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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要表达自身思想情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几种单调的手势，已经越发不够我使用了。因此，每次当我想要表情达意，手语却无法让对方明白时，我都会大发雷霆。我仿佛看到有无数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要和它们抗争，烈火在胸中熊熊燃烧着，却根本无法如愿以偿，只好歇斯底里地踢打、哭闹和吼叫，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如果母亲在场，我就会一头扑进她的怀抱，以寻求安慰，有时候甚至连为什么发脾气都不知道。总之，我的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想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每隔一小时就会发作。
父母对我的状况忧心如焚，但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在我们所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寄宿之路行不通。与此同时，塔斯甘比亚镇又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基本上没人愿意到这里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
当时，大家都在议论，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无法接受教育了。还好，母亲很喜欢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
，对于我的教育问题，她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丝启发。事情是这样的，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名叫萝拉，她经过郝博士的细心教导，最终学有所成。但可惜的是，那位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教授学生的方法很可能也已经失传，这让刚刚看到一丝希望的母亲又陷入了苦恼。因为我们不知道，郝博士死后是不是留下了传人？而且即便是有，像我所在的这样一个偏远小镇，他也不一定会愿意来。
6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曾经成功治愈过很多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他那里治疗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让我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有个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后来我和父亲合作，把它们穿了起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都是我快乐的源泉。列车员和蔼可亲，每次来检票时，我就会拉拉他的衣角。他便将检票的钳子递给我把玩，我接过那钳子，趴在座位上，把一些零碎的卡片打出小孔，一连玩上几个小时都不会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布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这样一个临时拼凑出来的东西，即使拥有孩子的想象力，也说不出它的脸像什么。没有眼睛，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我坚持让大家为布娃娃加上眼睛，可惜没人能听懂我的意思。后来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去找姑妈，摸到她披肩上的两颗大珠子，扯下来给她看。姑妈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我立即会意，她是在询问我是不是想给布娃娃安上眼睛，于是我使劲地点头。很快，她就在布娃娃的脸上缝好了珠子，这让我兴奋不已。可惜没过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就像很多小女孩那样。
在整个旅途当中，有意思的事接连不断，我被这些事情弄得心情愉悦，整天下来连一次脾气都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之后，我们很快找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一番检查之后，他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不过他也做出鼓励，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可能为我们提供帮助，找到聋哑儿童学校和老师。我们接受了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又立即出发去华盛顿。路上，父母虽然一直忧心忡忡，但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始终沉浸在旅行的兴奋中。
那时，我虽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但是同贝尔博士刚一接触，我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他的表，并且他还让手表响了起来，我虽然听不见，但是可以感觉表的震动。贝尔博士的医术名不虚传，他能看懂我的很多手势，这让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的生命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之光的钥匙，使我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温情，从无知走向智慧。
最终，父亲得到了贝尔博士的建议，让他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为我物色一位优秀的启蒙老师。而贝尔博士所提到的这所柏金斯学校，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中也曾提到，并且就是郝博士为盲、聋、哑儿童提供帮助的地方。
父亲立刻按照贝尔博士的建议给安纳诺斯先生寄了信。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了对方热情的回信，同时也从信中得知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我的老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我们等到这位老师出现在我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的事情了。
如此一来，我就像逃出了埃及，来到了西奈山
，要接受上帝的圣谕。不过，我接受的圣谕是知识，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喜悦。我的灵魂得到了启迪，我的生命得到了拓展，我的智慧得到了增长。仿佛我已站在了宇宙之巅，正在感受世间万象的脉动，无数奇景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又听到圣山上传来遥远的声音：
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