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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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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北朝历史中最为著名的帝王,则非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莫属。作为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尊崇汉族文化,积极推行本民族鲜卑的汉化,并力排众议迁都洛阳。他的改革巩固了鲜卑族在中原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北魏孝文帝也因此名垂青史,位列一代明君。
北魏高祖孝文帝,名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太子,母亲为李夫人。
北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八月,拓跋宏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紫宫,诞生之时有神光照耀屋室,天地之气为之融会。他生来身体洁白,有与众不同的姿仪,尚在襁褓之中时就十分聪慧可人,长大些以后更是宽厚仁孝,卓然不凡,颇有君王的风范,因此深得献文帝的喜爱。
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六月,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又仅仅过了两年,皇兴五年(471),无心权位的献文帝决定禅位给年幼的儿子,自己则一心向佛,做起了太上皇。就这样,年仅五岁的拓跋宏在平城太华前殿登基继位,成为了北魏政权第六任国君,史称北魏孝文帝。
孝文帝继位之初由于太过年幼,无法理朝,兼之按照北魏残酷的“子贵母死”制度,孝文帝的生母李夫人早在他被立为太子之时即被处死,因此对于幼小的孝文帝来说,“辅政”和“抚养”的双重担子就落在了他的祖母冯太后身上。在孝文帝继位的最初二十年时间里,政权一直由作为太皇太后的冯氏执掌。
孝文帝自小就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四岁时,献文帝得了痈疮,孝文帝亲自为父亲吸出患处的脓水。五岁时受禅称帝,本该高兴的他却悲泣不已。献文帝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接替至亲的感觉,使我内心非常痛切。”献文帝听后惊叹不已。
冯太后见年幼的孝文帝就如此聪慧,担心他长大后会对自己的宗族不利,于是曾有废掉孝文帝的打算。她故意在寒冬腊月把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关到一间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并召来孝文帝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打算另立新君。多亏朝中重臣拓跋丕、穆泰和李冲等人力谏劝阻才作罢。虽然转危为安,但孝文帝并没有因此怨恨冯太后和自己的弟弟。
后来,又有宦官在冯太后面前搬弄是非构陷孝文帝,盛怒下的冯太后狠狠地杖责了孝文帝,孝文帝只是默默承受,并不进行申辩。即使是在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对往事也毫不介意。
孝文帝性格宽厚仁慈,服侍他进膳的仆从曾不慎将热肉汤洒在了他的手上,也曾有在食物中吃出虫子一类的事,但孝文帝对这些都能一笑了之。
公元477年,孝文帝下诏改元“太和”,这一年也就是太和元年。北魏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改革时期,史称“太和新制”,人们往往也称之为“孝文帝改革”。但实际上,孝文帝亲政前北魏朝政仍由冯太后掌控,或者说,是年轻的孝文帝协助祖母冯太后推行了这一对北魏后世发展极为关键的改革。
北魏原本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随着逐渐入主中原,游牧民族在制度和习俗方面的缺陷已成为北魏政权进一步壮大的阻碍。因此改变旧习、向先进的制度学习,就成为“太和新制”改革的主要目的。
首先进行改革的是俸禄制度。作为游牧民族,一直以来,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官吏的财富依靠掠夺和封赏。这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于是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在冯太后的授意下,年轻的孝文帝颁布了“班制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制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促进了北魏吏制的规范与发展。
其次,翌年(485)十月,孝文帝再次颁布诏书,在社会经济领域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这就是后世沿用几百年的农业生产制度——“均田制”。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大量逃亡,大片荒地无人开垦的局面,“均田制”制定了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无地农民的政策。
