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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的系统—南方语言种类的繁赜—文字的统一—文字与语言的联合—文字的类别—中国文字的起源—典雅的古文之产生—口语文学的消沉—甲骨文字的发见—金石刻文—字体的变迁—文字孳乳的日繁—外来辞语的输入
中国的语言，在世界的语言系统里，是属于“印度支那语系”一支中之中国暹罗语的一部。说中国语的人民，区域极为广大，人数也多到四万万以上。在其间，又可分为南北两部的方言。北部的方言，以流行于北京的所谓“官话”为标准，虽因地域的区别而略有歧异，像天津话，辽宁话，山西话和北京话的差别，但其差别究竟是极为微细的。现在所谓“国语”，也便是以这种语言为基础而谋统一的实现的。南部的方言，则极为复杂；粗分之，可成为浙江、福建、广东的三系。浙江系包括浙江省及其附近地方；福建系包括福建全省及浙江、广东使用福建系方言的一部分；广东系则包括广东、广西二省。而在这三系里又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歧系。像浙江方言又可分为上海、宁波、温州三种；福建方言又可分为福州、厦门、汕头三种；广东方言又可分为广州、客家二种。
如果把全国的方言仔细分别起来的话，诚为一种困难的复杂的工作。各地方所刊行的用各种不同的中国语系的方言所写的唱本等等，可惊奇的使我们发见其数量的巨大可观。在实际的使用上说来，如果一位不懂得广东方言的人到南部去旅行，不懂得厦门话的人到闽南等地去考察，一定要感觉到万分的困难，正如一句德国或法国话不懂的人，到欧洲去旅行一样，也许更要甚之。而不少的南部的人，到北方来，有的时候，竟也听不懂话，办不了事。这是数见不鲜的事。
但中国的语言虽是这样的复杂，文字却是统一的。譬如，我们在广东或香港旅行时，言语不通，遇到困难，以纸笔来作“笔谈”，却是最简单的一种解决的方法。原来，不管语言的如何分歧，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很早的时候便已寻找到一种统一的工具了，那便是“文字”的统一。在远东大陆上的这个大帝国，所以会有那末长久的统一的历史者，“文字”的统一，当为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字和语言同为传达思想和情绪的东西。正同每个野蛮民族之必有其语言一样，最野蛮的民族也必各有其最幼稚的文字的萌芽。语言只是诉之于听觉的，其保存，只是靠着人的记忆，其传达，只是靠着人的口说，未必能传得远，传得久，传得广，或未必能够正确无讹。但文字则不同，她是有语言所未必有之传达的正确性和久远性的。自有文字的发见，于是人类的文化才会一天天的进步；往古的文化得以传述下去，异地的文化得以输传过来，所取用者益广，益博，于是所成就者也就愈伟大，愈光荣了。
在最早的时候，文字与语言是没有什么联络的关系的。他们虽同为传达思想、情绪的工具，却一则诉之视官，一则诉之听官，其发展并不是同循一辙的。在那时，文字还不过是绘画的或象征的符号，其作用至为简单，只是帮助记忆而已。今日非洲及澳洲的土人们，每遣使人他适传达意志时，则用一种树枝造成的木棒，以种种样式的符号刻划于上，以备遗忘；或对方见了这棒也可以明了其意。秘鲁的土人昔尝用结绳的制度；这正与《易·系传》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话相应。但较进步的民族，则应用到更复杂的绘画或和绘画相类似的方法，以传达或记载某意或某事。最初的文字，大都和实物是相差不远的。中国古代的象形字，如日、月、山、川、鸟、马等等，皆不过是绘画而已。埃及的象形字，像说两匹马，便是实在的绘着两匹马的。但后来，这些绘画的字形，渐渐的简单了，离开图画便一天天的远了。同时，许多抽象的观念，也能以会意的字表之，如上下等字，都是由象征文字而出来的。
但文字如果不能和语言连合的话，便永远只会是一种绘画或象征的符号而已。人类文化愈进步，于是文字不仅是实物的绘画的或象征的记录，而也是语言的代表或符号了。文字和语言的合一，一面语言渐渐的得以统一了，一面文字也更趋于复杂，孳生得更多，而同时，离象形字的状态也益远，更有许多象音、会意的字创造出来。在这种人类所特有的符号之下，千万年来，是那样精致的记录下，或传达出人类的伟大的思想与情绪！所谓文学便是用这种特创的符号记录下或传达出的人类的情思的最伟大的、最崇高的和最美丽的成就。
文字学者尝将文字分为二种，一为意字（ideograph），一为音字（phonograph）。中国文字有一部分是“意字”，即所谓象形文字者是。“音字”又分单语文字，音节文字，单音文字三种。单语文字，即一字可以代表一语者，中国文字也多有之。但同时并有将意字和音字连合起来了的，像“江”、“河”等“形声字”皆是。在许慎《说文》里，我们不知可以见到多少的“从某何声”（如“雅”字便是从隹、牙声的）的文字。音节文字，即代表单语中所分之各音节，像日本之平假名、片假名者是。单音文字即代表言语上之单音；语言上所用各种之音，本来不能一一以符号记之，只将单音构成之元素记之，像欧洲各国的字母便是。
文字的目的，既在于代表语言，故当某种文字输入于他处的时候，其组织法便跟了所输入之处的语言的变异，而完全变更了过来。例如，腓尼基的文字传到希腊时，希腊人便将其组织的方法变更了一下而采用之。日本的文字，便也是采用了中国字的偏傍而用来代表其语言的。
