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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今不少人都在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乃至是“东亚”的世纪，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汉字圈文化，将成为下一世纪的文化主流等等。对于这些预言的准确性（或者说科学性）究竟如何，我不想妄加评议，因为这是需要由下一世纪的事实去证实的。但我深信，这些预言的出现则绝非偶然，更不是少数东方知识分子的自大狂或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结，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依据的。
简而言之，一是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东方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变化，在文化上也开始有所自觉，恢复了对自己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自尊和自信；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因而迫使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的文化建构，特别是其中作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加以必要的检讨，并由此而意识到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建构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我认为，在思考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问题时，有必要首先对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中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然后才能对下一世纪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有一较为清晰和自觉的认识。
毋庸讳言，与亚洲东方所有国家一样，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道路。中国的末代王朝—清王朝，在经过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盛世后，自道光朝起开始走下坡路，朝政日趋腐败，国力日益衰弱。当时一些有眼光的思想家，也已深刻地觉察到了清王朝和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如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于鸦片战争前夕在揭露当时清王朝的腐败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后，就深刻地指出：
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与人笺（八）》）
这样的政府是无法防止内乱和抵御外侮的。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同时也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上“重道轻器”的偏颇和弱点。所以，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以后，清王朝内部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主要也就是引进西方有关制造枪炮、机械等方面的器物文化。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伦道德、社会习俗等方面不仅不可改变，而且其传统远优于西方，因此也不必改变。于是，他们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把中国传统的“治统”和“道统”归之于“体”，把西方科技、器物文化归之于“用”，并提出了“中体西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的根本方针。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把洋务派三十年来从事洋务运动的心血毁于一旦，因而也就使人们对洋务派所遵循的“中体西用”的方针提出了疑问。如，严复于当时即撰文批驳“中体西用”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谬误，以及中西学各自“体”、“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和不可随意嫁接的道理，从而强调指出，若要以西学为用，则必须同时接受西学之体，否则就是一种“牛体马用”的谬想。他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集》第三册《与〈外交报〉主人书》）
这时，人们心目中的西学之体，主要是有关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东西，亦即上文所说的“治统”方面的文化，如民主、自由，立宪、共和等。因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关注的是对封建政体的局部改良抑或根本的改变。近代中国人的学习西方文化，由此而深入了一个层次。
然而，历史的演进并未就此而止。戊戌变法的惨败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的现实，迫使人们进一步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道统”问题。因此，由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检讨，内容主要集中在经过宋明理学系统化了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与封建伦理纲常观念、道德规范等方面。同时，则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学术风气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等等。此时，经由欧洲及日本，学术界也已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面高举“德先生”（Democratic，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两面大旗，一面则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和彻底粉碎“吃人的旧礼教”，把批判传统文化和接纳西方文化的社会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自此以后，确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结构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基本格局。这不仅是指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各种观念上的变更，尤其是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变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问题，以及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二十年代初在中国思想界的一部分人中曾一度出现过对西方文明“完美”幻想的破灭和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反思。其中，一九二○年初梁启超旅欧回来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和一九二一年出版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部著作。然而，在当时急盼中国富强与现代化国人的目光中，西方列强是现代化富强国家的样板，因而很自然地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把西方化和现代化看成了一回事，要现代化就一定要西方化，只有引进西方文化才能使中国现代化。于是，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又展开了一场有关西方化和现代化，以及西方文化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大讨论，罗荣渠先生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对此有详尽的介绍。
此时，有一部分学者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如，一九三三年底当时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把那时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分析为三派，即所谓“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而他自己则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他认为：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而中国文化必须“全盘西化”的理由，他强调两点：一是“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二是“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从当时历史情况来讲，第二点理由是很有道理的，而第一点则不尽然了。特别是他申言之说：
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在西洋文化里面，也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之，在中国的文化里未必能找出西洋的好处。（《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这些申述，显然是极其片面的。然而，“全盘西化”口号提出后，一时附和者却甚多。以至连胡适对陈序经说他只是“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而“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的分析，还特地加以声明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全盘西化”论提出了批评和不同的看法，乃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口号。
一九三五年初，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甚至认为：“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这样激烈的言辞，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其目的则是为了提醒世人不能一味模仿外国，而“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为此，他们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办法。要而言之，其基本主张是：
