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洛克·福尔摩斯从炉台上拿下一瓶药水,再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匣中取出注射器,然后用白而有力的长指装好针头,又卷起他的左臂衬衫袖口。他注视着自己发达的肌肉,那上面已经留有很多针孔,有了一会儿,才终于把针尖刺入肉中,推动小小的针芯。接下来,便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满足地吁了一大口气。
他这样的动作每天三次,几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但是心中终归有些隐讳。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个情况给我的刺激日渐增加。因为我没有勇气阻止他,每到夜深人静,想起此事,就感觉良心不安。我不止一次地想把心里话告诉他,但是由于我的朋友性情冷漠、孤僻,而且不肯接受意见,使我觉得向他劝言并非一件易事。他的毅力、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所领教过的诸般性格,都使我感到胆怯而不愿惹怒他。
但是,这一天下午,也许是我在午饭时喝了葡萄酒,也许是因为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觉得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向他问道:“今天注射的是什么?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旧书,无力地抬起头说:“这是可卡因,7%的溶液。你要试试吗?”
我毫不客气地回答道:“我不要试。阿富汗战役害得我至今未愈,怎么能再摧残自己?”
他对我的恼怒,含笑答道:“华生,也许你是对的。我也知道这对身体是有害的,不过,相对于它强烈的兴奋和醒脑功效,副作用也就没什么重要了。”
我诚恳地说道:“可是你也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你的脑筋也许像你所说的那样,能够因刺激而兴奋起来,然而这究竟是戕害自身的做法。它会不断加剧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你也知道这种药会引起不良反应,实在得不偿失。你为什么只顾一时的快感,扼杀你那天赋极强的个人精力呢?你应当知道,我不仅是你的朋友,而且还是一个希望对你健康负责的医生。”
他听完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把十指对顶在一起,又把两肘安放在椅子扶手上,像是对谈话颇感兴趣的样子。
他说:“我好动不好静,一遇无事可做的时候,就会心绪不宁起来。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给我最复杂的分析工作,这样我才觉得最舒适,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非常憎恶平淡的生活,我追求精神上的兴奋,因此我选择了私人侦探这个特殊职业,甚至可以说,是我创造了这项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我抬眼问道:“唯一的私人侦探吗?”
他答道:“唯一的私人侦探咨询。我是侦探的最高裁决机关。当葛莱森、雷斯瑞德或彼得·琼斯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倒是他们常有的事——他们就会来请教我。我以专家的资格审查材料,贡献一个专家的意见。我不居功,报纸上也不发表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到发挥,这种快乐已经是无上的报酬。你总还记得在杰弗逊·侯波案里,我的那些工作方法,也给了你一些经验吧?”
我热诚地答道:“不错,我还记得。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我已经把始末写成一本册子,用了一个新颖的标题——血字的研究。”
他不满意地摇头道:“我约略看过一遍,实在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是——或者应当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你把它渲染上一层小说色彩,结果就弄得像是在几何定理掺进了爱情一样。”
我反驳他说:“但是这个案子里确实有小说一样的情节,我不能歪曲事实。”
“这些事实可以不写,至少要把重点突现出来。在我看来,此案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我怎样从困境中找出线索,再经过精密的分析和推断,而最终破案的过程。”
我写那篇短文,本来是想要得到他的欢心,没想到反而受了批评,心中很不愉快。我承认,正是他的自负激怒了我,他的要求似乎是:我的著作必须完全用来描写他的个人行为。在我和他同住在贝克街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发觉,福尔摩斯的静默和说教态度中,总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我不愿多说了,只是坐着抚摩我的伤腿,我的腿以前曾被枪弹打穿,虽然不碍走路,但一遇天气变坏就会感到痛楚难忍。
停了一会儿,福尔摩斯装满烟斗,缓缓说道:“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上星期,就有一个叫作福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你也许知道,这个人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可是缺乏提高技艺所需的学识基础。他所请教的是有关一件遗嘱的案子,很有趣味。我介绍了两个相似的案情给他作参考,一件是1857年里加城的案件,另一件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案件,两件案情很快为他指明了破案途径,这就是今天早晨他寄来的致谢信。”说着,他就把一张弄皱的外国信纸递给我。我看了看,信里夹杂着许多恭维话,充满了“伟大”、“高超手段”、“有力行动”等恭维话,表示这位法国人的热情、景仰和赞美。
我说:“他就像个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轻轻地说道:“啊,他把我所给他的帮助估价得过高了,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才能呢。一个优秀侦探家所必备的条件,他基本都有。比如观察和推断的能力,只是因为缺少见识,他才在现阶段无法自如运用。据说,他现阶段的工作,是把我的几个短篇译成法文,祝他好运吧。”
“你的作品?”
