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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人立身的要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非常合乎人性。他认为，人立志向，应该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而且重在道德方面。为此，他在《论语·里仁》篇中说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说，士人的志向应该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对于那些在乎吃穿的人，应该以和他们交往为羞耻，也就不值得与他们谈论道。孔子这句话，和现代人所说的人生在世不能只有吃喝二事的意思是一样的。
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着一种先天性的差别。先不说性格、气质这些内在条件，就说外在条件，有的人一出生，由于家中什么都不缺，所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生活。而更多的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不停地奔波忙碌。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打拼更好的生活，是值得尊重的，但偏偏有些人长了双势利眼，只把眼光盯在那些有权、有钱、有势者的身上，并以讨好巴结他们为荣。殊不知，万事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气节操守，而这是人立身的第一要务。
明末有个叫刘军臣的人，他家里很穷，30多岁还娶不起老婆，很多人因此瞧不起他，并当面毫无礼貌地喊他“军瞎”。有一年大年三十，刘军臣在祠堂提了个修理神龛的建议，结果遭到族人的嘲笑。后来，他外出经商发了大财。回到村里时，人们再也不喊他“军瞎”了，而改口喊他“军四爹”。他针对祠堂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后，众人反而附和着说好，结果惹得他大为恼火地说：“你们都是势利眼，嫌贫爱富要不得！”
势利眼之人，就是孔子所说的“恶衣恶食者”。先不说这些人的行为和表现怎么让人不齿，仅就他们的生存意义来说，他们只不过是生活的附庸，永远活不出自我的精彩。普通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世平庸。纵览历史，多少帝王将相、富商大贾无不是从普通人中崛起的。为此，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从立身的角度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说，一国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但一个堂堂的人，不能强迫他改变志向。从立身的角度来看，这种志向就是人的操守气节——活出自我，做个有骨气、有思想的人，不趋炎附势，不昧心悖德。
北宋真宗时期，聊城有个人名叫李垂，他十分有才华。尽管他家境贫寒，但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中了进士。踏上仕途后，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想方设法地巴结权贵，而是始终保持着正直的态度待人处世。
当时朝中的宰相名叫丁谓，他就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得宋真宗欢心的。手握大权后，他便玩弄权术，独揽朝政。许多官场中的人，都纷纷寻上他的门路，通过吹捧巴结他而获得升迁。唯独李垂不为所动，有人就出于好意告诉他，不到宰相府走动走动，就会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李垂大义凛然地说道：“丁谓身为宰相，不但不公正处理事务，反而仗势欺人，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他？”他的直言很快被人打了小报告，丁谓听说后大为恼火，随即找了个缘由就把他贬到外地去了。
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即位，丁谓随即倒台，而李垂则奉诏回到京都。他的一些朋友提醒他说：“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想推举你当如制诰。不过，当今宰相还不认识你，你何不去拜见他一下呢？”
李垂听后冷冷地说道：“如果我从前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见到有的大臣处事不公正，就常常当面指责他。我怎么能趋炎附势，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借此来换取他们的荐引和提携呢？”结果，他的这番话又被人打了小报告，新任宰相也借故将他贬到外地去了。
李垂的人生际遇令人感到惋惜，但他的为人，尤其是他那不为名利、权势所动的气节，却让人肃然起敬。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后人诠释了什么叫“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的表现，是对孔子以及古代先贤关于立身的完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