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遭到了“全盘西化”论者的批评，指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独立评论》第145号，1935年4月7日） 。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与赞同，其中一些学者特别强调了在与外来文化接触和吸收中树立“中国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如有的学者说“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与外来文化接触的”。因此，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还须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以为前提。若是不然，则我们一切的努力，是要归于白费的。”（《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35年6月10日）有的学者则说“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因此，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16日）。
此外，在这次讨论中，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化”不等于“欧化”或“西化”。如说：“‘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 （《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三期，1935年6月17日）。由此，他们认为，就中国的现代化来讲，既要“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同时也需“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同上） 。以上这些观点和想法，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尽管在各次论战中公开宣称要“全盘西化”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如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把现代化认同于西方化的则至今仍不乏其人。因而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具体改革实践上和大部分人们的潜在意识上，“全盘西化”事实上占了主导的地位。正由于此，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处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
二
应当说，在以往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化走以西方化为主的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同样，这一时期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批判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没有这样的清算和批判，人们很难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旧观念的束缚。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审视与反思一下以往这个世纪中国文化所走过的道路，则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认识上和结构上的偏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我想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严重失衡。而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从近代实行新式学校教育以来，我们的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仿照欧美（以后又是前苏联）模式，而课程内容也以西方文化为主（数、理、生、化和外语自不必说，史、地是中外对等；音乐、美术的题材可能是中国的，而方法则都是西洋的；中国语文的内容当然都是中国的，然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题材和范文为主，而所教的语法则几乎全是从西洋语法中套用过来的）。反之，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几乎全被摈弃，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内容更是少得屈指可数。因此，除大学攻读各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专业的学生外，从这样的小学、中学、大学中培养出来的人，如果他又没有课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爱好，那他的知识结构肯定是西洋知识超过中国知识。就在现在，我们还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知识青年所具有的西方知识远比西方知识青年所具有的中国和东方知识来得丰富，并以此为骄傲。我想，我国知识青年具有较多的西方知识，这无疑是一个优点，值得肯定和赞扬。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听说过，一些西方学者对我国不少大学生、研究生有时连一些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也不甚了了所表示的惊愕吧。那么，对此难道就不应当让我们感到羞愧，并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吗？
如上所述，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造成了长期以来国民基础教育中轻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偏差。现在是到了纠正这些片面性，重新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认为以往所出现的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片面性，绝不是由个别人造成的，而我们今天提出纠正这些片面性，也并不是说我们比前人高明。事实上，如果没有前人和前一历史时期所走过的弯路，也可能根本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种反思、认识和愿望。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出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主要是着眼于今后中国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而不是纠缠于历史的是非。因此，我在这里主要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有关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不一定涉及许多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
人们习惯地把当今世界文化现象概括分之为东西方文化两大类型，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追述，则又常常概括为五大文化圈乃至二十多种文化类型等等。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然而，这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在地区、民族、国家具体历史进程的差异，当人们在同一时段内对他们进行比较时，则又会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从理论上来讲，当我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最主要的是应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进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但是，要在实践上这样去做并不容易。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不少学者都已注意到了中西文化为类型上之不同，并强调不应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整落后于西方地区和国家一个历史阶段，因此，社会上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特别在中国，由于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文明（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间有半个世纪）的彻底失败，维新变法的失败，乃至辛亥革命果实的被篡夺等等，更增进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上落后的想法。这也就是在以往一个世纪中为什么会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强烈批判和否定倾向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东方地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民族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取得了独立，而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治独立，七十年代末执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都说明，东方地区、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西方地区、国家相比尽管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历史阶段或时代之间的差异了。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境况的变化，也促使了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正是我们所以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根据。
在强调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或者说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问题。毫无疑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找不到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的。事实上，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也并非古已有之的，而是在社会发展到以工商资本为主要形态以后，并且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当时还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近代工商资本社会所具有的民主思想观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人民百年来前赴后继的流血奋斗，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中西社会和文化上的时代差异问题。尽管今天中西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应当明确一点，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已不是过去那种时代的差异了。
