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脂本研究最新章节_冯其庸著

三对“庚辰秋定”情况的分析

（一）从“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到“庚辰秋定”

甲戌本第一回正文说：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根据上面这段文字，可知曹雪芹在甲戌（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对这部《石头记》的稿子，已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了。从甲戌前，经甲戌直到庚辰，则又经过了“四阅评过”和丙子的“对清”以及己卯、庚辰的“定本”。把这和甲戌前的“增删五次”算到一起，则这部《石头记》在曹雪芹和脂砚斋的手里，连“阅评”带“增删”“定本”，前后恐怕已经将近十次了。可以想见，这将近十次的“阅评”和“增删”，该付出了多大的“辛苦”啊！依照文章删改的一般规律，一次一次的增删修改，只有一次比一次接近成熟，稿子一次比一次增删改动得少，不可能愈到后来增删改动得愈多。大家知道，庚辰本的底本是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的一个改定本，这个时候，离开曹雪芹的去世，只有三年了。可以说，这个庚辰本，是现有的曹雪芹生前的《石头记》抄本中最晚期、最接近完整的一个本子。因此在谈这个“庚辰秋定本”之前，我认为必须明确一点，即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定本”，它不可能又经过一次大删大改。因为一方面它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增删修改；另一方面，从己卯冬到庚辰秋，时间仅仅隔不到一年，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也不可能再作一次大规模的增删修改，所以我认为“庚辰秋月定本”对于“己卯冬月定本”来说，改动得较少是正常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在看到庚辰本与己卯本的文字改动不太大的时候，就怀疑“庚辰秋定”的这个事实。

（二）己卯本上陶洙校录的情况

在研究《石头记》从过录的己卯本再过录到庚辰本的过程的时候，有一种障碍必须清除，这就是近人陶洙在己卯本上过录了大量的甲戌本和庚辰本上的批语，以及根据两本所作的一些校录。陶洙在丁亥和己丑两年在书上都有题记，丁亥是1947年，己丑是1949年。己丑年的题记说：

此己卯本阙第三册（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第五册（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六册（五十一回至六十回），第八册（七十一回至八十回），又第一回首残（三页半），第十回残（一页半），均用庚辰本钞补，因庚本每页字数款式均相同也。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朱笔依样过录，甲戌本只十六回，计（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胡适之君藏，周汝昌君钞有副本，曾假互校，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其在某句下之夹注只得写于旁而于某句下作式符号记之，与庚本同者以○为别，遇有字数过多无隙可写者，则另纸照录，附装于前以清眉目。

己丑人日灯下记于安平里忆园

他在另一页题记上说：

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缺。此十回现据庚本已钞补齐全，并以甲戌本庚辰本互校，所有评批均依式过录，尚未裁钉。

四十一回至六十回，缺。未抄补。

依照上面这些题记来复查己卯本，其存缺和抄补的情况，是符合的（当然1974年底革命历史博物馆王宏钧同志将他们在1959年冬收购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石头记》残抄本拿出来鉴定，经查核确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这个三回又两个半回的己卯本，是陶洙当时不可能见到的，因此他不可能提及）。

