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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作家兰斯顿·休斯1940年在他的《大海》一书中，讲述了他坐船离开纽约去非洲的故事。他爬上甲板，将他随身携带的旅途阅读的书远远地扔进了大海。看着一本本书旋转着消失在大海中，他感到了自由的愉悦。他说：“当我把这些书扔进海里时，那感觉就像把压在心中的千百万块砖头搬开一样。”在他沿着祖先来的路回去的时候，他将他的所知所学全部抛弃了。在回非洲的路上，他把所有将非裔美国人置于社会低层的等级文化抛得一干二净。他回到了自己的大洲，与自己的人民在一起，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情。他写道：
我的非洲，黑人的祖国！我也是一个黑人，一个非洲的黑人！非洲，真实的存在，它不仅可以在书中读到，而且可以摸得到、看得见。
当休斯最终到达非洲，和那里的人民讲话时，他受到了伤害。
非洲人看着我，不相信我是黑人。我说：“事实上我也是黑人。”
他们嘲笑我，摇摇头说：“你是白人！你是白人！”
弗朗兹·法农的经历则与此相反。在马提尼克，他总被人们看作是白人。当他到达法国里昂时，人们在大街上见到他时喊道：“看！他是个黑人！”法农如此评论说：
我抱着试图在事物中找到意义的信念，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精神世界充满着找到世界本原的愿望，后来我发现我只是他类客体中的一个客体。
法农的第一反应，如他自己所言，就是经历了“被封存到被挤压的物性之中”的痛苦。后来他意识到问题远比此严重得多。人变成了客体，被人指点、被人取笑，而这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情况。同时存在的情况是，处于这种情况当中的人内化了这一观点，将他们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低人一等的“他者”。
我是如此厌倦学习和背诵赞美水仙花的诗歌，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的”英国孩子的关系很别扭，我发现当我称自己为英国人时，他们会傲慢地责骂我：“你不是英国人，你是令人讨厌的殖民地人。”
珍·莱斯，《焚书的那一天》（1968）
在《焚书的那一天》中，出生于美洲的欧裔白人小说家珍·莱斯讲述了一个加勒比海岛上的轮船代理商索亚先生的故事。他和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结了婚，但是，他经常在酒醉之后虐待她。索亚在他的房子后面建了一间小屋，那里摆放着他特意从英国邮寄来的书。他那只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儿子埃迪体弱多病，正是他首先站出来质疑叙述者——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认为所有来自“家乡”的东西，也就是来自英国的东西都比岛上的东西高贵。埃迪会从图书馆里借书，父亲去世后，埃迪成为了这些书的拥有者。几天后，埃迪和叙述者来到图书馆找到母亲，多年来，他的母亲一直在不幸的婚姻中煎熬。母亲的怨恨和愤怒爆发了出来，她将书从架子上弄到地上，分为两堆，想一堆出售，另一堆烧掉。当母亲将书架上的一本书拿下来时，埃迪求她不要将这本书烧掉，因为他正在读这本书。最终他从母亲手中把这本书夺了回来，并尖声喊道：“现在我也开始讨厌你了。”女孩也为自己抢到一本书，两人穿过花园跑到街道上，一起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埃迪开始哭泣，为了表示对埃迪极度孤独的同情，女孩问埃迪那是本什么书。那本书是吉卜林的小说《吉姆》。可女孩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她本能地感到她的战利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当她想看看究竟时，却很失望，“因为那本叫作《像死亡一样坚强》的书是用法语写的，看起来索然无味”。
珍·莱斯的故事读起来不太像殖民主义的寓言故事，倒更像是关于后殖民的权力关系的寓言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数十年的等级剥削和侵略性的种族文化所促生的仇恨，使得索亚夫人强烈反对这样一种优越感的文化基础。埃迪的矛盾反应是：他既憎恨他的父亲，憎恨“家”，也就是英国，但是他又想得到父亲的书。这又将他带入与母亲的矛盾之中：他爱母亲，但是母亲恨他父亲所有的书。这也把埃迪推向边缘的位置，使他介于矛盾的、竞争的文化之中：他一方面在情感上认同一种文化，同时又在理智上对另一种文化产生了好奇。