相对于解决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问题，处理中西文化类型上差别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时代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的话，那么对待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族、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生活习俗、礼仪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因而它也就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不需要交流，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不可能进行交流。事实上，从古到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融通是一种交流，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只是，这种交流总是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与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因此，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主体意识是不能没有的，否则出主而入奴，将沦为他种文化的附庸。
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并非古已有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西方传统文化毫无渊源关系。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文化发端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仅此即可说明西方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着密切的关系。再有，同样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欧洲近代启蒙运动深受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孔子思想的启发。在当时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那里，中国一度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儒家伦理被解释为最富民主、平等精神的学说，孔子也被推尊为时代的守护尊者，赞美、景仰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同化于东方或中国文化，而是在积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等营养以后，发展出了与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传统文化接轨的近代西方文化来。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西方近代的平等观念也不等同于中国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泛爱”说，而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则更是不等同于中国儒家的民本理念。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的事实它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一、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曾受到过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影响，并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营养；二、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曾积极继承和发扬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来吸取外来文化营养的，由此而形成的近代文化是一种西方类型的文化；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可为近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借鉴和启发的东西，相反，它已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生成产生了某种启发作用，因而，只要今人选择和诠释得当，也必将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健全产生良多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西方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历程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学习、借鉴和吸收外来的文化，与继承、发扬传统的文化，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的。它既不像某些人所鼓吹的，对外来文化只能全盘接受；也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朽到一无可取之处。
以往一个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那么激烈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正值西方实证科学最为兴旺的时期，理性至上与逻辑推理，实证至上与普遍有效等被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凡与此不一致者，则被斥之为非理性的、非科学的，甚至是愚昧落后的、神秘主义的，应当被淘汰的。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与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相距甚远，于是在那一时代追求实证科学的人们的目光里，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了落后无用，必然要被淘汰的东西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含混、缺乏逻辑推理和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则更是发展实证科学思维方法的严重阻力，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
现在，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发现实证科学的方法远不是完满的，更不是唯一的。许多科学家在研究中碰到用实证科学方法无法证明和解释的问题时，正在越来越多地到东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混沌的理论与方法中去寻求解答，并且取得了相当可喜和可观的成果。
当代著名化学家，一九七七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在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
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技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科学传统的文化特色与不足之处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至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转引自《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其实，普里高津自己可说是第三个例子。此外，八十年代初风行美国的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F. Capra）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也可称为第四个例子；日本著名物理学家，一九四九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又可称为第五个例子……如此等等，我想不必再多加罗列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整体直观的朴素方法和谈玄说道的形而上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科学理论的“源泉”，只要人们善于发现并诠释之，则将对现代科学发展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从目前的趋势看，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自然观，正越来越被世界有见识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重视和接受，它很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科学观念的变化。原先按照实证科学机械论所规定的“科学”概念的内涵，也将重新予以审议和规定，至少许多原先被视为所谓“神秘主义”的东方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论题、观念和概念等，不应当再被排斥在“科学”概念之外。
没有民主思想，缺乏科学精神，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的两个解不开的情结。“五四”时期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正是这种情结的表露。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形态也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范围的文化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这两个情结也到了应当化解的时候了。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不仅不再应当妄自菲薄，乃至全盘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反，应当积极地发掘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做出合于时代精神的诠释，以贡献于世界未来世纪文化的发展与建设。
三
通过以上的反思和分析，现在可以来谈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设想了。我认为，中国在下一世纪的文化建构中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调整好中西文化的比例，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对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二是调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积极扶植和发展人文文化。
