅，由特务宪兵看管。宋子文紧随而至，却被堵在门外，不许入内，气得他连连跺脚。

但蒋介石的戏还没有演足。审判结束后两小时，蒋介石即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特赦张学良的呈文，罗列了一大堆理由。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发布如下命令：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1nbT1NaxUVj6ot5zT5jAx+acq/59OxNCqcerGH4rAssss1f/K9QSw1aysUJ0mc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