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三题记

是书作成，已送中华书局排印，而国际风云骤紧，书局恐变生不测，保存难必，将稿交还，约俟事定再印。已而太平洋之战果作，英国战败，港九不可复留矣。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余徒步经东江返国。所有苦心搜集之参考书，全部放弃，是书稿本，姑交存友人处。任之先生知余安抵桂林，行李未失，以为《左宗棠》必在其内，损书为贺，不知《左宗棠》尚沦陷异域也。顾余并不灰心，决意重写。居桂林多暇，辄就广西省立图书馆，觅取资料。其书馆在七星岩下，岩内特筑楼房，较有价值之书，多就藏焉。读者遇空袭警报，即走避岩穴。余于此，得馆方特许，一读《新疆图志》、《曾忠襄公（国荃）全集》、《刘武慎公（长佑）遗书》等，均为在港访求未获者。余归国诗记中一绝云：“频年作述不须论，得失浮沉有数存。且觅新知修旧稿，书林搜索石碑扪。”（此诗系和顾君震白元韵）即谓此也。余始意广西为太平军诞生地，其后湖南军事援桂，又为左公所策划，必有若干独特之资料，不料竟无所得。访问湘桂学人，亦复无可告语者。惟半年后，得知是书稿本，已承陈君彬龢设法运沪，钮君巽成寄存银行，不禁喜出望外。

时君怡先生主持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招往共事，且曰：西北为左公立功地，史料甚多，必能满君欲，盍兴乎来？余欣然从之。以十月抵兰州，会朝野方盛唱积极经营西北之论，欲因左公往事资启发。爰商定由余编纂《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逾年书成，承君怡先生洽归商务印书馆刊行。在此时期，公司辟一图书室，收藏西北资料。同事赵君敦甫，与兰州诸书贾稔，常得巨帙孤本，充牣其中。余书之成，实受其赐。余又在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甘肃学院图书馆、甘肃科学院图书馆等，访读西北方志及西北人士之著述，不下数十种。而于左公所营建之节园、贡院、织呢局，所刊四书五经之原版，所写作之石刻，亦得纵观焉。又尝与地方父老晤谈，则于左公设施，如以机器开泾水等，知者甚鲜，仅能谓左公奏准陕甘乡试分闱，对于振兴甘省文教功绩最伟。余旅居兰州，凡两年三月，自忖于左公之经营西北，得有不少认识。左公一生史料，最丰富、最完备者，厥惟武功。一因左公本人有奏报，二因公私各家有记载，足资稽考也。独于政事部分，在左公著述中，仅一鳞半爪，未能窥其全。且此部分适以在西北为多，居六七十年后，欲求六七十年以前治绩，文献已鲜足征，惟余由于此两年三月中之搜索，益以其后之不断觅补，差得其大概。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二月，余随君怡先生至重庆，寻八年前治事之室，与夫寄居之屋，为是书创稿之所自者，均犹如昨日。适《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于是时出版，而复视所作，滋多瑕疵，为之赧然。胜利告成，余两度从君怡先生赴长春，拟转往大连，而两度莫遂。不得已，折回北平。当在重庆濒行时，叶君影柱自兰州寄余油画左公像一幅，即置行囊中。左公一生事功，直接间接关系各行省，独于东北一隅，初无因缘。今乃偕余一行，殆亦奇遇欤。第二次去长春，留匝月。伪满宫廷藏书散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亦罗致伪满各机关图书，成立资料室。余得此机会，复就刺取左公史料。而于清代实录中之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尤有有价值之收获。如官文公欲借以诬陷左公之樊燮一案，清廷处置情形，各家记载，始末莫详。又如潘公祖荫保举左公，及清廷据以咨询曾公国藩之文书，即在《平定粤匪方略》与《咸丰圣训》，亦不全载，今皆得之于《咸丰实录》。又如左公变通甘肃绿营兵制，有办法数条，遍求未得，今亦见之于《光绪实录》。两次折回北平，先后客居月余，常日至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于此得读《杨勇悫公（岳斌）奏议》、《刘襄勤公（锦棠）奏稿》等，为向所欲见而未见者。曾毓瑜《西征记略》、杨毓秀《平回志》、王家璧《狄云行馆偶刊》、欧阳利见《金鸡谈荟》等，为向所未知者。而于《平定粤匪方略》、《平定捻匪方略》、《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与咸丰、同治二朝《圣训》，亦稍涉猎。又频至琉璃厂、隆福寺等处书铺，得访求已久之史念祖《弢园随笔》、黄鼎《彝军记略》等书，最后将左公全集及记载左公事功各书，重购一份。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四月，携书两箧，航海返沪。旧居被劫，战前所藏图书，几荡然无存。惟九年不见之妻孥，幸均无恙，而取回是书稿本，尤喜如见故人。休息数月，开始计划改编。同时，更事搜集资料。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由夏及秋，承鸿英图书馆特许，于开放时间外，前往检录关系各书。又每日中午，在申报馆将自创刊以讫左公作古之十数年中全份报纸，检录一过。更承赵君敦甫介绍北平恒古堂书局李福云君，为余随时采购相需之书。有一部分湘人著作，则托余表弟张君岭松购之长沙。由是余之参考书，得稍恢复在香港时旧观，而更增出若干新书。

