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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思维，我们也没有去深入探究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缺点。例如，一谈到礼教，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礼教吃人。近代以来，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太深入人心了。对于礼教，说它吃人之外，还给它扣上一顶封建的帽子，礼教被习惯性地表述为封建的、吃人的。实际上，礼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另外，人们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即讲到什么事情时一定会问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这样问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一棍子打死，问题就很大了。很多人说，与科学相对应的宗教不科学、迷信。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样式是一种分科的学问。什么叫科学？大体来讲，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如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物理、化学等。分科之学起源于近代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综合性的学问，因其具有一体性，也都不是分科来讲的。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我们有时也称其为自然科学。
在中国，科学曾经是一些人手中的棍子，到处打不科学的事物。其实很多人也没搞懂什么叫不科学。宗教就不科学吗？宗教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情感生活，怎么能说它不科学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思想论战，现在常称其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批学者认为，科学能解决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另一批学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玄学不能被忽略。直到现在，争论依然存在。
在科学与人文中，人文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以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常问的是：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可是很少会有人问：“有人文依据吗”？所谓人文依据，即不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生命体，而且必须要看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生命体。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精神生命来谈物质生命，否则，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来管理物质生命的话，人类很可能会做出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这就牵涉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文化，这体现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人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但很有可能不知道汤显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连汤显祖最著名的戏曲作品《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这是不平衡的具体实例。
第二个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们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觉得科技文化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讲文化是软实力。有人就对软实力这个提法很不满意，说文化才是硬实力。我认为，也不用计较提法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世界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都是文化上的竞争，最后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过另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文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科技文化确实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它不能来解决精神层面的生活需求。
由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会把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我们不要以为科技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我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化中人文文化这一根本特征。“人文”一词出自 《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在这里，人文和天文是相对的。通过观察天文，可以搞清楚四时的变化；通过人文的文化，来化成这个社会的风气。因此，人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
人文化成有两层含义，一个含义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是指，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而不是现在批判的 “人类中心主义”，不要让人沦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同时也不要让人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
另一个含义是文化最初与武化是相对的，武化是用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性，文化则是以礼乐教化，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礼乐教化达到的目标是自觉自律，让人们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因此，《周易》上才有“文明以止”这样的说法。
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考虑问题，还是对自然界的观察，都离不开人。人是在向天地万物学习的过程中，才提升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我们看到天地不仅生万物，还要养育万物，从来没有私心。天覆地载，天在上，地在下，万物在中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从来不排挤任何一个事物。天地最大的德行是广大无私，我们要向天地学习这种德行。
天地让万物自由地生长，却从来不去占有、主宰它。人类也要学习天地，我们也不能让天地万物按照人的要求去运转、变化，我们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简单地说，这就是所谓“道法自然”。
