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重重的张学良

但在说服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的会议上，情况却变得分外复杂和紧张。

“听说昨天设计委员会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面乱说，尤其不许胡闹！”会议一开始，张学良便言辞激烈地说，那双严厉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在座的将领。

会场上出现了沉默。张学良有些坐不住了，高声叫道：“说呀！怎么不说了啊！”

终于有人站起身来。“副司令所说的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绷着脸回道：“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这一逼，使会场气氛变得格外紧张起来。发言的人嗫嚅半天，终于说出了昨日设计委员会的意见：一、中央军撤出潼关；二、释放在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三、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

“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介石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果结果无效怎么办？”张学良的言语态度稍微和缓下来。“你们想想，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了‘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如果回南京后，一切推翻重来，怎么办？只要他原则上同意了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这时有人问：“听说副司令还要亲自把蒋介石送到南京，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深深吸了口气，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招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仿佛是一个炸雷，众将领心头猛地一震。张学良是这次事变的主心骨，要是他一走，西安的局面会怎么发展，谁也没有把握。众人惊愕地望着神情十分冲动的副司令，眼里都流露出无限的忧虑。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张学良语气变得有些沉重，“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场内一片寂静，张学良却越说越激动。“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介石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就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会议在张学良慷慨陈词之后结束。虽然大家为张学良的激情所感动，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被他说服。

东北军的军长之一高崇民一回到家中，便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东、西北军的将领们连夜又联名给宋子文写了封信，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只用领袖“人格担保”是行不通的。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介石离开西安，否则即便张、杨两将军同意，他们也会誓死反对。

但这两封信张学良都没有及时见到。

24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在张学良想来，这次宴会自然有为蒋介石饯行的意思。

新城大楼原是明朝皇城，慈禧太后在西安避难时改建为行宫。那天晚上，古色古香、宏伟壮观的大楼灯火通明，一派祥和的气氛。

将近晚6时，赴宴的人们渐次涌入。大厅里很快便热闹起来。人们注意到，出现在席间的有三方人员：一方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一方是蒋介石、宋氏兄妹、端纳顾问和被扣于西安的南京大员；另一方则是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这是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席，而且是在西安事变的背景下，自然也就有了非常的意义。

但今晚的主角既不是蒋介石，也非周恩来，而是一身戎装、神情严峻的张学良。

宴会一开始，张学良便站起身，将酒杯高高举起，情绪激昂地说：“委员长，诸位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而为。有人说我是叛乱，笑话！我向谁要官要钱了吗？我对日本人是有国仇家恨的人，希望在座诸君，能为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他一仰头，一杯酒一饮而尽。待他垂下头来，眼里已是泪水盈盈。只听“啪”的一声，酒杯被张学良猛地掷地而碎。

宴会上的气氛顿变得紧张。人人都注视着张学良，可是却无人开口。

这时，周恩来从容地站起，举起酒杯说：“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诸位朋友、同事，这次事件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作出了贡献。汉卿、虎城两将军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团结起来，干杯！”

周恩来委婉得体的语言，使刚才僵冷的气氛得到了缓和。

众人还未来得及坐下，张学良倏地又站起来，举起酒杯向大家第二次敬酒：“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两句话未完，张学良已无法控制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出乎众人预料，他猛然踏上面前的座椅，端着酒杯，高高地站立在大厅中央。“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我们当军人的，有保国保民的天职。以前，我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讲过一句话：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做军人的，更应当有此气魄。”说完，他将酒一饮而尽，从椅上跳下来，又将酒杯猛掷在地。

众人惊愕之时，张学良已伏身餐桌，恸哭失声。

张学良的这一举动，自然极大地感染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不少人掏出手帕，揩着脸上的泪水。一位副师长蓦地跨到少帅面前，泣声喊道：“我十几岁就跟着少帅，现在有家难归。盼望委员长回到金陵，说话算数……”几名卫兵见他失态的模样，生怕他做出什么意外之举，连忙将他扶出了大厅。

宴会继续进行，但人人的神情都极为沉郁。

张学良连饮了几杯，脸色已经泛红。宴会将近一半时，张学良斟满一杯酒，端着来到蒋介石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你也不会受这场惊吓。我的行动不太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了一致抗日，希望返回南京，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又是一饮而尽，喝完又使劲将酒杯摔得粉碎。

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的豪爽与真情令所有人震惊不已。

一直端坐的蒋介石脸上毫无表情，只扬了扬手，用浓重的奉化口音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我来。”宋子文一步抢上。他生怕由于蒋介石的拒绝，使本来就显得沉重的气氛弄得更僵。他端起蒋介石面前的酒杯，朝向张学良说道：“汉卿，你的一番美意，我代委员长领了。委员长的这杯酒，我代喝。干杯！”

