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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屿被渐渐并入了由欧洲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网络。在数次面对了“远方”的故事和无数“他者”的形象后，欧洲人及其在其他大陆的后裔主动承担了保卫普遍法律和道德世界的责任。虽然他们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倡导者，但奇怪的是，对自己的种族主义行径、对自己社会的内部以及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所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状况，他们却浑然不觉。大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和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使得它们的规模有所扩大，从而敢于反抗强大的政府控制：企业家和他们的学术搭档开始传播一种将个人主义和自我利益合理化的哲学，赞美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认为它基于自由市场及其“看不见的手”的天意运作。
1847年，德国政治激进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出名著《共产党宣言》，其中的这段话记录了现代时期社会关系质的转变，它把全球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美洲的发现为大工业和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市场开辟了道路。后者极大地扩展了贸易、航海和陆上的交流，然后这些发展又引起工业的进一步增长。工业、贸易、航海和铁路的发展也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兴起同步，这使得中世纪旧的社会阶级退居幕后。……为销售产品，资产阶级带着强烈的欲望不断扩大全球市场，他们到处定居、开垦、建立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资产阶级迅速改进生产工具，利用日益便捷的交流模式把所有的民族都推入文明——即使最不开化的民族也不例外……一句话，它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
作者自译
确实，在1850到1914年间，世界贸易额大幅度增加。在跨国银行的带动下，资本与商品相对自由地跨越国界进行流通，因为以英镑计价的金本位制度使一些主要国家的货币，如英镑和荷兰盾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大多数欧洲民族国家急于获得自己独立的资源基地，把大半个南半球置于直接殖民统治之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化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几乎占全国总产出量的12%，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的价格体系促进了谷类、棉花和各种金属等重要商品的贸易。带包装的品牌产品，如可口可乐饮料、金宝汤、胜家缝纫机、雷明顿打字机也第一次亮相。为了提升这些公司的全球形象，国际广告机构首次发动了跨国界的全面商业促销活动。
然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就不可能有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依存性的强化。自然，维护这些新兴的工业体制需要如电力和石油这类新型的能源；对这些能源的滥用，则导致了无数动植物物种的灭绝以及整个地区的毒化。而另一方面，铁路、机械化的海运以及20世纪的洲际空运已成功克服了仅存的地理障碍，建立了真正的全球化基础设施，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
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这些交通方面的发明创造相得益彰。电报在1866年后跨越大西洋，从而使得两个半球实现了即时信息交换；而且，电报为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促使新兴的通讯公司提出宣传口号（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欢呼一个“无法分离、紧密相连”的世界的到来）。最终，在20世纪出现了流通量极大的报纸、杂志、电影和电视，人们越来越觉得世界正在迅速变小。
图519世纪末东欧移民抵达纽约城。
现代时期也是一个人口空前膨胀的时代。从公元元年到1750年，世界人口从仅仅3亿增长到7.6亿，而到1970年世界人口已增至37亿。强大的移民浪潮加剧了原有的文化交流，转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受人欢迎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充分利用了这一推动力量来提高生产力。20世纪初期，这些国家已作为引人注目的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而与此同时，它们也努力控制移民的大量涌入，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官僚控制形式和监管方法，收集了更多关于国民的资料，同时阻止“不受欢迎的人”入境。
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使得财富和福利差距超出了人们的承受限度，在北半球的各种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工人开始以政治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然而，尽管他们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呼吁国际社会阶级的团结与联合，却基本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倒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想象。无疑，由于大规模移民、城市化、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世界贸易的过度自由化，到20世纪初期，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开始加剧；随后，极端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长期的全球经济萧条，以及为保护狭隘的政治团体而采取的敌对措施。
轴心国集团在1945年的战败及非殖民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全球流动和国际交流开始缓慢复苏。《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民族国家新的政治秩序，展现了全球民主管理的前景。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世界主义的美好前景随着冷战的到来很快消失，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世界被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美国控制的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和前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全球性冲突的幽灵，它实际上能摧毁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