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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石头记》最早以抄本形式流通于世时，就是以“脂砚斋重评”的名字流传的，再往前一步讲，曹雪芹在写作《石头记》时，就是有脂砚斋参予的，所以研究《石头记》的人，没有不知道脂砚斋的，可以说，脂砚斋与《石头记》的关系，仅仅次于它的作者曹雪芹。
脂砚斋不仅仅是因为他参予过《石头记》的写作和修改而显得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是《石头记》最早的评论者，而且他最知作者的底里。
与脂砚斋并列的另一个人是畸笏叟，他可以说是与脂砚斋同样非常重要的一位《石头记》的评论者，他与脂砚斋同样是作者最亲近的人也是最知底里的人。过去有人认为脂砚斋与畸笏叟就是一人，但近年来研究的结果，认为不可能是一人。但是我们通常说的脂砚斋评，是包括畸笏叟等与作者同时代、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的评的，并非仅仅只指脂砚斋一个人的评。本节所称的“脂评”，也是较为广泛意义的“脂评”。
只要认真研究过《石头记》的人，都会懂得脂评的重要性。简要说来：
第一，脂评透露了作者的家世。例如第十六回庚辰本畸笏的评云：
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事，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 畸笏
同回甲戌本回前批云：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这里明显地点出康熙南巡，曹寅接驾的旧事，胡适就是根据这两条脂评查证出康熙南巡曹寅接驾的曹家家事的。又如第五十二回庚辰本在“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有双行夹批云：
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这里又明确点出此书作者避“寅”字的讳。“寅”当然是指曹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此种避讳方式，不是通常的缺末笔避讳，而是直接从字句上避开，换一种写法，本来要说“寅正初刻”或“寅时”的，现在就改说“自鸣钟敲了四下”。这种从文句上避开要避讳的字，就只有作者与被讳者有直接关系才能如此，也就是说并非抄书者需要避讳。例如己卯本上避“祥”字和“曉”字的讳，纯粹是抄者的关系，并非作者曹雪芹要避这两个字的讳，而庚辰本上避“寅”字讳的写法，直接从文句上避开，这就是作者的关系，并非抄书者的关系。所以由于这条脂批，我们得到了《石头记》作者必须避“寅”字讳的一点信息，一条历史资料，同时也反映了脂批的作者非常熟悉作者的家世，如果根本不熟悉作者的家世，就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文句里所隐藏的避讳的问题。
再如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批语说：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非）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按这一条批语，也是明显透露出作者家事的。不仅是“史笔”两字已指明这是写事实，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本身包容着这段事实。所谓“魂托凤姐贾家后事”，这是小说里的情节，秦可卿、王熙凤也是小说里的人物，不管小说如何写法，按理这都是小说家言，通常是与真人真事无关的，因此也无从拿来对号。只有一种情况，小说里的事和人都是真实的而且是为大家所知道的，小说不过是换了一个假名即小说人名而已，因此一提此事，当时作者周围的读者就很清楚，所以就必须掩盖回避，也因此畸笏才要作者删去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淫丧”“魂托”“后事”等等，都是作者家事。
第二，脂评透露了作者创作、修改的情况和所写的某些本事。例如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云：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这段批语，反映了曹雪芹旧曾写过《风月宝鉴》一书，后来又发展或改写成《石头记》。又如甲戌本第十三回在“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句上，有朱笔眉批云：
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
这段眉批，实际上是点明了作者故意使用的疑笔，又同回甲戌本在“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句旁朱笔夹批云：
可笑，如丧考妣，此作者刺心笔也。
这一段批，更是点明了作者所隐的“天香楼”事的主角。再如甲戌本同回在“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句旁有朱笔夹批云：
删却，是未删之笔。
这段批语，对天香楼事又起了画龙点睛的醒目作用。再如同回甲戌本在“秦氏之丫环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句旁有朱笔夹批云：
补天香楼未删之文。
再如甲戌本本回末朱笔眉批云：
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
又庚辰本在此回回末朱笔总评云：
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
最后甲戌本本回末还有本文前面已引到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一大段评。以上这些评语，集合起来，使我们大致看到了有关天香楼这个情节的基本面貌和删改情况，这对我们今天了解《石头记》的初稿面貌和删改情况是极有用处的。
再如甲戌本第十三回末在“这里凤姐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这一段文字之上有朱笔眉批云：
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今（令）余想（悲）恸，血泪盈□。
在庚辰本上，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朱笔眉批云：
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
这些批语，透露着书中所写情节，是有实际的生活依据的，是有所本的。再如甲戌本第十三回开头在“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句上，有朱笔眉批云：
树倒猢狲散之语，全（今）犹在耳，曲（屈）指三十五年矣，伤哉，宁不恸杀！
这一条也是透露着曹家旧事的脂批。按：施瑮《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云：
楝子花开满院香。幽魂夜夜楝亭旁。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以瑮受公知最深也。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
可见此批并非虚言。
第三，脂评透露了《石头记》八十回以后的某些情节，例如：
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叹叹！
——庚辰、戚序本第十九回正文下双行小字批
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
——庚辰、戚序本第三十一回回末评
与后文“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一对，可伤可叹！
——庚辰、甲戌、戚序本第二十六回
正文下双行小字批
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昌（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 丁亥夏畸笏叟
——庚辰本第二十回朱笔眉批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此曰：“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甚矣，今因平儿救，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强，何身微运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倏尔如此！
今日写袭人，后文写宝钗；今日写平儿，后文写阿凤；文是一样情理、景况、光阴，事却天壤矣！多少恨（眼）泪洒出此两回书。
——庚辰、戚序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
以上这些批语，都涉及《石头记》后部的情节，有的批语里还引录了后部的回目，有的批语则引录了文句，更多的是叙述了情节，像这样的脂评还有好多，不能一一列举。近年来的《石头记》“探佚学”就是依据以上这一类的批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类批语，也就没有“探佚学”。