他笑道:“你不知道吗?很惭愧,我写过几篇专论,全是技术方面的。你记得不记得一篇‘论各种烟灰的辨认方法’。在那篇文章里,我举出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烟灰,还用彩色的插图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这是在刑事案件中常常出现的证据,有时甚至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如果你回忆一下那个杰弗逊·侯波案件,你就会知道,烟灰的辨别,对于破案多少是有些帮助的,譬如你能确定凶手吸的是印度雪茄烟。这样,显然就把你的侦查范围缩小了。印度雪茄烟的黑灰和‘鸟眼’烟的白灰不同,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就如同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一样分明。”
我说:“你对审查细微的事物确实具有特殊才能。”
“我只是感觉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我写的关于跟踪脚印的专论,里边还提到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论述如何从一个人的手形判断其职业,并且附有石工、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工人的手形插图。这些对于科学的侦探术,无疑都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在辨认无名尸体,以及探索罪犯身份时,都可以派上用场。噢,我只顾谈我的嗜好,使你心烦了吧?”
我恳切地回答道:“非但不觉得心烦,并且极感兴趣。这也许是因为我曾亲眼看过你在实际中的应用。回到主题,你方才谈到观察和推断,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两方面是彼此关联的。”
烟斗里燃起一股浓厚的蓝烟,福尔摩斯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说:“没有什么关联。举例来说,观察的结果说明,你今早曾到过韦格摩尔街邮局,而推断的结果是,你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
我说:“对!完全不错!但是我真不明白,你怎么知道的?那是我一时突然的行动,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啊。”
他看到我的惊奇,很得意地笑道:“这个太简单了,简直用不着解释,但是解释一下倒可以分清观察和推断的区别。我观察到你的鞋面上沾有一小块红泥,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从路上掘出的泥,堆积在便道上,走进邮局的人很难躲过去。而且据我了解,附近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了。这就是从观察上得来的,其余的就都是由推断得来的。”
“那么你怎么能推断我是去邮局,并且是去拍电报呢,还能判断出拍的是一封?”
“今天整个上午,我们都待在一起,并没有见你写信。在你的桌子上,我又看到少了一张邮票和一扎明信片。没有写信,又用到了邮票,不是去发电报还能做什么呢?整张邮票只少了一小张,自然不会拍两封,当然也不可能到邮局以外的地方去拍。再加上你鞋面的泥块,事情便水落石出了。”
我略想了一下说:“这件事确实如此,正合你的说法,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复杂的考验,你不觉得我鲁莽吧?”
他答道:“正相反,我很欢迎,如果有趣,可以省去我再次注射可卡因了。而从你的表情判断,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很合我的胃口。”
“我常常听你说,在任何一件日用品上,都会留下一些显示使用者特征的痕迹,受过训练的人,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现在,我这里有一只新得来的怀表,你能从上面找出它的旧主人,以及这位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吗?”
我把怀表递给了他,心里不禁好笑。因为依我想来,这个试验是无法解答的,也可算是我给他骄傲作风的一个教训吧。他把怀表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先看了看表盘,又打开表盖,留心察看了里面的机件,先用肉眼,后来又用高倍放大镜。那沮丧的面部表情,几乎使我笑出声来。最后,他关上表盖,把怀表还给了我。
他道:“这里几乎没有遗留的痕迹可寻,因为这只表最近除过油泥,把最主要的痕迹搞掉了。”
我答道:“不错,这块怀表在到手之前的确除过油泥。”我心中不以为然,福尔摩斯这么说显然是在掩饰,掩饰自己的失败。可想而知,即便是一只未除过油泥的怀表,又能找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呢?