按理说，依照上述陶洙的题记，己卯本的存、缺和抄补、校录情况一清二楚，现在来研究这个本子，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事实却远不是如此。陶洙是用两种颜色的笔校录的，蓝色代表甲戌本，朱笔代表庚辰本，问题就在于朱笔。因为己卯本上的正文原来就有朱笔的校字，过去人们只知道淡朱色粗笔触，字迹比较拙劣的一种朱笔字才是己卯本原有的校字，此外的朱笔校字一概认为是陶洙的校录。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这样认识的，并且根本没有觉得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因为陶洙不仅在上引的材料里如此说，而且在其他很多回的眉端及回末，都写明他用朱笔以庚辰本校过，所以大家深信不疑。直到最近我在反复研究查对己卯本原件的正文时，才发现己卯本本身除了上述这种粗笔触的朱笔是原有的校字外，另外还有大量的字体较为好一些的朱笔旁校的正文也是己卯本原有的。相反，陶洙校录上去的朱笔正文，为数极少。他的校录，主要是抄录了甲戌、庚辰两本上的脂砚斋批语，包括眉批和行间夹批等等，至于正文，他确实没有作过细的校录。这是经我用庚辰本重校己卯本后才发现的，因为至今庚辰本对己卯本的数量不少的异文，陶洙并没有在己卯本上校出，可见他所说的用庚辰本校过的话，不能把它看得太认真，认为他逐字逐句地校录过了。实际上第一至八回，他对正文的校录还较认真一些，但就是这几回上的朱笔校字也有一部分是己卯本原有的，至于第九回以下，他的校字就很少，到第三十一回以下，他的校字就更少了。不仅如此，就连他自己抄配的第二十一至三十回这十回，也只是断句到第二十八回，第二十九回起，全是白文，朱笔的点子一个都没有，这说明这一回连点也没有点过。另外，在鉴别己卯本上的原有朱笔校字和陶书朱笔校字的时候，除辨别陶洙的笔迹外，他所用的朱色一般较为鲜艳，但也有一部分是淡朱色，特别也有一小部分是变得灰黑了的朱色，这很容易与己卯本的原朱色校字混淆起来。总之，由于陶洙的这些朱笔校字易与己卯本上原有大量的朱笔校字相混，以致给我们研究过录的己卯本在抄成以后，又借到庚辰本并以朱笔校改的情况，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和混乱。弄得不好，容易把原己卯本上乾隆时期用朱笔校录的庚辰本的文字，当作是近人陶洙用过录的庚辰本新校上去的文字，从而抹杀了现存过录的己卯本上早已具有庚辰本的校文的重要特征；反过来，也容易把明明是陶洙新从庚辰本添校到己卯本上的文字，误认为是乾隆时期据庚辰本的校文。这两种错误，都会导致我们研究这两个本子时陷入迷阵。这一点，大概是陶洙所始料不及的。但是我们却必须细心地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着手研究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笔校字所反映的庚辰定本的情况。

（三）己卯本上原有朱笔校字的分析

在认识上区别了陶洙在己卯本上所加的朱笔校字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笔校字了。按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笔校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早期的朱笔校字。这类校字，早于庚辰本据己卯本的过录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己卯本过录成书以后的若干年内，己卯本的抄藏者又借到了庚辰秋定本，并据以校补己卯本。这些校补的文字，即以朱笔旁加或点改在己卯本的正文之侧。这些朱笔的旁改文字，到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的时候，在庚辰本上它们就都成为了正文，不再是写在行侧的旁加文字了。为了使大家了解得更具体些，现在我们选择己卯本第二、三两回上部分（约当这两回改文的一半不足）朱笔旁改的例子，对照庚辰本相同的句子，列表如下。表内圆括号（）内的文字是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笔旁校的文字，表内尖括号〈〉内的文字，是己卯本上原来用朱笔删去的文字（在己卯本上用的是┌ ┘符号），表内文后的阿拉伯字，前一个字代表回数，后一个字代表己卯本原第几回的第几面。如2·1，即表示在己卯本的第二回第一面。表内庚辰本的文字，就是现在影印本的文字，文后的数字，表示新印本的页码（前一个数字）和第几行（后一个数字），如27·8，即表示在新影印本第27页第8行。以便读者查对。

己卯、庚辰第二、三两回部分改字对照表

续表

看了上面这个列举的己卯、庚辰两本增删改字的对照表，对己卯本上早期改字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了，当然各回改动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改得多一些，有的改得少一些（四十回以后，这种据庚辰本的朱笔校字就更少），这里所举的，仅仅是这两回改字的一部分。

