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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这一术语已经和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运动发展了客观科学，获得了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形式，把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从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神话、宗教和暴政中解放了出来。因此，“早期现代”这一说法指的是在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时期；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及其社会实践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催化剂。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阿尔卑斯山西北部的欧洲人对技术和其他文明成就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但来自中国和伊斯兰文化领域的技术革新的散播却让他们受益良多。大约五百年后，虽然中国的政治影响已经削弱，新月沃土也出现了明显的生态恶化，但欧洲强国并没有深入非洲和亚洲的腹地；相反，它们把扩张的欲望转向了西方，试图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有利可图的海上新航线。他们得到了一些发明创造的协助，如机械化的印刷技术、精巧的风车和水车磨房、四通八达的邮政系统、改进的海运技术和发达的航海技术，再加上宗教改革的巨大影响以及有限政府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质的飞跃背后所存在的主要力量，它们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之间的人口、文化、生态和经济的互动。
当然，在早期现代时期，欧洲大都市中心及其所属的商业阶层的兴起是强化全球化趋势的另一重要因素。欧洲的经济实业家体现着个人主义的新价值观和无限的物质积累，他们为后来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如果没有来自他们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刚刚起步的资本家的商业公司就不可能实现世界性的扩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君主投入了大量资源去探索新世界，创建跨地区的新市场——与他们富有异国情调的“贸易伙伴”相比，这带给他们的好处要大得多。到17世纪早期，他们试图在海外设立贸易据点以获取高额利润，为达到这个直接目的，他们建立了像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股份制公司。随着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的规模和实力不断扩大和增长，它们获得了管理大多数洲际经济交易的权力，在贯彻执行社会制度和文化实践的过程中，使得后来的殖民政府能够对这些外国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与此相关的一些开发，如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贩卖和美洲人口的强行迁移，给数以百万计的非欧洲人带来了痛苦和死亡，同时却让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原籍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当然，欧洲本土的宗教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高加索人流离失所，而且，由于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军事联盟和政治安排也在不断变化。最终，到1648年，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承载，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
中演化出的拥有主权和领土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就在现代早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愈发密切。
图41626年出售曼哈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