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

庚辰本与己卯本之间，存在着特殊密切的关系，我在拙著《论庚辰本》里曾列举六个方面的问题，来加以论证，当时我认为庚辰本是从己卯本过录的，后来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我们不妨再来重新检查一下这些问题，看在探讨这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的问题上，是否一无用处？我当时提出的六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两本抄写的款式相同。即庚辰本与己卯本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数，每回首行顶格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第二行顶格写“第×回”，第三行低三格或两格写回目，每十回装一册，每册首页有本册十回的总目等等，两本完全一样。二、两本的回目相同。现己卯本实存回目四十个，拿它与庚辰本的回目核对，两本一字不差，就连两本回目中的错别字也错得一模一样。再有如第十七至十八回没有分回，第十九回没有回目，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从回目到正文都缺等等这些情况，两本也完全一样。相反，甲戌本与庚辰本对照，甲戌本第一至八回，其中就有四个回目与庚辰本不同。所以，己卯、庚辰两本回目的完全一样，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三、按己卯本的批语，主要是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全书共717条，今检查此717条批语，除庚辰本第十九回漏抄了一条一个字的批外 ，其馀完全相同，不仅批语完全相同，就连批语分布在各回的情况和所在的位置，也完全一样。（庚辰本上当然还有一些朱批和其他的批，但这是庚辰本在过录以后从别本转抄上去的，与己卯本自然无关。详见《论庚辰本》）四、庚辰本和己卯本，还有一些完全相同的特殊的特征，如己卯本第十九回第三面第二行在“小书房名”下空了五个字的位置，然后又接写“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然后在下面又一直空到这行末，形成一条大空白。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处空白，都原样保存在庚辰本里。又如己卯本在第十七至十八回前面半页的空白纸上分六行写：“此回宜分二回方妥”，“宝玉系诸艳之贯，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且暂题灯匾联上，再请赐题，此千妥万当之章法”，“诗曰：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好诗，全是讽刺”，“近之谚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庚辰本也一模一样地照抄，而且连错别字也照抄，如“诸艳之贯”，“贯”字是“冠”字之误，庚辰本也照错不误，如“博得虚名在”的“博”字，己卯本误写成“慱”字，庚辰本也同样照抄不误。特别是己卯本第五十六回末尾“只见王夫人遣人来叫宝玉，不知有何话说”这句的右下侧，写着“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一行小字，这行小字并非正文，而是本回抄手给下回抄手的提示，让他接写“慧紫鹃试忙玉”这一回，谁知庚辰本的抄手竟然也照抄不误。五、大家知道，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因而抄手避“祥”字、“晓”字的讳，因为老怡亲王名“允祥”，第二代怡亲王名“弘晓”。细检庚辰本，在第七十八回《芙蓉诔》里，有“成礼兮期祥”的句子，而这个“祥”字，却避讳写成“ ”，与己卯本里避祥字讳写成“ ”一模一样。六、庚辰、己卯两本有部分书页抄写的笔迹相同，显系一人抄下来的。这就是说，己卯本的少数或个别抄手，在完成了己卯本的抄写以后，又参加了庚辰本的抄写，如两本第十回的首半面，笔迹完全相同；两本第十一至二十回的总目，笔迹也完全相同。

以上六个方面的特殊的相同点，并非是细节的相同，乃是全局性的相同，这些相同点，自然对研究两本的关系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是不能对它无视或忽视的。1977年夏天，当我刚刚发现和揭示出两本之间的这些特殊的共同之点时，真正是欢喜无量，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现两个珍贵的早期《石头记》抄本之间的这种特殊密切的关系。当时我曾判断说庚辰本是从己卯本过录的。我作出这个判断主要是为了要说明吴世昌先生认为庚辰本是由四个本子拼挑的这个结论的不科学性和主观猜测性，说明吴先生对庚辰本的这种判断和贬低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由于这许多两本内在的相同点的被发现，由于庚辰本与己卯本两本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的被揭示和被确认，吴先生对庚辰本的错误判断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自从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再也没有人坚持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等的错误说法了，再也没有人彻底否定庚辰本与己卯本的特殊密切的关系了，这不能不说是《石头记》抄本研究上的一大突破，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不能依个人的爱憎而转移的。吴先生是我的前辈和好友，我对他的学术成就和耿介的胸怀非常尊敬，我虽然与他激烈地争辩，但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之情，我认为在学术是非的面前理应直陈己见，这才是一个追求学术真理的人应有的品质和气度，如果在学术是非面前也是唯唯诺诺、随人俯仰，或迎风摇摆，那就失去了一个学人应有的品格。我与吴先生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共同的认识之下展开的，所以这种得失，无损于吴先生的光辉和成就。相反，我们却一直在怀念着他。因为学术，多么需要富于学术勇气和追求热忱的人啊！