孝文帝在诏书中称:“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绝望一隅,这导致土地空置,民无余财,有的人为了争夺而亡命,有的人因为饥饿而弃业,若这样还想要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哪能得到呢?”他派遣使者循行州郡,令地方官均分天下田地,劝课农桑,富兴民本。“均田制”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释迦牟尼像·北魏
孝文帝延兴五年(475)造。佛像通高35.2厘米,河北满城孟村出土。佛像背刻铭文:“延兴五年四月五日张□□为佛造释迦门佛壹躯。”
骑马俑·北魏
第三项重要改革是“三长制”的推行。在此之前,由于鲜卑族的传统部落体制以及中国北方长期以来的连年征战,形成了很多以豪强地主为“宗主”,大量农民依附的所谓“宗主督护制”的行政户籍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大量的户口被豪强地主隐匿以逃避赋税,经常是三五十家报为一户。这给国家在财政收入和兵源征调等方面带来极大的损害,同时也造成了“隐户”与“显户”农民在税赋上的负担不均。为了把豪强地主隐匿的人口编入国家户籍,增加政府编户,同时抑制豪强势力,太和十年(486),北魏决定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所谓“三长制”,就是按照汉族什伍的组织形式,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干守法又有德行声望的人担任,负责管理户籍,征调赋役,组织生产,维护治安。“三长制”成为了北魏“太和新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长制”推行后,北魏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也得到提高,而农民赋税负担则得到减轻,北魏的国力得到了再一次增强。“三长制”还成为后世隋唐基层组织构建的基础。
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亲政,而迁都洛阳是他亲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太和新制”的改革措施,促使北魏从鲜卑族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向汉族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渐过渡,这些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打下了基础。
北魏自从道武帝拓跋 定都平城以后,长期受到北方柔然等少数民族的骚扰,百姓生活很不安定。平城位置偏北,从军事地位上而言不利于控制整个北方,而且常年遭受自然灾害和疫病,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诏书上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由此可见平城的灾害之重,民不聊生自不待言。为了更好地学习汉族文化,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定将都城迁至洛阳。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开始迁都的计划。为了避免大臣们反对,孝文帝以“南伐”为名,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然而,这一提议仍然遭到了大臣的质疑,其中以任城王拓跋澄反对最为激烈。拓跋澄认为用兵危险,万万不可实行。孝文帝对拓跋澄坦诚相告:“国家兴于北方,一直以平城为都城,虽然富有四海,但尚未统一。平城是用武之地,却不是改革政治和推行文化的地方。崤山、函谷关、黄河洛阳是古代帝王之所,我现在要大举迁入中原,以图一统天下,光耀国家。”拓跋澄听后深以为然,孝文帝的宏图大志得到了拓跋澄的支持。
这年秋天,孝文帝亲率三十余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大举南下。途经肆州、并州等地,孝文帝亲自去拜见当地老人,询问疾苦。路上遇到跛脚或目盲的人,他就停下车问寒问暖,赏赐衣食。他还为孝悌廉义、文武出众的人表彰立名。行军途中,天降大雨,秋雨下了一个月,致使道路泥泞,大军难以前行。孝文帝披盔戴甲,戎装骑马,仍然下令继续行军。
到达洛阳时,原本就不支持出兵伐齐的大臣们聚在孝文帝的马前,以大雨泥泞为由,请求孝文帝停止南伐。孝文帝怒斥道:“如今举全国之师南下,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岂有无功而返的道理?既然不能南征,便迁都到这里吧!”大臣们为了停止南伐,只得表示拥护。于是,孝文帝派拓跋澄回到平城,向平城的王公贵族通告迁都的决定。
次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汉化举措,鲜卑族对黄河流域的统治也得到加强。
孝文帝自幼受到祖母冯太后的影响,对于汉族文化非常仰慕。冯太后掌控政权的时期,大兴教育,尊崇儒法,改革旧的风俗习惯,为孝文帝的大规模改制扫除了障碍。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用了很多有才干的汉人,对于南朝投奔而来的官吏,他大胆启用,以礼相待。他提拔那些拥护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为汉化改革储备了一大批人才。