己卯本上另一类的朱笔改字，从字体来说，是拙笨的粗笔触，从它的时间来说，我判断它最早只能是在嘉庆初年，即在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程甲、乙本流行以后。为什么说它是在程甲、乙本流行以后，因为这类粗笔改字，经我核对，绝大部分是程甲本上的文字。这就是说这部己卯本到了乾隆末、嘉庆初年（时间也可能更后一些，如嘉庆中期等）的藏者手里，他并不懂得这个抄本的可贵，相反，他倒是去用当时流行的程甲本校改它。己卯本目前尚未影印出版，广大读者不易看到这种据程本校改的情况，为了使大家易于了解这种情况，我仍选择一小部分例子用表格列出，以便读者查核。表中己卯本例句中圆括号（）内的文字，即是己卯本上用朱笔旁添的程本的文字，尖括号〈〉内的文字，即表示要删去的己卯本的原文，表中己卯本例句后面的数字，表示第几回的第几面，庚辰本例句后面的数字，代表页数和行数。这里还要强调说明，在己卯本上据程本校改的粗笔朱笔字，数量是很大的，除此以外，也还有极少量的细笔较端正的朱笔旁改的字，也是据程本校改的。这里为了节省篇幅，仅仅是略举数例；另外，这些据程本校改的文字，因为它是在庚辰本过录之后添到己卯本上去的，所以与庚辰本毫无关系，因此本文也没有必要加以多录。

己卯本上据程本旁添的朱笔字举例

续表

以上十一例，只是在大量的据程本旁添的文字中取其一斑，借以说明问题。为什么我把这些旁改的文字估计为嘉庆初年或更后一些时间改上去的呢？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己卯本上第六十七回的文字，实际上是程乙本的文字。在此回末尾，抄者留了一行题记：“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从“按乾隆年间抄本”这句话的口气来看，好像已经不是嘉庆初年的语气，似乎它反映的时间应该再后一些，好像是嘉庆十多年以后的语气（嘉庆在位一共二十五年）了。重要的是在这回抄本上，也有上述粗笔朱色的旁改文字，由此可证这些据程本校补到己卯本上去的粗笔触淡朱色的旁改文字，必定是在第六十七回据程本抄补以后。结合上述题记来看，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粗笔旁改的文字，大约是在嘉庆十多年前后。

这里还要指出一个问题，即己卯本第十七至十八回第三十面第七行的上端有两行眉批：“不能表白后是十八回的起头。”这两行字的笔触也较稚拙，并且也是朱笔。但我们认为这两行字，不是上述那个据程本校改己卯本的人的笔迹，细辨这两种笔迹是不一样的，它用的朱砂也是质量较好的朱砂，颜色沉着暗红而较厚，与上述那个人用的朱色迥异。所以我们认为这两行字是己卯本上早期的朱批，它记录了第十七至十八回尚未分回而准备分回的情况。这两行字的批语，同样是研究《石头记》增删批阅的历史面目的重要资料，应该加以重视，而不应该与上述那些据程本校改的文字混为一谈，从而掩盖了它的重要价值。

（四）从己卯到庚辰《石头记》原文的增删改动情况

在分析过了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上面这三个问题以后，现在可以谈到这个正题上来了。但是，上文谈到的己卯本上朱笔校字情况的第一部分，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正题的一部分，在那一部分里，我们已经举了较多的例子，本文的任务既然不是在全面校勘己卯、庚辰两本的异文，因此在本节里，我们就不拟再罗列过多的例子。

我们分析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石头记》原文增删改动的情况，也即是“庚辰秋定”的具体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增文；二是庚辰本对己卯本的改文；三是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删文。现在就按这三种情况来列表表示：

1.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增文举例

续表

2.庚辰本对己卯本的改文举例

3 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删文举例

关于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删文的举例，在前面的《己卯、庚辰第二、三两回部分改字对照表》里，有二十三条例句都适用于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删文的举例，所以此表就不再罗列。

关于庚辰秋定的情况，我们分析，大致就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上述三种情况，在全书并不平衡，总的情况是前半部分增、删、改得多一些，在后半部分增删改动得就较少一些。

在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异文方面，还有一种情况要加以指出，即有一些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异文，是属于抄书人的抄错或脱漏，例如己卯本第十四回写凤姐“款款来至宁府，大门上门灯朗挂，两边一色戳灯。”庚辰本却抄作“大门上门登郎挂”，“挂”字抄后又点去（见庚辰本第289页第10行至第290页第1行），这显然是抄错，我们当然不能把这种情况，也看作是“庚辰秋定”的结果；再如第五十七回，己卯本的原文是：“前儿我说定了邢儿女，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到被他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庚辰本却把此段中自“邢儿女”到“到被他说了”的一大段文字抄漏了（见庚辰本第1361页第1行），这当然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庚辰秋定”的删改。总之，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个本子毕竟是庚辰本的校录本（己卯本）的过录本，它不可避免地会有抄错和脱漏。所以对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异文，我们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地一概把它看作是“庚辰秋定”的结果。