第四，脂评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朦胧的文艺典型论。大家知道，小说戏曲的评点派，在明代后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贽。李贽不仅是评点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当时先进文艺思想的杰出代表。李贽以激进的姿态，激烈反对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孔孟学说，反对当时流行于官场和社会的假道学。他提倡文学的“童心说”和“风行水上之文”。所谓“童心”，也就是人之初心，这就是指未受孔孟假道学所薰染的人的本心。李贽的“童心说”，其主旨是提倡文学的“真”，反对道学的“假”。李贽的“风行水上之文”，就是提倡“自然成文”，他主张文章要如天地造化之化生万物，得其自然而不见其工。这就是反对文学上的模式化、公式化、做作、雕琢等等，一句话，也就是反对假，提倡真。李贽在《杂说》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用这段文字来对照曹雪芹对《石头记》的创作，岂不是完全合拍。所以曹雪芹虽然没有留下理论文字，但看他的作品，也就可以明白他的文艺思想与李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李贽是当时文艺思想的高峰，而曹雪芹继承了他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发展了他的思想；脂评则是在理论上，也即是文艺思想上继承和突破了李贽的思想。这就是他提出了朦胧的文艺典型的思想。庚辰本第十九回在宝玉撞破了茗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后，有双行小字批云：
按此书中 写一宝玉 ， 其宝玉之为人 ， 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 ， 实未目曾亲睹者 。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 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 ， 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 ， 亦未见这样的文字 。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 合目思之 ， 却 （恰） 如真见一宝玉 ， 真闻此言者 ， 移之第二人万不可 ， 亦不成文字矣 。
余阅《石头记》中 至奇至妙之文令 （全） 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 ，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着。
再看第十九回后边宝玉说“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到生在这里”下面双行小字批云：
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
以上这两段批语，岂不是对《石头记》里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典型形象的十分深刻的分析吗？脂批说：“合目思之，却（恰）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说得多么精警！脂批又说贾宝玉林黛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是“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这恰恰说出了贾宝玉、林黛玉是两个新人的典型，底下连用了十一个“说不得”来形容这两个新的典型，因为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典型，无论是它的思想内涵还是外部形象，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切旧有的形容词，对这两个典型都用不上了。尤其说是“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这里非常生动地写出了脂砚对这两个具有崭新的内涵和外形的新的典型形象瞠目结舌之感。脂砚虽然说了十一个“说不得”，但他实际上说出了对这两个新的典型的深刻的感受，他只是找不到适用于这两个典型形象的新的理论和词汇而已。恩格斯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里说：“对于这两种环境的人物，您都用您平素的精确的
个性描写
给刻划出来了；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
明确的个性
，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
。”恩格斯说典型就是“这一个”，脂评说“移之第二人万不可”，那末，不就是“这一个”的意思吗？脂评一再讲“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
生性
，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这不就是说贾宝玉是一个“明确的个性”吗？
当然，脂评只是谈自己对这两个典型形象的感受，并不是也不可能作系统的理论的阐述，我也不是说脂评已经是明确完整的典型论了，但他的“移之第二人万不可”的感受，他的一连串的“说不得”的感受，是十分深刻的。他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云云，实际上也是从感受中道出了典型创作的朴素规律。按脂砚斋的时代，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整整早出一个多世纪
，当然世界上还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唯其如此，脂评的这种片言只语式的警句，就显得分外可贵了。
第五，脂评与以往的许多评，如金圣叹之评《水浒传》，毛宗岗之评《三国演义》等等之最大不同点，是脂评作者本身，还兼有一定程度的作者的身份；不仅如此，更兼有小说情节和人物的素材的身份，也即是过来人的身份。这些都是以往的评者所不能与之比拟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脂评的立场一直不是旁观的、客观的，而是基本上与作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大家知道金圣叹批《水浒传》的立场，是站在《水浒传》的对立面的，因此有不少批语是对《水浒传》英雄的歪曲和贬损；李卓吾批《水浒传》是同情《水浒传》的农民起义的，他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但他终究是旁观的，并不是自身经历的过来人，因此人物和事件与批者自身无关。唯独脂砚、畸笏等人批《石头记》，所批之事和所批之人，往往有自己在内。这只要认真读过脂批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如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总评（现错装于第二十回末）云：
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惟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书题者，不可（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名）矣！
这首诗第三、四两句，是把“茜纱公子”与“脂砚先生”并举的。并称题诗人“深知拟书底里”，由此可见“脂砚先生”确是有部分作者的身份、事件和人物的过来人身份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脂评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即十分理解和同情《石头记》作者的立场。甲戌本开头的那首诗，后四句：“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认为这首诗是脂砚写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石头记》作者的理解和同情。我们通观全部脂评，可以说找不出一条是从与作者相反的立场即封建统治者卫道的立场来写的评，这就意味着脂评与《石头记》作者曹雪芹的思想立场的一致性。大家知道，第三十三回贾政打宝玉，实质上是反映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可是在庚辰本写到王夫人说“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一段下双行小字批云：
未丧母者来细玩，既丧母者来痛哭。
可见脂评的立场是站在贾宝玉的一边的，这就明确地表明，脂评的感情是与作者一致的，因为很明显作者的感情是倾注于贾宝玉一边的。总之，脂评的思想倾向和感情倾向是与曹雪芹一致的。当然脂砚的思想高度不能与曹雪芹比，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面从五个不同的方面介绍了脂评的情况。由于脂评的这种特殊重要性，所以它在《红楼梦》研究中，自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