宋子文也一饮而尽。

这些日子里，宋子文觉得张学良开始显出行为有些异常的迹象，他怀疑少帅是否染上了什么病。他发现，在谈话中，张学良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并且有好几次痛哭流涕。12月22日，张学良甚至请求他和宋美龄照顾他尚滞留在美国的妻子儿女，并将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给宋子文，与他商量如何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入宋子文之手，以用于日后赡养家眷。有时候，张学良似乎忘记了他发动这次事变的政治宗旨，一个劲地谈他的个人安全，表示愿意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以保全自身。

但宋子文很快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张学良。这些天来，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已把张学良搞得精疲力竭，神经几乎已难以支撑。但是，一当他挣脱精神的压力，站在面前的，仍是那个一腔热忱、雄姿英发的少帅。

在一连几天紧张的谈判过程中，宋子文发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到12月24日，这种倾向已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宋子文得知，杨虎城的西北军和东北军的部分军官，在得知张学良要立即释蒋的消息后，产生了将张同蒋一起杀掉的念头。

当时东北军在城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还要分别承担保护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任务，而西北军在城里除了一个保安旅，另外还有超过两个团的兵力。

宋子文内心大感恐慌，但又不敢向张学良言明。在同宋美龄、端纳商议之后，他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一方面稳住少帅，一方面尽早让蒋介石离开西安。

24日晚宴会之后，张学良受宋氏兄妹之约，再次来到蒋介石的房间。

“汉卿哪，”张学良一进门，宋美龄便说道，“委员长那天的手令，是以停止进兵三日为限。我从南京来时，又求何部长展限三日，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再说，我和委员长都是基督徒，明天是圣诞节，你能不能把明天动身作为最好的圣诞礼品送给我们呢？”

“这个……”张学良略为沉吟一阵，说道，“孔院长也从南京来了一封信，说要是在圣诞前后送委员长回南京，是圣诞老人送的最伟大的礼品。只是，”张学良在屋里踱了几步，望着宋美龄和宋子文说，“杨主任现在还有些犹豫，明天我去新城再劝劝。城里都是绥署的部队，守城门的也是十七路军，杨主任不松口，我不好办。”

“你一个副司令，难道就没有另外的办法了？”

张学良没有回答，只无言地望着半倚在床头的蒋介石，最后，又回过头看着宋美龄。

“实在万不得已，”张学良的神情似有万分痛苦，“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驾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

“好啊，我看这行得通。”宋子文表示赞同。

可宋美龄手一扬，打断了其兄的话。“委员长的身体根本忍受不了这样的长途颠簸。再说，与其这样偷偷摸摸地走，还不如体体面面地死在这儿。”说着，眼里涌出了泪水。

“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一直面向墙角的蒋介石这时开了腔，“我这次在西安栽了大跟斗，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一个国家统帅走上了这种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呢？”他越说越难过，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汉卿，”蒋介石一边抽泣一边对张学良说，“你成全我吧。你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这样活下去一点意思没有了！”

笔立着的张学良似被蒋介石的这番话激动了。他向蒋介石跨近一步，大声说：“只要委员长回南京联合抗日，学良愿意负荆请罪。”

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有气无力地说：“你是为了抗日，又没有加害于我，有何罪可请？”

“这是我的情愿，为了维护您的威信，便于您领导抗日。至于治罪，您可以指示：‘着该员率部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戴罪立功。’我决心已定，一言九鼎，让天下人看看我张学良的诚意！”

“这怎么行啊，”宋美龄说道，“杨虎城和周恩来，还有你的部下，会同意吗？”

“这是我的事情，”张学良一脸的坚定，“我定了就得由我。”

“那你不怕南京有人对你下毒手吗，汉卿？”宋美龄问。

“如今是抗战第一，委员长须领导抗战，为了挽回委员长的名誉威信，实现收复东北的夙愿，我个人的得失生死算得了什么！”张学良胸脯一挺，显示出军人的铮铮气概。

后来，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从宋美龄这段叙述中，也足见张学良生死度外的英雄气概。

从蒋介石房中出来，已是子夜时分，大街上阒无行人，只有巡逻的士兵不时从眼前走过。“到明天，这一切可能全都结束了。”张学良心中暗暗自语，接着又是一声长叹，“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他相信，这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将因他的坦荡、无畏而结束。 tSYkBeJGE07nteKeTlrTIA3ygDiE4a0TvZn/KyedBUk1DxSxukvoac/XYSbc5q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