但是，在排除了抄错抄漏等等情况以后，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大量的异文，就不能不承认“庚辰秋定”确是事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否定“庚辰秋月定本”这句话的历史真实性。有的同志只承认庚辰本确是照己卯本抄的，但又认为庚辰本只是己卯本的重复，不承认庚辰的“重定”，把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异文、增文、改文一律看作是抄手的任意妄改，这种看法，实际上还是受所谓“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这些话是“一个书贾所雇的钞者”“随意加上”去的这种想当然的说法的影响，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上面所举的大量事实的，并且是有损于这部名著的这一珍贵抄本的。

（五）如何看待庚辰本上旁改的文字

现在影印出版的庚辰本上，大家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旁改文字。如何对待这些旁改的文字，曾经引起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书贾所雇的抄胥的妄改。这种说法，根据我们上面对此书过录情况的分析，显而易见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旁改的文字可以不加分析地一律承认。我们认为现存的这个过录的庚辰本确是十分可贵的，但它又是一件历史文物，它经历了大约二百来年的历史，经过了好多藏书者的手，这一些事实，都会在它身上留下历史痕迹，在庚辰本上的这些旁改的文字中，就包含着后人添加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旁改的文字作认真的分析，既不能全部肯定，也不能全部否定。我们初步分析，这些旁改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时抄错或抄漏的，后来随即又用己卯本校正，将改正的字写在旁边。这一类的字，它实质上本来就是己卯本上的原文，与正文完全一样，它之所以成为旁添文字，纯因抄漏抄错的缘故。这种情况，我统计了前三回庚辰本的旁添文字，计第一回旁添文字共十四个字，其中据己卯本校正的有十二个字，不明来历的两个字；第二回旁添文字共四十个字，其中据己卯本校正的有二十四个字，不明来历的有十六个字；第三回旁添文字共九十三个字，其中据己卯本校正的有五十七个字，不明来历的有三十六个字。从这三回的总的情况来看，可见这些旁添的文字，有一大部分是可靠的有根据的，不能轻率地加以否定。当然各回的具体情况并不一样，需要作认真的查核和分析，这里要想偷懒和省力是不行的，没有经过认真的查核和分析而作出的结论，归根结蒂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类，是在庚辰本全书过录完成后，过录者又借到了带朱笔眉批和行间批的本子（怡亲王府过录下来的己卯本无朱笔眉批和行间批），便把这些朱批过录到庚辰本的相同的位置上，在过录这些朱笔批语的同时，这位过录者同时又用朱笔对过录的庚辰本的正文和批语作了校正，例如庚辰本第282页第10行“贾珍便问（‘问’字抄后又点去）向袖中取了……”这一句，这位朱笔的过录者在涂改的“问”字旁边，添了一个朱笔的“忙”字，这样便成为“贾珍便忙向袖中”；再如第350页第2行双行夹批“掩隐得好”这一句，又是这个朱笔过录者，把“隐”字点去旁改一个“映”字；再如同页第五、六两行双行夹批“一时难变方向”句，朱笔把“变”字点去，在旁边添了一个“辨”字。诸如此类的朱笔校改，我初步检查，全书共有二十七处，另有用墨笔校改朱笔眉批的共四处。以上这些朱笔校改旁添的文字，从它所添改的文字本身来看，很明显它所添改的文字是正确的，可信的；再从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过录这许多朱笔眉批和行间批，如果过录者手里不是另有一个带这些批语的本子为依据，他如何能增补这许多朱笔眉批和行间批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所校正的文字，我认为也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这个带朱笔眉批和行间批的本子。

