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爱德华·克雷格所著《哲学的思与惑》原名为《哲学：非常简明导论》）作为通识读本中的哲学卷，是很合适的。这是一本为普通人写的哲学入门书，首先说的是哲学就在我们身边，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作者以这种方式来打破人们对于哲学的神秘感、隔膜感和距离感，吸引人们愿意花费时间来阅读哲学著作、了解哲学史、思考哲学问题。

哲学是浩瀚无边的海洋，作者不可能在一本小书中详细、深入地对哲学加以解说，他打算做的事情类似于一个导游带领初到伦敦的旅游者参观。他无法展示整个伦敦，只能把人带入其中的一小部分，仔细观看几个主要的旅游景点，然后告诉一些其他信息，让旅游者可以自己带着地图去探索和发现。

在导论之后，本书以柏拉图的《格黎东篇》来说明“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以休谟的《论奇迹》说明“我们如何知道”的问题，以《弥兰陀王问经》说明“我是什么”的问题，这分别对应于通常哲学教科书中的伦理学、认识论和自我的问题，看得出来，作者是力图以浅显和感性的语言来解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哲学教科书那种机械、固定的方式，也尽量少用专业哲学术语。作者既要把哲学的根本精神传达给读者又要避免哲学中晦涩难懂的概念和术语，这种苦心是很可敬佩的，也收到了效果。

作者还在相当有限的篇幅内言简意赅地介绍和讨论了哲学中的一些基本的、对立的立场和流派，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哲学中一些主要的问题，比如伦理学中的后果主义，什么是正直，等等；哲学中一些重要的人物和著作，例如笛卡尔的《方法论》、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等。最后还介绍了几种重要的哲学流派，其中有些是中国读者不熟悉，也无法从通常的教科书中了解到的，比如新近发展起来的以女性为主题的哲学、以动物为主题的哲学，等等。这些，对于读者通过简短的阅读收到把握哲学全貌的效果，是大有帮助的。

哲学是一个头绪多、面相广的学科，本书作者的观察视角他对诸多问题关注和重视的优先顺序与我们的习惯有较大差异，比方他关注的重要主题有“政治权威”、“证据和理性”，中国的读者可能感觉不到这么安排的必要性与好处，但是我要说虽然各种不同方式的侧重都有道理，但本书的安排比我们习惯的做法更切合哲学的本意。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独断论色彩较浓，很少有人想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需要论证的，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或可靠性需要证据来支持，可以作为理性的、批判性思维的对象。

当然，细读之后也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哲学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英国传统的影响，这里所谓的英国传统，即是对认识论的格外重视，以及难于摆脱的怀疑主义倾向。基于此，本书的论述花在休谟和笛卡尔上面的工夫比较多，虽然论述黑格尔也花了应有的篇幅，但并不是如我们习惯的那样，把黑格尔哲学视为近代西方哲学的顶峰，谈到黑格尔总是免不了带上崇拜和礼赞的口气。对于英国哲学家来说，遇到随便什么问题总是要问：证据何在？”“有什么理由这么主张？”他们总是把可靠性、可信度放在第一位，把建立庞大、堂皇的思想体系放在不那么重要的地位。

中国近代的大学问家王国维曾经感慨地说过，当他遍览西方典籍之后，感到极大的不满足，西方思想分为两种，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英国哲学思想的传统是强调、追求可信而漠视可爱，中国人由于其天性重可爱而轻可信，对于英国传统总是感到隔膜，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至少，我们不应该永远固守和耽溺于自己的习惯与偏好，对于诞生近代科学文明、工业文明、宪政文明国度的思想底蕴拒绝理解与探索。

在上世纪50、60和70年代，哲学在中国过分膨胀、泛滥，处于“王官之学”的地位，但哲学的这种崇高地位是虚假的，它实际上是政治的婢女，它被用来证明任何需要证明的东西。从90年代起，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实用和实利成为社会的基调。但是，我们毕竟是具有伟大文明传统的民族，我们需要深刻的思想，因此需要哲学，需要众多的哲学爱好者和阅读者，当社会心理的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时，往回摆的时机就要到来。当然，我们希望在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哲学能处于一个应有的、恰当的位置。这就需要我们了解真正的哲学，它既不是喧嚣、跋扈的，也不是卑微可笑的，它没有资格凌驾于知识之上，它只是求知的向导。 lO1Aqb/KH4Ql0su6XOPWvWhzbjmYwk9QAbbCvfKkqsIJcQ9xKIcBG68bVl2p64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