余反复检讨是书原稿，发现不少缺点。且自完稿，已越六七年。在此六七年中，更获不少新资料，一书已不能尽容，于是决定改编为如下之四种：

一、左宗棠全传将原稿评传部分，删去七篇，自余亦略有析并，于是复由八十三篇，还为七十七篇，而以补正后之年表冠于前，易名曰全传，是为一种。惟篇数虽犹是，而内容则已大异，舍记述东征战事数篇外，其余约有百分之九十，均经重写。

二、左宗棠外纪余在兰州时所得若干重要资料，为防日久散失，尝就一人或一事，作成较有系统之记述，凡为十七篇。其自原稿评传中析出七篇，性质相同，因亦大部分加以重写，并为外纪，是又为一种。其后复陆续作成十五篇，都三十八篇。

三、左宗棠轶事汇编原稿轶事篇约二百则，此时又约得百数十则，自余零星记载，余又辑成左公杂事若干则，仍自为一种，而易名曰汇编。

四、左宗棠集外文原稿集外文约三十篇，此时又约得百篇，亦自为一种，而以原稿中之嘉言录附于后。

通四种计之，约一百万言矣。

是书评传原稿属草时，因每一事实参考图书，恒有数种，惧太繁琐，遂未注出处。嗣写《左文襄公在西北》，遇引用原文处，已注明书名及卷页，此于读者，自犹感不足。故全传部分，于改编时，重行逐段加注出处。惟在六七年前引用之书，有记忆不真者，有原书未可得者，只能付之阙如。又原稿于评传中关系人物与地方，曾别作引述人物小传，引述地名今考，兹亦提出，分注每段之后。

是书系于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六月初稿完成，二十九年（一九四○）十月再稿完成，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三稿完成，至今四易稿矣。历时十载，不为不久，全传得三十万言，外纪得二十万言，不为不多，既非同时一气写成，且每一篇几经修改，坐是行文未能一贯，且前后或有牴牾之处，亦未可知，此则为才力所限，难以补救，为莫大之恨事。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月，是书改编，行将竣事，而淮北战事骤张，烽火浸且及于里门，正未审来日之何似，乃竭公余可能利用之时间，加速写完，痛我生之不辰，亦慨是书之作，始终与鼙鼓为缘也。

是书原稿，未备副本，战局纷纭，时虑遗失，其后投诸沦陷中之孤岛，实为一种冒险。故此次改编，其全传与外纪两种，均随脱稿，随录副，初由余诸儿女曾志、曾期、小孟，及族弟禹才分任之，最后由张君用宾，并转托友人，赶为抄录，而沈君涤新亦为缮数篇，其友情弥可感也。

当余在兰州时，曾计划搜集左公经营西北文物，甘肃省政府谷主席纪常及君怡先生均表赞同。拟即以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已收藏者为基础，而更借公司之助力以成之。嗣君怡先生与余均去重庆，此事遂寝。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春，余既开始改编是书，发愿以私人之力，重行征集左公文物。承康君竹鸣、杨君复初在兰州，高君长煊、陈君几士在福州、漳州，赵君敦甫、沈君奕因在南京，李君福云在北平，彭君谷声在苏州，多方协助。又承张君用宾托友在酒泉，吴君象山托友在平凉，张君怡生托友在崆峒、在会宁，张君仁滔托友在天水，共为访求。又承左公孙女婿夏剑丞先生（敬观），曾孙景权指示，先得一百点，复悬一百五十点为目标。今幸已得一百五十三点，计其地区，西北为多，东南次之；计其品类，写作之拓本、刻本为多，遗迹之照片次之；而于左公故乡及家庭之文物，最为贫乏，盖左公在长沙之邸第，为余在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冬所曾瞻仰者，已付劫灰，门首设一沧桑茶园，诚哉其海田已易。而左公后人又多散之四方，未易取得联络也。惟即此收集者，其有裨于改编是书，已非浅鲜。继自今，拟更悬二百点、二百五十点、三百点为目标，冀贫乏者逐渐充实之，尚幸各方同志有以玉成之也。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