第三类，这一类的旁改文字，从文字和内容来说，是可通的甚至是比较好的，但这类旁添的文字，却还找不到它的原出处。例如庚辰本第826页第3行写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议论，有一段话说：“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横在心里，若朝廷……”这“横在心里”的“横”字，庚辰本上是用粗笔涂改成的（这与旁改的意义是一样的），查己卯本，原句是“汙在心里”，己卯本在“汙”字旁又旁改了一个“记”字（这个“记”字在己卯本上是粗笔触淡朱色，经检查是据后起的程本校改的），成为“记在心里”。这个“记”字当然比“汙”字更差。戚序本则作“窝在心里”，“窝”字也还不如己卯本的“汙”字。但己卯本的“汙”字，也只能刻划那些文官们读书执而不化，迂腐疏阔的愚顽可笑的状态，远不如庚辰本涂改后的“横”字来得形象生动，显得那些所谓忠君死节的孔孟之道，横梗在这些孔孟之徒的文官们的心里，硬是在作怪，在支配着他们的行动，这样与下文的“浊气一涌，即时拼死”就接得更为紧密贴切，把那些“须眉浊物”、“国贼禄蠹”们的愚蠢迂腐、顽固不化之态形容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这个“横”字高出于以上诸字。但这个“横”字的改笔，究竟何所根据，却不得而知。又如第二十回写林黛玉与贾宝玉的一段小矛盾，庚辰本第451页第6行到第7行：“林黛玉啐道：‘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心你的心（“心你的”三字被点去，又旁改“我的”两字，连下去读成为“我的心”三字），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这段话里“宝玉道”以下的几句，在己卯本里是这样的：“宝玉道：‘我也为的是心你的心。难道……’”在前一个“心”字前面又旁添“我的”两字。把这段话连旁加的放在一起直念下来，就成为：“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请看，这成什么话呢？但如依照上述庚辰本的旁改文字直念下去，此句就成为：“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文字就十分通顺。但庚辰本上点去“你的心”三个字是根据什么本子，我们不得而知。此本旁加的“我的”两字，虽然在己卯本上也有粗朱笔旁加的“我的”两字，但据我们的查核和分析，己卯本上的这种粗朱笔的旁加字，是后来据程甲本加上去的，现在查程甲本，此句正作：“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与己卯本一模一样，但与庚辰本却不一样。所以据此可知庚辰本上旁加的“我的”两字，早于己卯本上旁加的“我的”两字，其来源绝不是程甲本，因为如是据程甲本，则此句下的“你的心”三字就不会点去，而会如同己卯本、程甲本一样保留下来了。所以庚辰本上这旁加的“我的”两字，究何所据，仍无着落。我们再来看看戚序本，这一句，在戚序本上则干脆是：“宝玉道：‘我也为的是你的心’。”把“我的心”改成了“你的心”，这样问题就大大地简单化了。把旁改后的庚辰本和旁改后的己卯本（包括程甲本），以及戚序本的这同一句来比一比，显然，庚辰本的意思深刻得多，因为作者原意是写林黛玉之爱贾宝玉与贾宝玉之爱林黛玉，都是出于内心真挚的感情，如果这种感情得不到表达和顺利的发展，则各自的“心”就会受到摧残和压抑，这比单纯为了讨好对方，为了对方的心里高兴，其感情的深度和真挚性，就大相悬殊。这种写法，正是显出曹雪芹文笔之深刻细腻，透过一层，高人一头之处。然而，庚辰本上旁加的这“我的”两字和点去的“心你的”三字，到目前为止，是找不到根据的。再如庚辰本第338页第10行：“凡堆山凿池，起杨竖。”这后四字简直不成文句。庚辰本旁改后成为“起楼竖阁”，“杨”字旁改为“楼”字，“ ”字旁改为“阁”字，这样改后，文句自然畅顺可读了，但这句在己卯本上却是“起杨竖 ”，庚辰本的旁改文字有何依据，同样不得而知（戚序本作“起楼竖阁”，但戚序本后于庚辰本甚久，且庚辰本上旁改的字迹与正文的字迹是一致的，不是后人再据戚序本改的）。再如庚辰本第五十八回第1365页第8行：“地名曰孝慈县，随事命名。”这“随事命名”四字，用墨笔四周围加了一个框框，并在眉上批“命名句似批语”六个字。这在己卯本上批语和框框都没有，依文理来说，这完全是对的，但要找根据，却瞠然不知所答。好了，例子已经举得不少了，总之，这类情况，在庚辰本上存在不少，它只能说明，庚辰本在抄定以后，似乎又经过一次校改。对于这一类改文，确实是颇费斟酌，既不能简单化地因为它没有根据（也有可能它当时所据以校改的抄本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早已不存在了），就不加分析地否定它，也不能不经仔细地分析研究就一律采用它，对待这类字，需要认真而又慎重。但我个人的看法，用得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种依靠普通常识就可以判断其确是改得对的这类句子，却因为找不到这个改文的版本根据，因而就不敢相信、不肯采用它，这岂不是十足的书呆子习气？对于这类改句，我认为我们应在审慎的原则下，适当（不是全部）地吸取其可取的部分，而不要仅仅因为找不出它的版本依据而排斥它。