我们从自然的关系中提升出应当遵守的道德，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孩子—乌鸦小的时候，老乌鸦喂它。当老乌鸦老了以后，小乌鸦就去觅食来喂老乌鸦。乌鸦反哺说明乌鸦有感恩之心。还有羔羊跪乳，是指羊羔吃奶时是很有礼貌地跪在那里吃的。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学到做人的道理。中国的伦理关系最看重的是自然的、内在的关系。中国的伦理关系跟西方的伦理关系不同，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式的关系。西方人的伦理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要用契约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
魏晋玄学家王弼二十三岁就过世了，但是他留下的著作时至今日人们还在研究，他的《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依然是今天的经典著作。王弼对孝做过一个诠释，他说“自然亲爱为孝”，孝里体现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自然亲爱。孝是子女应当遵守的自然道德规范。在古代中国，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里，我们可以先不说君臣关系，其他四伦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然关系。没有人在社会上可以孤零零一个人生存下去，鲁滨逊即使在荒岛上也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和关系。
五伦中唯一像社会关系的就是君臣关系了，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也要想尽办法把它纳入到自然关系中，把它诠释成父子关系。君父臣子就是用这样的逻辑规范出来的，官民关系也是如此，上述关系都不是契约关系。因此，才有“父母官”这样的提法。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要这样来诠释，是因为传统社会希望君父、父母官能够像对待子女那样去关怀臣民，做这样的诠释源于传统的理念。
在自然亲爱的父母子女关系里，其实包含了一种最无私的精神。准确地说，没有一个父母对子女不是全心全意地服务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无偿付出不求回报的，当然也有极个别家长是求将来回报的。某个大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男生硕士毕业了，每月才挣三千多块钱的工资。父亲发火了，他说：“给你投了那么多的资，结果你才挣这么一点儿钱”。这个男生受不了就自杀了。
在父母子女这样一种私密的关系里，蕴含着一种最无私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古代中国人把君臣、官民之间的关系都纳入到“父子关系”中。这在当时很平常，现在觉得这样的说法简直可笑。三百多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父亲的尊重意味着父亲以关爱回报子女。与此同理，长者以关爱回报幼者，官员以关爱回报属下，皇帝以关爱回报臣民。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论法的精神》上卷《中国人如何将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融为一体》）我们现在一说到 “父母官”就给它扣上封建的、落后的帽子，其实是我们没有理解其最初的含义。我很希望官员都能够像父母关心子女那样去关心老百姓，古代中国这个理念才真正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有一种人文的思维方式，就不会只是简单地用封建、落后、吃人来评论古代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当我讲到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时就说“要向天地万物学习。”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上台跟我说：“你讲的这个是动物的本能。”我说：“如果你从科技角度来看，动物哪会有感情呢？我们不是说动物有感情，是让人们体会出动物的这种感情，这就是人文的思维。”
老子讲“上善若水”，即最好的善就像水一样。水怎么善呢？用人文的思维方式来体会，水永远是往下流的，它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水普泽万物，可是从来都不求万物的回报，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水从来都不把自己固定成什么形状，从来不以自己为标准，然后要求大家都要和自己一样，你是方的，水流进去就变成方的；你是圆的，水流进去就会变成圆的。因此，我们常说，君子不器，大道不器。如果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看，水就是一堆物质，没有其他意义，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特质让我们对天地万物都有了感情。我们不是把天地万物看作冷冰冰的物质，而是把它看作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
我在清人的书法作品中读到一篇动人的生命奇文：
鹁鸪呼雏，乌鸦反哺，仁也； 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集其众，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结网以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 鸡非晓而不鸣，雁非社而不至，信也。 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兄通万卷，全无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仲仁，仁而不仁！仲义，义而不义！过而能改，再思可也。
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业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相传，江西有两兄弟在朝为官，哥哥是翰林院沈仲仁，弟弟是户科都给事沈仲义。先人过世，留下万贯家业，为争遗产，兄弟二人反目成仇，争讼于知府衙门，历时六年，经三任知事，未果。已离任赋闲的知事余总宪得知这件事后，一气呵成此文。这篇文章一出，兄弟二人都很惭愧，不再争家产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要合法、合理，还要合情。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糟糕透顶。其实，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家是什么呢？我常讲，家是安乐窝。家应该是安全、安心、快乐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家变成了我揭发你，你揭发我的地方，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在“文革”中，泯灭了亲情，这是很大的问题，它破坏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文革”中，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阶级立场是第一位的，亲情荡然无存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韩国考察。我注意到，韩国法律规定，如果窝藏者和被窝藏者之间有亲属关系，尤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要酌情轻判。再看伤害罪是怎么判的，法律规定，如果伤害者和被伤害者之间有亲属关系，父亲伤害子女，子女伤害父亲，同样的情节，酌情重判，这就弥补过来了。韩国的法律规定，一家人住大点没关系，多交点税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话，房产税就可以酌减，这样规定就是希望子女要赡养老人，可以说，法里包含了情。
