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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在世界政治经济观察和研究中，作为近年来被使用得最频繁（或近乎最频繁）的一个术语，全球化是个动名词。它远不只是指一种既有的状态，也是指一种能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世界各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某些重大方面生成某种趋同为头号主题，在其中跨国和跨社会稠密交往与其变迁效应的范围和深度愈增，改造着所有有关国家、社会和其他人类群体，使之从缺乏全球类同性变成多少具备这样的类同性，从外在于全球体系变成内在于这个体系，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变得愈益广泛、深入和复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以及上述交往、变迁、改造和趋同总是有它们的限度，人类生活方式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政治——社会多样性常在不息，永远是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和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因。
在世界现代史以前，无论全球化过程有怎样的部分潜因和雏形性的类似物，少可争议的是全球化本身发端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航海大发现和西方初始扩张，用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的话说，此时开始创立了取代“旧世界线性体系”的全球“环状构造”。由此初露端倪的原始的全球性政治经济与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现代商业经济和现代思想相伴并互动，到 18世纪后期已经可以使亚当·斯密这位自由主义者形成一个在我看来是最初的全球化理论，而到19世纪中期更能使马克思真正宏伟和鞭辟入里地指出全球化过程已有的历史大貌、根本动因和主要效应，连同它的最一般远景。那时以来，在由马克思启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阐发的“世纪性趋势”（包含所谓扩展趋势和深化趋势两者的“增进剥削范围和强度的最长期趋势”）驱动下，全球化促成了种种世界现代史头等重大事态，其中不仅有殖民帝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和世界大战，而且有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和非西方现代大国的兴起，连同真正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当今的全球化观察家和理论家们相对新颖的关注中间，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导致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全球（或跨国）公民社会集团”和跨国公司占有突出的位置，连同它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对民族国家权能的影响。
无论如何，全球化是塑造当代世界基本性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大的全球化的影响下，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力量表现重要，同时国家主权在似乎愈益增多的领域受到愈益显著的侵蚀和削弱。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全球化只是在发达世界内才造就了（并且是广泛和稠密地造就了）真正的互相依赖。大多数国家在争取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相当广泛地采取和顽强地坚持旨在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策，用根本的政治经济学哲理来说，在市场对国家这一关系中，与市场削弱国家的某些权能相对，国家会倾向于抵抗，并且谋求新的权能。还有，越来越明显，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像一些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所示的那样，由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而迅速衰减或消退，反而充斥着全球化进程。摩擦、紧张、对立和冲撞不仅显著和广泛地见于传统的国家间权势关系，而且同样见于非传统的全球性稠密交往和互相依赖构造。
总之，有如我在多年前已经强调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这只是对我们时代的合理有用但势必简单化和粗略的界定之一），全球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两相并存，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新旧相兼，国内社会政治形态和国家政策观念的趋同以及国际关系日常首要问题的转换趋势虽将发展但仍有限；同样在这全球化时代，国际权势结构中会留存就某些地理区域和问题领域而言的单极或霸权状态，但同时也存在越来越有力的多极化或权势相对分散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非西方强国的兴起，它带来世界政治中主要权势关系模式和规范的历史性创新需要。还有，在这全球化时代，一般而言民族国家目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的安全维护者、身份体现、忠诚对象、福利供给来源和正义促成者，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间合作；然而与此同时，全球体系内跨国公民社会的作用迅速增大，以致用一本著名的全球化研究著作中的话说，成了在主权国家和政府际组织之外的“第三力量”，它与前两者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研究中尤其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这关系显然趋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参与塑造未来世界的面貌和性质。
我们面前由声誉卓著的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项译作——美国教授曼弗雷德·B.斯蒂格所著《全球化面面观》——是一部佳作。它难能可贵地契合全球化的历史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以深远的论说、综合的视野和精致的观察，概览和透视了全球化的大部分面貌和性质。不仅如此，它令人赞赏地体现了一种思想方法和立场特征，即在现有的各大类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面前既博采众长，又超越偏颇。这特别是指（像作者在开头着重交代并通篇贯彻的）该书既对全球化的积极效应——就人类生活繁荣、健康和公平而言——“感到欣慰”，并且“欢迎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变革”，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批判的声音”，其矛头特别针对全球化的某些特定的表现和趋势，它们不符合多半由当代自由国际主义或“鼓吹全球化者”宣讲的“世界主义的美好景象”，即全球化势必带来一个更为平等与和平的全球秩序。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在思想水平和学术品位方面值得称道的著作是一部短作，或用原书副题说是“一番很简短的导论”，并且配以生动和深入浅出的语言、简明丰富的图表和想必同样大得益于课程讲授经验的整套“教学文风”。通过译者的成功的翻译，它们对中文读者甚有裨益。我相信，无论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是专业研究者和有关工作者，阅读这本译作都必有可贵的收获，何况当前我们所有人都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对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效应，它们已经异常剧烈地告诫世人去认真反思全球化，并且反思关于全球化的现有认识、既定观念甚或简单信仰。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