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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要做什么文章？
南京的这个冬天，似乎显得特别冷。虽然还未到隆冬季节，但人们已经预感到，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一场将冻裂大地的严寒。由于连着下了两天雨，整个城市沉浸在泥污和潮湿的空气中。每吹过一阵寒风，发黄的树叶便猝然脱离树枝，像一群失了方向的飞鸟，在空中摇荡飞舞，为本来就显得暗淡的城市，增添了阴郁的情调。
在灰色天空的笼罩下，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沉郁，很难舒展开来。
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审判张学良的决议后，许多人大吃了一惊。
当然，最为吃惊的，莫过于张学良本人和宋子文了。当天，张学良便换穿便服，驱车到蒋介石官邸，求见委员长。足足过了半个小时，蒋介石仍未出现，只有一名侍卫从楼上下来说，委员长身体不佳，请张副司令先回去。
张学良恼愤不已，要来纸墨笔砚，匆匆写下了几句话：
委座：
适来未蒙接见为怅，今后苟有利于国者，虽万死不辞。
张学良刚去不久，宋子文又进了门，直冲冲便上楼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委员长，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影响都不良呀！”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蒋介石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宋子文用力跺了下地板，脸色变得铁青。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南京这帮人会怎么说？以后我在他们面前还有什么威信？”
宋子文勃然大怒，也不管面前是妹夫还是委员长了。“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像没听见一般，背转过身不予理睬。宋子文喘着粗气，转身即走，出去时将门摔得“嘭”地一响。
从29日下午起，蒋介石的官邸就一直没清静过，前来为张学良说情的人络绎不绝，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内的元老。蒋介石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左右为难，难于应付，第二天便悄悄避居到颐和路陈布雷的寓所内了。
但有的人却是不能不见的。
30日，被任命为会审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李烈钧拜见蒋介石，就很顺当地被领到了颐和路。
在国民党内，李烈钧和于右任一样，是元老。辛亥革命前后，他追随孙中山，曾出任大元帅府的参谋总长。1922年，张作霖依靠军事实力，宣布东北“独立”后，曾派人与时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进行联系，具体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直将李烈钧视作长辈。
李烈钧同意出任审判长，是不得已的事。但既然做了，就得一方面要蒋介石满意，一方面又不致引起公愤，让此事坏了名节。从其本意讲，亦想借此机会，展现委员长的宽宏大度，使西安事变有个里外圆满的尾声。因此，一坐下来，李烈钧便陈述了他对审判的基本想法：
“张学良策动事变，劫持主帅，自然是叛逆行为，但悔改及时，又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座念惜他国恨家仇在身，有对国事偶生幻想的心理基础，恕其过激，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让他回西安戴罪立功。”
一番话说完，坐在椅上的蒋介石直愣愣地一言不发，让李烈钧揣摩不透心思，只好又硬着头皮借用典故，说起齐桓公不计管仲对他有射钩之仇，晋文公免恕寺人披的数度谋害之事。“委员长，我看这两个典故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您核示。”
蒋介石仍是沉默。过了好久，才干咳两声，说了六个字：“君慎重审理之。”说完，便不再置一词。
李烈钧只得告辞。
屡次求见委员长都遭拒绝，令张学良心情变得郁闷。
自离开西安后，张学良对蒋介石可谓唯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对张、杨的训词》的责斥……蒋介石的一切条件，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为的是维护他领袖的面子，让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可是现在，五六天过去了，回西安的日子似乎还遥遥无期。
蒋介石究竟还要拿他怎样呢？
张学良百思不得其解。从28日起，探望的人已逐渐减少，到30日，他同外界几乎已没有任何联系。站在楼上，可以望见宋公馆四周穿蓝色中山服的特务来回逡巡，连夜里也如此。宋子文曾忍耐不住，冲下去对特务们大声呵斥，特务们却面有难色地回话：他们是在执行委员长的命令。
是啊，蒋介石究竟要在他身上做什么文章呢？
30日下午，宋子文再度驱车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很晚才回到北极阁。看见他一脸沉郁的模样，张学良便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坏消息。
果然，宋子文一坐下，便垂着头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件事你听了不要激动。西安的事情，委员长面子上很不好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要走走过场。军委会明天上午要组织对你进行审判，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
张学良虽然早已有思想准备，但怎么也没想到，他将面对的，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要在往日，张学良一定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可是，一连几天来的沉郁和对西安方面的挂念，已使他对个人的遭遇不再那么敏感和冲动。听宋子文说完，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坐了一阵，然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
他就这么默默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