前段时间，贵州四兄妹集体自杀，我们处理了一大批各级官员，批判了孩子所在的学校。暂不管处理得是否妥当，但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就没有人批评、指责孩子的父母呢？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四兄妹的父母没有尽到父母应尽的责任。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而不应该想办法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图改变别人的生活。在什么都社会化的当下，留守儿童国家都管起来，会很棘手；空巢老人国家都管起来，也做不到。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这样的吗？中国的传统是生而养，养而教，养儿防老。不是说国家设置各种机构来帮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就能彻底杜绝此类悲剧。我们要想办法，提供各种帮助，看能不能够让父母把孩子留在身边。我们要做到，不要让有父母的子女变成留守儿童，不要让有子女的父母变成空巢老人，这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是一切都社会化就是进步了，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社会公共事业越发展，社会就越进步。其实，大家能做的事情，就要让他们自己做。子女可以赡养父母的，就让子女赡养父母，其实现在很多空巢老人不是子女没有能力来扶养老人，恰恰是很有力量但就是要让父母空巢待着，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
西方的生命观是：人是独立的个体，上帝创造了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外在的关系，没有内在的关系；而中国的生命观是：生命是一代一代相延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有血脉的联系，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我们是要自觉自愿地来遵守伦理规则的。如果我们把传统的生命观等中国文化核心的观念都抛弃了，那么中国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中国传统的生命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小家到大家，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如果说传统文化都被解构了，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那还是中国文化吗？我曾经问学生：“‘父债子还’这个概念好不好？”学生答：“不太好。”我说：“父财子用可以吗？”学生答：“这当然可以。”这明显是实用主义的观点。其实，责任和权利应该是一致的。父母没有完成的事情子女要完成。反过来，父母拥有的财富子女当然可以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把万物也看作自己的同类。宋代的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们有“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亲亲”是就家庭内部来讲的。然后我们将“亲亲”推广出去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叫“仁民”。最后，我们还要爱万物。
人、动物、植物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佛教讲，万法皆空。一切事情都要经历生成、存续、变异、消亡的过程。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我们所见的客观世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变化就是一种生命现象，道家把生死也看作一种变化。
天人是会感应的，我们常以一些人说的比较过头的话来否定“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感应”在很长时间是被否定的。其实现代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天和人是可以感应的，我们能亲身体会到天的变化。天冷了，你就感觉到了。天对人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人对天的影响可能要长久一点才能看到，可是有些也挺快的。其实，“天人感应”也包含了一种人文思考，借助于天的变化让人类警惕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天谴”，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简直是胡说八道。但是，仔细想想，天谴就是天的大变化影响了人类，人类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人的行为造成了天体的剧烈变化。古代若发生了地震、风暴、海啸，统治者都要自我反省、检讨，这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迷信的，其中也有人文的含义。
很多人习惯性的思维就是科技的思维方式，缺乏人文思考。现代人都只崇尚理性的思维，看不起直觉的智慧，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以直觉的智慧为根基的。近代西方崇尚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崇尚科学也没错，但是不能够把理性的智慧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直觉的、体悟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中国的文化、哲学其实更重视直觉的智慧，因为有很多事物我们眼睛一看，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能把理性逻辑的分析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很多人误认为化简为繁才是有学问的表现，别人都听不懂那学问就更大。反之，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讲解，就被认为是没学问的。一些人把崇尚理性变成对理性膜拜了，这是不妥当的。其实，有时人的直觉更能够反映出事物的本质。
这百余年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理性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直觉的东西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有些科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并不只是理性这一条道路，直觉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两者是并行的，理性与直觉都有其优、缺点。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一书中指出，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直觉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
面对科技的发展，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理论创新。众所周知，科学理论在不断创新，从根本上看，这些创新都是以局部观察作为事实根据，设立一个假设，然后构建起一套理论，新理论的提出往往颠覆了人类的常识。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经典力学时，我们不能说牛顿经典力学是错误的，只能说牛顿经典力学只是适应于一定范围内的真理，超出了适用的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
