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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巨人”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使命—其叙述的范围—新材料的发见—辨伪的工作—官书与个人的著作—中国文学进展的两个动力：民间创作与外来影响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时的历史只不过是“相斫书”而已。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孔子有“世家”，老、庄诸人有“列传”，屈原、枚乘诸人亦有“列传”，天官有“书”,艺文有“志”，乃至滑稽、货殖亦复各有其“传”。其所网罗的范围是极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便也常常的被网罗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所谓《史记》、《汉书》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学史之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究竟还是近代的事。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重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像写作《英国文学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太痕（Taine,1828—187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的史的进展的，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的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的史的进展的。
原来，自十九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于“历史”的概念，早已改变了一个方向。学者们都承认一部历史绝对不是一部“相斫书”，更不是往古的许多英雄豪杰的传记的集合体；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现在的历史，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态度，只是当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间的一员。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之写拿破仑一样，他在那里，已不是一个好像神话中的显显赫赫的人物，却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军官。
随了这个历史的观念的变更，文学史当然也便来了一个变更。也如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
但所谓“文学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们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种永在人间的崇高的创作物。我们乃是直接受其创作品的感兴，乃是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伟大的成就的。我们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们决不能抹煞文坛上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工作。亚历山大过去了，查理曼帝过去了。但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作家，或一个戏剧家，却是永在的；他们将永远的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读着他们的永久不朽的创作物，我们便若面聆其谈笑似的亲切的与之同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是过去了，但我们如果读着阿斯克洛士（Aeschylus），梭弗克里士（Sophocles）及优里辟特士（Euripides）的悲剧，魏琪尔的《阿尼特》（Virgil's Aenied），荷马的《伊里亚特》与《亚特赛》（Homer's Iliad and Odyssey），我们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情形，便也亲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学史却要仔细的论列到文学作家的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创造，当然是离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学史虽不竟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却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记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其感受性，当然也更为敏锐。所以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的印染于他们的作品之上。
为了更深切的了解一个作家，我们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我们之欲更深切的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样。
文学史的任务，因此，便不仅仅成为一般大作家的传记的集合体，也不仅仅是对于许多“文艺作品”的评判的集合体了。
但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在！“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的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我们能够了解美洲的红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欧洲的斯坎德那维亚人，尽管他们和我们间隔得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了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他们的文学的作品；我们也能够了解远古的巴比仑人、希腊人，乃至中世纪的匈族与诺曼人，尽管他们的时代离开我们是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物。
由此可知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原始的民族与最高贵的作家，其情绪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远的。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
所以，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中变异着，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演化着，然而却原是一个，而且是永久继续着的。
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并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
一部世界的文学史，是记载人类各族的文学的成就之总簿；而一部某国的文学史，便是表达这一国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总簿。读了某一国的文学史，较之读了某一国的百十部的一般历史书，当更容易于明了他们。
“中国文学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创作成就的重要书册了。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以策励与对于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了，一方面也给我们的许多友邦以对于我们的往昔与今日的充分的了解。
文学史的目的既明，则其所叙述的范围，当然很明白的便可以知道。盖文学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每一部文学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没有例外。有许多文学作品，其本身虽无甚内容，也无甚价值，却是后来许多伟大作品的祖源，我们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讲到他们；且这类材料，不仅仅论述一个文体的生长与发展所必须叙及，即说到要由文学上明了那个“时代”，也是绝好的数据。又有许多已成为文学史上争论之焦点的东西或史料，或曾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派别与宗门的，例如“西昆体”诗，“江西派”诗等等，却也不能不讲述—即使其内容是较空虚的。那些作品之所以产生与发展而成为一个宗门，一个大支，当然也自有其社会的背景与根据。
但于上述者外，文学史所讲叙的范围，在实际上也许更要广大。原来文学这个名辞所包含的意义，本来不是截然的明白晓畅，像科学中之物理学、植物学等等一样的。有许多低级趣味的读物，像通俗的小说、剧本之类，表面上虽亦为文学的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却不能列入“作者之林”。但像许多科学上、史学上的名著，有时却又因其具有文学趣味的关系，而也被公认为文学上的名著：例如庄子、荀况的哲学著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等都是。
但一般人对于这种取舍却常觉得很难判断。《史记》、《汉书》可以算是文学，为什么《通鉴纲目》之类又不能算是文学呢？我们有何取舍的标准呢？我们知道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其间虽无深崭的渊阱隔离着，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在此疆界内者则取之，在此疆界外者则舍之。
