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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把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分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实践为特性。中国传统哲学不会离开实践而去抽象地谈纯粹理性，它更强调实践性。在这一问题上，有人批评中国哲学没有纯粹理性，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上个世纪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一些人讲，中国只有实践理性的哲学，具体来讲，中国有伦理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另一些人讲，中国有准哲学，古代中国人从现象中可以归纳出一些道理。
我觉得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使用西方人的哲学学科分类方法，采取与西方一样的标准来衡量，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以西方的哲学模式来规范哲学，采用欧洲的定义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用西方的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衡量科学，符合西方概念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的就不是科学的，诸如此类的判断体系，势必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质疑。
近代以来，我们也以西方学科的基本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据此来衡量，可以说，中国就一无所有了。既没有西方标准意义上的哲学，也没有宗教、科学。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对先秦哲学进行了逻辑分析。有人说，中国没有逻辑，要有的话，也就是先秦名学有一点逻辑，这以后中国就没有逻辑了。我就觉得奇怪了，逻辑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逻辑，说话就会颠三倒四的。
中国的逻辑是语境逻辑
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说话的一套规则。
我常讲，中国的逻辑是语境逻辑。一定语境的次序就决定了概念的性质，而不是脱离了语境来抽象地分析某个词。我们不能脱离语境来分析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得出个结论。有些人片面地认为逻辑只有一个模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标准模式，按此标准来评价，中国就没有逻辑。
中国人几千年说话真的都颠三倒四吗？不是那样的。中国有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没有去挖掘它，哲学也是如此。明末的李之藻在翻译《名理探》的时候，涉及到斐禄琐费亚（Philosophia音译）这个概念，他讲得很清楚，斐禄琐费亚从字面上讲就是爱智，这种爱智的学问在中国就相当于理学，他并没有拿西方的某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问。
中国的宗教是人道的宗教
上个世纪，几乎所有人都在讲中国没有宗教，按照欧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对宗教的定义，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想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在填表时都会在宗教信仰上填“无”。那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宗教呢？
康有为不简单，他提出中国也是有宗教的，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中国是人道的宗教，西方是神道的宗教。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若不敬孔教而灭弃之，则人心无所附，风俗败坏，礼化缺裂，法守扫地。”（《康有为政论集·乱后罪言》）
章太炎认为，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如果我们按照欧洲对宗教的定义来看，无神恰恰是宗教的对立面。章太炎还想把佛教立为中国的国教，因为佛教具有无神的性质，跟科学精神相一致，也有许多跟民主精神相一致的概念，例如，佛教讲众生平等。
章太炎指出了中西哲学的优缺点，他说：
外国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外国哲学注重物质，所以很精的。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于物质是很疏的。人事原是幻变不定的，中国哲学从人事出发，所以有应变的长处，但是短处却在不甚确实。这是中外不同的地方。于造就人才上，中胜于西，西洋哲学虽然从物质发生，但是到得程度高了，也就没有物质可以实验，也就是没有实用，不过理想高超罢了。中国哲学由人事发生，人事是心造的，所以可从心实验，心是人人皆有的，但是心不能用理想去求，非自己实验不可。中国哲学就使到了高度，仍可用理学家验心的方法来实验，……这是中胜于西的地方。（《太炎学说》）
中西哲学关注的对象不同，西方哲学关注的对象是物质，中国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事。物质是静止的，可以精确细致；人事是变动不居的，只能是模糊的。我想，大体来讲，西方的科学同样更关注物，中国的科学也更关注人自身，这就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法，一个是物道的科学；另一个是人道的科学。
神道宗教以神为根本，人道宗教以人为根本；物道科学以物为根本，人道科学以人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背景可以形成不同的哲学、宗教、科学，而以唯一标准来衡量一切，很多人的思维就会被唯一标准禁锢。如果打破唯一标准的禁锢，认同宗教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可以是有神的，也可以是无神的，科学、哲学也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我们的眼界就会更开阔，就可以通过中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精华来丰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只信一个，排斥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