他用半闭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道:“虽然遗痕不多,我的观察也并没有完全落空,姑且说一说请你指正吧。我想,这块怀表是你哥哥的,并且是你父亲留给他的。”
“很对,你是从背面所刻的H.W两个字头知道的吧?”
“不错,W代表你的姓。这只表差不多是五十年前制造的,在表上刻字的时间和制表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辈的遗物。按照习惯,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多传给长子,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如果我记忆不错,你父亲已去世多年,所以我断定这只表一直在你哥哥手里。”
我道:“这都不错,还有别的没有?”
“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当初他很有光明的前程,可是他把好机会都错过去了,所以生活潦倒,虽然偶然境况好转,最后还是死于嗜酒,暂时就是这些。”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忍不住在屋内神情沮丧地踱来踱去,内心有无限辛酸。
我道:“福尔摩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真无法相信,你竟然会耍出这么一套来,你一定预先察访了我哥哥的悲惨史,现在假装用一些玄妙的方法推断出来。在你看来,我会相信这些信息都是你从这只旧表得来的吗?不客气地说,你这些话简直是在骗人。”
他和蔼地答道:“亲爱的医生,请你宽恕我。我按着理论来推断一个问题,却忘了这可能对你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向你保证,在你给我观察这只表以前,我并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呢。”
“可是,你怎么能如此准确地推测出这些事实呢?你所说的话,没有一样不是与事实相符的。”
“啊!这还算侥幸,我只是说出一些可能的情况,并没想到会这样正确。”
“这么说,你的判断还是有根据的?”
“对,当然,我向来不猜想。猜想是很不好的习惯,它有害于逻辑推理。你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你没有了解我的思路,也没有注意到那些可以作为推断依据的细节。举例来说吧,我开始时曾说你哥哥的行为很不谨慎。请看这只表,不仅下面边缘上有凹痕两处,整个表的上面还有无数的伤痕,这是因为他惯于把怀表和钱币、钥匙等硬东西放在一起。对一只价值五十多金镑的表如此漫不经心,说他行为不谨慎,不算过分吧!单是这只表已经如此贵重,若说遗产不丰富,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点着头,表示领会了他的意思。
“伦敦当铺的惯例是,每收进一只表,必定要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上面,这个办法比挂一个牌子好,可以避免号码丢失和混乱。用放大镜细看里面,发现这类号码居然有四处之多。结论是,你哥哥常常窘困潦倒,同时也说明他偶尔会时来运转,否则就不会有钱去赎当了。最后请你注意这有钥匙孔的里盖,围绕钥匙孔有上千的伤痕,这是由于被钥匙摩擦而造成的。清醒的人插钥匙,不是一插就进去吗?即使晚上上弦,也不会留下手腕颤抖的痕迹。而醉汉的怀表,却难免留下这些痕迹,如此看来还有什么玄妙呢?”
我答道:“一经说破,如见天日。我对你的冒犯,敬请原谅。我应当对你的神妙能力有更大的信心才对,请问你现在还有案件要侦查吗?”
“没有,所以才注射可卡因啊。不用动脑筋,我就活不下去。除却这个还有什么生趣呢?请站到窗前来。难道还有比这更凄惨和无聊的世界吗?你看,黄雾沿街滚滚而下,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漂浮蔓延,还有比这个更平凡无聊的吗?医生,请试想一下,如果毫无用武之地,英雄又有什么用呢?犯罪是寻常的事,人生在世也是寻常的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寻常的事还有什么呢?”
我正要开口回答他的言论,忽然敲门声响起,而且很急。很快,我们的房东走了进来,托着一个铜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对福尔摩斯说:“一位年轻的小姐要见你。”
他读着名片:“梅丽·摩斯坦小姐。嗯!这个名字生疏得很。赫德森太太,请她进来。医生,你别走,我希望你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