关于第一个调整，我想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分析与论述，应当说已经很清楚了，似无需多讲了。然而，尚需要啰嗦几句的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各种很深的成见。如对儒家思想，有的人就认为，尽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激烈批判，但儒家传统中的封建伦理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深层的人际关系中，以及比较闭塞、落后的农村。因此，他们认为，清除儒家传统伦理的影响，引进现代西方的生活规范和伦理观念，仍然是当前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任务。于是，一些人就常常把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与所谓的“复古主义”、宣扬“封建意识”等联系起来而加以反对。
不容否认，上述关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中那些封建糟粕还在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揭示，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事实上，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及其消极影响，在任何时候也不敢说已经清除干净了这样的话。因为，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而且有着广泛深刻影响的历史文化，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它就有可能死而不僵，就有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沉渣泛起，人们对此自不应掉以轻心。然而，我们也绝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不要或不敢去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发扬其积极的影响。更何况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也在促使人们去深思。那就是，由于以往的过分否定传统（包括儒家）伦理，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少人脑子里还有“孝悌”、“忠信”等伦理观念？以至于在一般人的头脑中，特别是青年中，连最起码的家庭、社会伦常观念都不清楚。更有一些人在模糊不清的西方“自由”、“平等”等观念的驱使下，甚至连如何恪尽正常社会分工下个人职业职责的伦理观念都没有。因此，当前很有必要强调一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认真地吸取传统（包括儒家）伦理观念中那些合理的内容，从而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伦序。
以上两种不同的认识和估计，应当说都有根据，然而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则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往，人们受“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把“破”看得比“立”更重要，乃至以为“破”了旧的，新的自然就会“立”起来。因此，长期以来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破”多“立”少，“破”强“立”弱，甚至有些方面是有“破”无“立”，其结果则是造成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迷茫、空白和无所适从。其实，“破”和“立”是既有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破旧”只是为“立新”创造了条件，而并不能替代“立新”。“新”如果“立”不起来，或长期不“立”起来的话，除了会造成上面所说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迷茫、空白和无所适从之外，已“破”的“旧”还可能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就这一意义来讲，“立”比“破”更重要，而且通过“立”，人们将全面地检讨前此的“破”，因而也能减少继续再“破”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我认为，就当前中国社会来讲，最迫切需要的是要树立起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或本位意识，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传统伦理观念中那些合理的内容，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所需要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伦序。我相信，通过建立和倡导这些新的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伦序，对于继续清除那些残留的、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将会更有力、有效。
关于第二个调整，它不仅对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建构有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是科技文化获得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它在天道（物理）探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的所有世纪，这是值得人类为之骄傲的。然而，二十世纪人类在人道（伦理）的探求和建设方面是否也取得了可以与科技成就相提并论的成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深刻反思的问题。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当时它引起了世界上许多思想家的反思。许多思想家对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取向一度发生了疑问，出现了一股新人文主义的思潮，出现了一批向往东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思想家。上文提到的我国二三十年代的那场中西文化大讨论，也与这一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有些中国学者已深刻地认识到，单纯的科技文化的发展并不能真正地、完全地解放人类。瞿秋白说：
技术和机器说是能解放人类于自然权威之下，这话不错，然而他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尤其只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上，而不肯用到或不肯完全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现象上去。
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如此辗转推移，永无止境。
文明人不但没有从物质生活解放出来，反而更受物质需要各方面的束缚锁系。以全社会而论，技术文明始终只能解放一部分的人。（《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
这些分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随着高新科技的高速发展，物对人的引诱力和支配力是越来越强大了，注重人伦道德的人文精神被追逐物欲的浪潮所淹没，人文学科也由此而受到冷落。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仍然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是对科技的崇拜。
在当今新知识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如果在科技文化知识方面不能不断提高和更新的话，则必将为时代所淘汰。但是，在人们不断提高和更新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高、新、精、尖的科技知识，在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是否有助于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提升？许多有见识的人们发现，人类创造的现代高科技，不单纯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成为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力量越来越强大，同时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手段，以及人为环境。于是，只要这种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点小问题，都有可能使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陷于瘫痪。这也就是说，人类正在不断地沦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高新科技的奴隶，个人、社会和国家正在不断丧失自我和个性。由此而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的危机。
其实，由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其责任并不在科技发展本身，而在于发展科技的人，在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无可否认，当今世界是一个讲求实力的时代，全世界的实力竞争，把全人类逼上了一条无限追求物质增长的险途而不知返。由此，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也就成了绝大多数现代人的主要人生目标，而在某些人那里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一切都只是为了功利，为了生活享受。因此，自然环境和科技手段都只不过是达到人们某种功利和享受的资源和工具，可以不顾一切后果地去攫取它。更有甚者，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他人也只不过是一种物，一种资源，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被严重地扭曲了。因此，要克服和摆脱这种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单靠科技的发展是无法解决的，而只有重兴人文精神，重塑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正是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化建构的方向，应当大力加强人文文化建设的力度，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健全社会的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