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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引起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有时只能通过研究零散的片段以及二手资料来了解作者，而那些二手资料又融入了阐释者自己的态度。所以，要想正确理解所研究的哲学观点，必须先从历史和解释的角度入手。直接进入哲学主题会有冒险性，得出的观点可能不成熟，结果只是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哲学兴趣。如果作者的论述以哲学对话的形式出现，作者参与对话，我们又能够读到这样的著述，那么这就是一种更直接地接触作者的方式。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得以在哲学系的讲台上占有最显要的位置也便不足为奇了：我们拥有他们的全集，而像伊壁鸠鲁这样的作者，我们仅能读到他们零星的原文。
然而，这种对比可能被夸大了。柏拉图是唯一一位我们有把握说已拥有其全部出版作品的作者。亚里士多德发表的著作没有一部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流传到我们手里的是他的（极丰富的）研究和讲学笔记，这些笔记本身在解释上就存在问题。而即使柏拉图也不是一个容易读懂的作者：一方面，对话形式拉远了作者与他所提观点的距离，并且与其他任何古代哲学家相比，对柏拉图的诠释可能是最千差万别的。所以如果不成熟地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我们的哲学问题有密切关系，就很有可能像误读前苏格拉底学说一样误读这两位思想家。对于有些作家和流派，我们只能读到其部分原作，但它们仍会提出一些立刻吸引住我们的哲学问题，当然，对这样的作家和流派，我们还要从历史的和解释学的角度做些工作。过去的二十年中，古典哲学在研究、出版和教学的旨趣上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仅仅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转向研究希腊化时期（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