可以说，理性思维存在片面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整体。“凡物必有合”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他认为，凡事有阴就有阳，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我们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认识到整体性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是亘古不变的。
一些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思维、理论。我说，如果套用西方的科学观点去分析，古代中国就一无所有了。但是，中国传统是靠直观、直觉去体悟事物规律的。古代中国人认为，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事物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其实，这些整体性的道理就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讲，五行生克、阴阳消长都是符合事物发展的科学思维。两极分化其实就是阴阳失调的表现，不要以为阴阳五行只适用于人的身体，自然、社会的管理都可以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因此，中国文化不是没有创造性，其创造性体现在实践中，它并不追求理论上的日新月异。苏东坡在跟他的朋友讨论书法时讲到一个理念，他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古人在掌握了整体的理论体系后，是在应用中去创造。
现代人还有一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即总要把彼此分得很清楚，把彼此对立起来，而忘掉了中国人的传统是“执两用中”。儒家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我们有时候把中庸看作是不讲原则，其实中庸恰恰要求讲原则。中庸可以倒过来讲叫“用中”。据《尚书》记载，尧传位给舜时，交待给他四个字—“允执厥中”，就是要求他掌握中道。舜传位给禹时，把这四个字扩展成为十六个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宋明理学家就把这十六个字看作是中国从古到今道学的心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掌握中道，不偏不倚，看问题一定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然后以中道来加以平衡。
我们往往会走极端，认为这一边是这样的，那一边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如果肯定了这边，一定不会去鼓励那边，其实不能那样思考问题。儒、释、道都讲“中”，“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释曰空中”。儒家讲的“致中”来源于《中庸》首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了中，天地定位了，万物生长了。中国古代的三教都讲中，“道曰守中”。张三丰说：“夫道者，中而已矣。”道就是一个“中”字，没有别的了。《道德经》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释曰空中”，空中即空的中道。佛教的重要经典《中论》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义。”“空中”一词的含义源于此。为什么说由因缘所生的万物都是空的呢？这个空不是指没有，而是指各种现象的本性是空。佛教讲事物的本质特性是无常无我。我们在讲这样一个本质特性时，是不能离开现象的假有，这就是佛教讲的中道，因此叫作“空中”。清代有位练内丹的道学大家黄元吉，他说，“圣人之道，中庸而已”，这就把儒家和道教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中”就是顺其自然，这就是中道。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说，西方科学辛辛苦苦走了几百年的道路，回过头来一看在东方的神秘主义里早就已经提出来了。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理论。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与中国文化提供的智慧是分不开的。
我们应该如何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我希望国人能够以传统文化的智慧为基础，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值得学习的东西，然后创造出适合当今世界的新文化。
有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的思想，于是就去学习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又往往看不见西方人本主义的弊病—“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万能”思想。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特产。
在近代西方的变革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世纪以神为本的文化，是因为学习了中国文化，用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去批判中世纪的桎梏。中国的人文精神在推进西方文化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的影响，西方人认为，打倒了上帝，人就可以做主宰者。于是，一些人喊出了响亮的口号—人定胜天，人要征服、改造一切。人的力量是发展起来，但人又异化了。人主宰一切时，反过来又被物质世界所主宰。物欲是没有止境的，为了满足贪欲，人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
西方思想家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世界性的大战呢？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很简单，战争就是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人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不惜上战场，人又被物牵着鼻子走了。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提出了“新人文主义”，而且认为要从古代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到了西方也发生了变异，用古代的人文精神来纠正变异的人文主义，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也不凌驾于物和神之上去主宰一切。
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看问题的思想方式，过去常被称作“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没有必要给传统的思维方式扣上“朴素”的帽子。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我们不一定要去区分是朴素的辩证法，还是所谓的科学的辩证法，这还是对传统文化没有自信的表现。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从这百余年来的习惯性思维中跳出来。尽管我们常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精华”部分到了无能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糟粕的，所谓“糟粕”到了有智慧的后辈手里也会变成精华的。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绝对化，我们应该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