这种矛盾的态度和多重身份被津巴布韦小说家奇奇·丹格伦伯加定义为本地人的“不安的状况”。他们跻身于不同文化的矛盾层面之中，当殖民文化或主导文化通过教育进入本地的初始文化中时，便会产生一种不安的状况，其中包括矛盾、不稳定、文化界限的混乱（内部或外部的）以及与“他者”文化的融合。在《不安的状况》（1988）这本书中，讲述者坦布泽梦想着接受良好的教育，梦想着能进入她那位已经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校长亲戚的房间里。但是她发现她不知道应该坐在哪里，她不知道应该如何阅读房间里的习惯性符号，她不知道应该使用那种语言——英语还是绍纳语？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要屈从于一种痛苦，这种痛苦被法农称为杂交裂缝中的存在，他们要试图同时经历两种不同的、互不兼容的人生。如果你想成为白人，改变你的种族和阶层，你就要吸纳主流文化，这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妥协，不同价值体系层面之间的妥协（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对她们来说这些选择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即使你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你也不可能是一个十足的白人。
焚书可以看作是要求解放的表示，或是无力通过别的途径表明自己立场的一种表现。当然，通常情况下当这种行为包含一个民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攻击时，就被认作是压迫性的、破坏性的、法西斯的行为，它确实如此。以1981年5月僧伽罗统一国民党烧毁贾夫纳大学图书馆为例，“数以千计的泰米尔语书籍、手稿、风干的棕榈叶手稿、各种文件被烧毁，其中包括《贾夫纳历史》的孤本”。1992年5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武装在萨拉热窝的东方学院投放燃烧弹，这里收藏着欧洲最重要的伊斯兰手稿，“事实上所有手稿都被大火烧毁，包括五千二百六十三册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手稿和阿拉伯语手稿中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方言撰写的部分，以及数以万计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文献”。种族清除不仅包括人的毁灭，也包括知识的毁灭和历史的毁灭。
“布拉德福德的穆斯林”不是指那些居住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的穆斯林，而是指那些生活在西方的被认为是“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穆斯林。1989年1月14日，一群生活在布拉德福德和奥尔德姆的穆斯林公开烧毁了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评论家纷纷将这一行为与1933年纳粹在德国的焚书之举相提并论。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激进的基督教群体在美国烧毁J.K.罗琳的《哈利·波特》的行为没有受到太多的媒体关注。
拉什迪的立场比较复杂，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最著名的反种族主义的支持者之一，是移民社区政治权益和观点的代言人。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在自己所代言的少数族裔的社区内有着和自己的多元文化融合（他称之为“宗教文化融合”）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得到了一些少数族裔的作家（例如哈尼弗·科利什）以及媒体的支持。由于很多少数族裔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受到了压迫，所以在受人赞美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这些少数族裔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裂痕。
对西方而言，整体上这看上去似乎很像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接受了同化，而后者却仍想保留他们的未被玷污的文化身份。对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或者对于那些居住在西方之外的人而言，这种区别就不是那么清晰。对个体来说，想要同时持有两种观点并不是不寻常的。后殖民主义的愿望中存在着不安，这种不安的状况受到了无法掌控的矛盾心理的侵扰。
围绕《撒旦诗篇》而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冲突主要是通过空间和二元对立的地理政治学——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与西方文艺界的现代主义者，也就是古老的（有武断的意味）移居者和现代的（有讽刺意味）大都市人——展现的。这一现象掩盖了不可化解的、边缘性的、对于文化杂交的忧虑，这种文化杂交提出了认同的问题，以及离奇的、断裂的暂存性中的流散社群的美学问题，即文化转移的时间和文化转移的空间“不可移植”的问题。
霍米·K.巴巴，《文化的定位》（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