这个铜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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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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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至少，在中原的民族是合一的。其它各地，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像在春秋的时候，楚地呼“虎”为“於菟”，便是一例）；至于是否有不同的文字，则不可知。我们观于秦始皇帝的屡次提到“同书文字” （《琅玡台立石》） ，或“书同文字” （《始皇本纪》）， 臣下们至以此和“车同轨”，“器械一量”同为歌功颂德之语。或当时各国所用的文字说不定竟未必是相同的（或至少是有着各种不同的书写方法）。惟就殷虚所发见的甲骨文字及殷、周诸代的铜器款识观之，又确知很早的便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的存在。这种共同的文字，或其初只是占据于中原的民族之所用；后来才因了他们的势力的渐渐扩大，而流传到各地去。总之，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文字大约便已是统一了的。惟语言，则如上文所述，在南方各地就未能统一。又，即在古代，因了语言的时代的变异，而文字则成了一成不变的固体，故中原民族所用的文字，便也渐渐的和语言不能合一。文字很早的便成了典雅的古文；而语言的流变和歧异则仍然继续存在。总有两千年以上的时间了，中央政府都在维持着“文字”的统一；至于语言的统一的要求则似是最近的事。
中国的文学，大多数是用典雅的“古文”写成了的；但也有是地方的方言和最大多数人民说着的北方的口语文写成了的。那些口语文的文学，其历史的长久不下于“古文”。惟往往为古文的著作所压倒，而不为学者们所注意。直到最近，他们的真价才为我们所发现，所明白。
中国文字，相传是由仓颉创作的。但这说起来甚晚。《易·系传》只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到了战国时代，才有仓颉作书之说。《说文·序》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如果他们的话可信，则中国文字是始创于黄帝时代（约公元前2690年）的了。但我们以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或当更早于这个时代。惟真实的有实物可征的最早的文字，则始于殷商的时代。殷商时代的文字，于今可见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安阳出土的龟甲文字，一是历代发掘所得的钟鼎彝器。后者像“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兄癸彝”，“戊辰彝”等都还可信。前者则自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彰德小屯村出现了有刻文的龟甲兽骨之后，专门学者们致力于斯者不止数十人；近更作大规模的发掘，所得益多。把这些有刻辞的甲骨和鼎彝研究一下，便可知中国今知的最古的文字，是什么一个样子的。虽然有许多文字到现在还未为我们所认识，但就其可知的一部分看来，其字体是和后来的篆文很相同的。但有两点是很应该注意的：第一，文字的形式尚未完全固定，一字而作数形者，颇为不少。试举羊、马、鹿、豕、犬、龙六字的重文为例：
第二，文字已甚为进步，不独是象形字，即会意字、形声字也已很自由的用到。这可见那时的文化程度已是很高的了。在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待问篇》里说，可识者有五百余字。而在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里，可识者已增到七百九十字，又《待问篇》更有四百字左右，共在一千字以上。而实际上，龟甲文辞尚在陆续发见，其所用的字，当决不止这些数目而已。
周代所用的文字，就金石刻文中所见者，与“殷虚书契”不甚相远，也有不能完全辨识之处。晋时在古冢中所发见的古文，解者已少。汉时的经师，也以能读古文为专门之业。《汉书·艺文志》有“《史籀篇》，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是乃今文《千字文》之流的东西。《说文·序》道：“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是这种字体在汉时尚流行于世。此字体即为大篆。秦时李斯等为小篆，程邈等又为隶书；到汉时，史游又作章草，渐与今体相合。至于今日流行者，字体种类至多，篆书亦间见用。好奇者甚或用到龟甲钟鼎的古文奇字。惟大都以楷书为正体。
汉时诵九千字者即可为吏。时代愈进化，则文字的孳生益多。自和西域、印度交通后，印度、西域的辞语也输入不少。到了清代编纂《康熙字典》时已收入四万余单字。但实际上有许多单字是很少独用的，每须连合若干字成为一辞，例如“菩萨”、“菩提树”、“涅槃”、“剪拂”等等，都只是一个辞语。若连这种种“辞语”而并计之，则总要在六七万辞字以上。清末，西方的文化又大量输入，新字新辞的铸造，更见增多。用来抒写任何种的情思，这末多的中国辞语是不怕不够应用的。
一、《中国文字学》 容庚编，有燕京大学石印本。
二、《殷虚书契考释》 罗振玉编，有上虞罗氏刊本。
三、《殷虚文字类编》 商承祚编，有上虞罗氏刊本。
四、《金文编》 容庚编，有上虞罗氏刊本。
五、《说文解字诂林》 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研究《说文》之书以此为最完备。
六、《康熙字典》 有原刊本，有道光间刊本，后附校勘记，勘正原板错误处达数千余条。惜日常所用者仍是康熙板，道光板未见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