第四类，可以说纯粹是属于妄改，这在庚辰本里也占有一定的数量。例如：第三十四回庚辰本第774页到777页，叙述袭人与王夫人说话（向王夫人告密），在这几页里共十三处袭人自称“我”的地方，统统被点去“我”字，旁改为“奴才”二字。这在各本都没有这样的改法，就连程乙本也还是称“我”，没有让袭人一口一个“奴才”（现存己卯本上在这几处也用朱笔改了“奴才”二字，但这是陶洙据现存的庚辰本校上去的，并不是原改）。可见庚辰本上这十三处的“奴才”的改笔确是妄改。再如第十四回庚辰本第296页第5行：“一一嘱咐住持色空，好生预备新鲜陈设，多请几名僧以备接灵使用。”这里“几名”两字在庚辰本上是旁添（正文是“多请僧”）。查此句己卯本的原文是“多请名僧”，在“名”字旁边，又旁加了一个“几”字，连起来读，就成为：“多请几名僧。”庚辰本抄时“几”字没有增入，而又漏掉了“名”字，成了“多请僧”，因此又旁添了“几名”两字，实质上己卯本上旁添的“几”字就是妄改，到庚辰本上仍旧一仍其误，连“名”字也变成旁添了。显然庚辰本沿袭己卯本而添的那个“几”字是完全错误的，它的准确的句子应该是“多请名僧”。再如，庚辰本第170页第6行焦大醉骂说：“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庚辰本把前一个“红”字圈去后旁改一个“白”字，把后一个“白”字圈去后旁改一个“红”字，成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按这一句己卯本同庚辰本未改前的句子，甲戌本则同改后的文句，但甲戌本在此句下有双行朱批说：“是醉人口中文法。”（请注意“文法”二字）实际上己卯本原来的句子是完全对的，庚辰本的旁改是错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是在写焦大的醉骂，通过这个醉骂，来揭露贾府这个肮脏不堪的剥削世家。“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正是描写了他的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的醉话。鲁迅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正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实际上作者笔下的这个焦大，并不是一个“造反”人物，只不过是因为他个人的遭遇不够满意，对贾府里的某些事也看不惯，有矛盾，所以仗着酒兴就骂开来了。作者以极其敏锐的眼光，看到连焦大这样的奴才与主子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但又用十分恰当的方式把它表现了出来，既揭示了这一矛盾，又使它表现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正是曹雪芹的卓越之处。如果焦大真的骂“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句话就毫无醉意，不成其为“醉骂”，更不成其为“醉人口中文法”，这样，岂不就是写他真的要造反了？由此可见庚辰本上的旁改是没有道理的。那末，甲戌本也同样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作何解释呢，我认为现在的这个过录的甲戌本的抄定时间晚于庚辰和己卯的过录时间，他的这种句法，正是它晚出的证明，即它是在类似庚辰本的这种改笔以后的影响下出来的，这也表明了它的抄定者对脂批的那句话并不理解，特别是没有理解“文法”两字的意思。后来的戚序本、程甲本等等更是如此，唯独己卯本和未改前的庚辰本，作“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并且与脂批的话相吻合。即此一点，也足见己卯、庚辰这两个本子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