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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果不知道佛教的表达方式，就会不明白其深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通常理解为混日子。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这两句话太有意义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错，和尚的责任就是要念经、撞钟，这是尽伦尽职。如果一个人能做好本职工作，就会是一个塌实的人。我们也常用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来形容人不思考、不动脑，现在有很多人陷入了思想误区，一天到晚抠名词概念，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结果忘不了言，得不到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名相都不尽心了，说不定就得意了。
亦此亦彼
儒家提出“由博返约”，魏晋玄学家指出要“超言绝象，得意忘言”。博是需要的，但得返约，如果博而不知返约，就会形成知障，停留在名相之中无法摆脱。现在很多学问是在名词概念中打转，同样的名词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变成了非此即彼，此是彼必非。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可以变成彼，彼也可以变成此，因为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阿含经》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一切皆是缘起，缘起就是相关联的。标准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平衡也是动态中的平衡，要有辩证的思维，而人们恰恰缺乏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
人类认识的本能是非此即彼，也正是由于非此即彼，才给我们制造了种种知障和烦恼。其根源在于人的思维方式，人类认识的本能就是分别，要认识客观世界就一定要有分别，只有具有大智慧的人才会想着去超越人的感觉、思维器官的本能。不管是佛、仙，还是圣，都是要超越人类的局限性。要获得非此即彼的知识很容易，要获得超越分别的认识很难，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能把所有分别都放下。因为具有大智慧的人有特殊的眼光和思维方式，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肯恩·威尔伯（Ken Wilber）《事事本无碍》（No Boundary）一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人看到海岸线，第一感觉是它把陆地和海洋分开了。可换一个角度，也正是这条海岸线，把陆地和海洋连结到了一起，因此陆地和海洋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传统思维比较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彼此关联分不开，有时候就纠缠在一起，显得有些模糊。太极图里有个阴阳鱼，一条白的，一条黑的，白的里面有个黑圈，黑的里面有个白圈，阴阳同在一个圈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互消长，阴阳互根、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量的不断变化会引起质的变化，质量不可分。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存在的，我们思考一切问题也不能绝对化。
自然合理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强调自然合理，儒、佛、道都如此，自然就是本来状态，只有符合本来状态的才是合理的，不用统一量化的标准去限定。
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把普适性放在第一位，要普遍适用才是科学的。但是，真理恰恰是在一定的场合下才会普遍适用，离开了这个场合就不适用了。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个性化，适合了这个人的这种状况就是合理的，不必要适合他人。这也不是说一定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对哪个错，过分地强调个性化不对，过分地强调普适性也不对，要在它们之间找到相对的平衡点，要把握好一个度。
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要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很多人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没有深刻的认识，也无法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们已经不习惯传统的思维方式了，而是习惯于西方的清晰、规范、标准、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要针对不同人想不同的办法就比较难了。孔子讲“有教无类”，一般从身份上来讲，即贵族平民都能受到教育。其实，“有教无类”还应包括针对学生不同的智力、体能特点来教育。个体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要把每个人的个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批量化的生产是把多样化变成一律化，教育也批量化、规范化、标准化，就不符合“有教无类”的传统理念了。
现实主义的中庸论
中西方比较起来，会有同有异，不要因为同而抹杀了各自的特性，不要因为异就让双方完全对立、互相排斥，我们要有辩证的思维。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和而不同？我想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执两用中”的思想，《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因此，理学家就把“中”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传道心法，十六字心法有一定道理。按照《尚书》的记载，尧传给舜是四个字“允执厥中”，舜传给禹是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明理学家就把这十六字看成是儒家道统的十六字心法。中就是不偏于任何一边，不把任何一边绝对化。我们要把握两边，但是要用中，而不要绝对化，因此才会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说法。
美国军事学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给英译的《孙子兵法》写了个序，序里提到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兵圣孙武的《孙子兵法》。他比较了两位兵圣的思想，西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军事思想是现实主义的中庸论，这个对比非常清晰地点出了中西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追求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因此做事情绝对化，他就曾经讲，在战争中，最终解决问题的是战斗，是流血。消灭敌人军队，不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量力量。战争一定要达到最完美、最理想的结局才行。但是，孙子讲，攻心为上，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不一定要把敌人都消灭光。托马斯·菲利普斯很赞赏中国的思维方式，他称，孙子的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而是要面对现实，因为现实总是不完美的。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育，理想主义的成分太多了，面对现实的课程太少。人们把社会理想化，而现实是残酷的，不一定一切如你所愿，这样的现实能不能承受就成了大问题。
实践理性还是一个价值观念，即要求把理想落实到行为、人际关系中去，这一点中西是一致的。但是，中西的价值判断不一样，这是文化里核心的部分，中西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
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念完全变成了美国的价值观念，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完全是美国的思维方式了，那我们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这就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一首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唱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首歌实际上涉及到了文化的表面层次和生活样式问题。几年前，《华盛顿邮报》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崛起的中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文章声称：“如同大约二十年前的日本一样，中国的经济奇迹发生的速度之快，令中国的政治家在认识上感到困惑。中国眼下也正在设法弄清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文化中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变了，就等于换心了。有些人最后就变成“香蕉人”了，皮是黄的，里面是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