一次,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朝政,他说:“依众卿看,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率先表态说:“自然是移风易俗更好。”孝文帝说:“既然如此,众卿不可阻碍改革。”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起,汉化改革开始推行,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孝文帝首先推行的是语言和服饰的改革。他对咸阳王拓跋禧说:“自上古以来,哪有不先正名而能实行礼制的先例?如今,要禁止各种北语(鲜卑语),统一使用正语(汉语)……这样逐渐演变,社会风化才能更新,如果仍保留旧习俗,恐怕几代之后,百姓就又变成披头散发的野人了。”
孝文帝自己带头说汉语、穿汉服,改服汉人的衣冠,并下令鲜卑贵族不准再穿着胡服、讲鲜卑语。次年,孝文帝又下诏说:“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对语言和服饰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一次,孝文帝来到邺城,偶然看到一位鲜卑族妇女坐在车上,身着胡服。孝文帝非常生气,责问尚书、任城王拓跋澄为何不察。拓跋澄答道:“穿着胡服的人已经很少了。”孝文帝说:“任城王希望百姓都穿胡服么?一言可以丧邦,就是这个意思吧!请命令史官将穿胡服的人名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孝文帝对于推行汉化的决心。
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令将鲜卑的拓跋姓氏改为汉族的元姓,又下令将鲜卑族其他主要姓氏都改为汉姓。他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通婚。孝文帝自己就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女子选入后宫,并娶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的兄弟也纷纷效仿,娶汉家女子为妻或作妾。通过异族之间的通婚,北魏与汉人名门望族之间的联系紧密起来,民族矛盾也逐渐缓和。
在改革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孝文帝积极推行礼法、官制、刑律等改革。他仿照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提倡孝悌,施行仁政,在全社会培养尊老、养老之风。孝文帝采纳了汉族的官制、律令,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一些酷刑,并亲自制定律令。规章制度的诏令均由他亲自下笔,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孝文帝推行汉族的文化,提倡学习汉族的艺术,鼓励百姓读汉族书籍,开办学校为鲜卑族人讲学。他还大力提倡佛教,带动了石窟艺术的繁荣,少林寺、五台山的兴盛也是自孝文帝时期始。
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卓有成效,鲜卑族接受了先进的文明,很快强大起来。
孝文帝自幼性情温和、仁厚,听览政事,从善如流。他对文武百官,不论官职大小,无不留心;祭拜天地、宗庙等事,孝文帝事必躬亲,从不因寒暑而倦怠;大臣的上书奏本,孝文帝都认真阅览,常常自我反省;他没有民族偏见,对于汉族官员也能坦诚相见,“亲如兄弟”。孝文帝对史官说:“写历史应该直书时事,不要避讳国家丑恶之事。君王如果作威作福,史书都不记载下来,那么君王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孝文帝对百姓同情悲悯,时刻挂念,经常推出惠民举措。北魏的修造工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孝文帝曾说:“修造桥梁粗修即可,能够通车马就停止工程,不要为了不急之事,损害民力。”每逢灾害,孝文帝都下令开仓济民;扶助鳏寡孤独之人,使他们的生计有保障;常常赏赐老人、残弱之人;遇到行军打仗之事,需要征伐百姓的树木,孝文帝都下令留下绢布以补偿百姓的损失;严禁践踏和伤害百姓的庄稼、田苗。
自十五岁开始,孝文帝便停止了射猎之事,不再杀生。他生活朴素,穿的都是洗过多次的旧衣服,坐骑的鞍辔也是铁制或木制的。孝文帝喜爱读书,手不释卷,对“四书五经”、史家著作、诗赋文章都很有研究,写文章一挥而就,即使骑在马上口授,待定稿时也几乎不改一字。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病逝于南征路上。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洛阳南郊12千米处的伊河两岸。石窟凿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即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同一年。经过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
史臣曰:高祖(孝文帝)早年有睿圣之风,文明太后(冯太后)主政时,高祖克己尽恭,从不多言。高祖亲政后,日理万机,十余年间,没有多少闲暇;多方努力、各种考虑,都汇聚到同一项大业。至于百姓生活之艰难,仁人志士之高迹,高祖尽管高居皇宫之内,也都能去践履。功业文章巍然焕然,四海之内,百姓都蒙受高祖的恩赐。加之高祖雄才大略,礼贤下士,视臣属如己出,克制自己以利于他人,亦为人所称道。其经营天下,治理国政卓越不凡,“孝文”的美谥岂是有名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