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
因了历来对于文学观念的混淆不清，中国文学史的范围，似乎更难确定。至今日还有许多文学史的作者，将许多与文学漠不相干的东西写入文学史之中去，同时还将许多文学史上应该讲述的东西反而撇开去不谈。
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了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的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有时，甚至于散文中还撇开了非“正统”的骈文等等东西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
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即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最为不幸。他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最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他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的了！
但这种新的资料，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原故，对于他们的有系统的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常常感觉到，如今在编述着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见。我们时时的发见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变文，《元刊平话五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类。这种发见，其重要实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里底（Crete）诸古址的发掘。有时且需要变更了许多已成的结论。这种发见还正在继续进行着，正如一个伟大的故国遗址，还正在发掘的进行中一样。这使我们编述中国文学史感觉到异常困难，因为新材料的不绝发见，便时时要影响到旧结论的变更与修改；但同时却又使我们感觉到异常的兴奋，因为时时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资料，一个新的刺激，有时，我们自己也许还是一个执铲去土的从事发掘工作的人。
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伪。中国文学史的历程，实在是太长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论，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来历。对于远古的在《诗经》与《楚辞》以前的诗歌，其靠不住的性质，是有常识的人所都知道的。所传黄帝时代的《弹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类，当然是不可信的；即《尧典》中所载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后人的记载。大约在冯惟讷《古诗纪》的古逸一部，诗歌中可信的实在不多。
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西游记》小说向来视为元人邱长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论定为明人吴承恩的创作。而相传的李陵、苏武的五言诗其真伪也是纷纭不已。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见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佚文的发见，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月赋》的开头假托着“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类此的可笑的作伪，尚未为我们所觉察者，当更为不少。史料的谨慎的搜辑，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个问题。
“历史”的论著为宏伟的巨业，每是集体的创作，但也常是个人的工作。以《史记》般的包罗万有的巨著，却也只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希腊的历史之父希洛多托士（Herodotus）的史书，也是他个人的作品。文学史也是如此，历来都是个人的著作。但个人著作的文学史，却也有个区别：有的只是总述他人已得的成绩与见解而整理排比之的，这可以说是“述”，不是“作”；有一种却是表现着作者特创的批评见解与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书虽是个人的著作，却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与主张。然而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这当然使著者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艰巨难任，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些新鲜的感觉与趣味。
“官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为人所重视。萧衍的《通史》的不传，此当为其一因；宋、金、元、明诸史之所以不及个人著作的《史》、《汉》、《三国》乃至《新唐》、《五代》诸史，此当亦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骤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倾向，个人专业的历史著作，却又回到“众力合作”的一条路上去。这个倾向是愈趋愈显明的。其初是各种百科全书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后，这个“通力合作”的趋向，便侵入历史界中来。例如一部十余巨册的《英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这种专家合作的史书，其成就实远过于中国往昔的“官书”；但有一点却与“官书”同病。个人的著作，论断有时不免偏激，叙述却是一贯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背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所以一般“专家合作”的史书，往往也如百科全书一样，只成了书架上的参考之物。而成为学者诵读之资的史书，当然还是个人的著述。
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的在进展着。他们的型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的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的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的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无庸其讳言之。没有了她们的影响，则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得产生那末伟大的诸文体，像“变文”等等的了。她们使我们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发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动力。中国文学所接受于她们的恩赐是很深巨的，正如我们所受到的宗教上，艺术上，音乐上的影响一样，也正如俄国文学之深受英、法、德罗曼文学的影响一样。而在现在，我们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恐怕更要深，更要巨。这是天然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外国文学的输入，往往会成了本国文学的改革与进展。这，在每一国的文学史的篇页上都可以见到。虽然从前每一位中国文学史家不曾觉察到这事实，我们却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外来的影响，其重要性盖实过于我们所自知。原来，我们的诗人们与散文家们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风气中讨生活的。然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在筚路蓝缕的开辟荆荒，或勇敢的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或毫不迟疑的采用了民间创作的新式样。虽时时受到迫害，他们却是不馁不悔的。这使我们的文学乃时时的在进展，时时有光荣的新巨作，新文体的产生。先驱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义者”便也往往携其所学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个大时代。作者们的结习虽深，却阻碍不了时代的自然的前进。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的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型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型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型式出来。五代、宋之词，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弹词，近数十年来的皮黄戏，其进展都是沿了这个方式走的。
对于这些重要的进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的感到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