以上是我与吴世昌先生关于庚辰本的争论的情况，我的文章发表后，自然也有与我争论的文章。争论最主要之点，是说庚辰本并不是直接从怡亲王府过录的己卯本抄的，也即是说现存己卯本并不是庚辰本的底本；另外，也有人认为现存的己卯本并非怡亲王府抄藏的原本，而是根据怡亲王府抄本的过录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现今影印的己卯本，是我“用主观看法去改变己卯本本来面貌” 。

上面第一种意见，是对认为现存庚辰本是从现存己卯本过录的这一意见提出的怀疑。经过思考，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庚辰本与己卯本的特殊密切的关系已为大量事实所证实了，但这两个本子之间还存在着矛盾，我在写《论庚辰本》一书时，已有所觉察，我说：

当然在作了这样的推测以后，我们也还没有把矛盾全部解决。庚辰本的正文与己卯本的正文除上述这些情况外，还有差异之处，这就是句子中间往往庚辰本有个别字或词（不是指整句的）与己卯本不一样，庚辰本上这一类的异文究竟来自何处，在己卯本上同样查不出修改的痕迹，既不是“径改”，也不是“贴改”，更不可能是“夹条改”。那末，这类异文只能是边抄边改，如果是个别的文字，还可以认为是抄手的笔误，但这类文字数量虽不甚多，但也不是极少。总之有一定的数量。那末，它是抄手随意妄改的吗？我认为不可能，其理由已如前述，那末， 竟是过录者手边另有别本参照吗？ 在没有资料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确断。总之， 在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全过程中 ， 我们还有这一个环节没有弄清楚 。 那末 ，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 ， 留待大家来解决罢 。

然而，当时我的思路被刚刚揭示出来的两本大量相同之处所吸引着，以至于对这些异文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进一步的思考，把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又放了过去。现在由别的同志提出来并且深入探讨下去，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质疑和研究，看来现存庚辰本并不是从现存己卯本 直接 过录的这一点，已可以取得共识。但是庚辰本与己卯本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共同之点呢？它们是共同的父本呢？还是共同的祖本呢？这还需要进一步地解决。然而不论如何解决，终究摆脱不了庚辰本与己卯本已被揭示出来的这种特殊密切的关系，而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它决定着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很近很近的血缘关系，从而也就决定了庚辰本决不是由四个本子拼抄而成的。

还有一点也可以取得一致的认识，就是己卯本上部分朱笔校改文字，实际上是陶洙据庚辰本回校添加在墨书正文之旁的，并不是作者庚辰秋定文字的过录，而我却误把这些文字当作是作者庚辰秋定文字的过录，又误以为现存庚辰本的正文是据这些己卯本上的朱笔旁改文字和正文一起清抄成庚辰本的正文的，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明确认识了这一点，那末对己卯本的认识又清除了一层障碍，这要感谢大家的贡献和对我的指正。这一情况，竟与当年红楼梦稿本新发现时一模一样，当时不少人把红楼梦稿本的墨笔旁改文字误认作高鹗的改稿，而且这一谬误，并不始于现在，早在道光、咸丰年间的收藏家杨继振收藏时就产生了，而纠正这一谬误，指出这些旁改文字不过是后人据程高本转校上去的这一事实，却直到近年才做到。原先的这个错误认识，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相比之下，我的错误认识，在很短时间内就得到了纠正，这不能不说是幸事。由此可见对一个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不可能一次完成，我们需要的是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肃科学的态度。

上面第二种意见，即认为现存己卯本并不是怡亲王府抄本的原本，而是怡府抄本的过录本。对于这个问题，在当时（1974—1975）我与吴恩裕先生，可以说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己卯本上的避讳，接着又从《怡府书目》的原抄本上看到有同样的避讳，看到有怡亲王的图章等等，我们就深信不疑这是怡亲王府的抄本了，就是现在也还没有能动摇我的这种信心。但科学的问题是不能有半点含糊的，既然有人提出了怀疑和发现了矛盾，那末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容思索和无可思索的。至于我自己此时的认识，我认为己卯本上避讳不彻底的情况，并不能完全否定它是怡府的原抄本，因为这种手抄本很难严密到一无遗漏，特别它避的只是家讳，不是避的皇帝的讳，所以抄手有遗漏是完全可能的。只要看庚辰本上避康熙的讳也是不严格和不彻底的，就是说在庚辰本上，“玄”字大多是缺末笔避讳的，但也有几处未避讳，那末，我们难道能根据这几处的未避讳，就否定庚辰本是乾隆抄本吗？职是之故，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思考，但还不足以据此而推翻它是怡府抄本的结论。

至于第三种意见，我认为是一种误解，我已经在《关于己卯本的影印问题》一文里作了详细的说明，在影印己卯本上清除陶洙从甲戌本和庚辰本上过录到己卯本上的文字，是为了恢复己卯本的原貌，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己卯本上的文字，陶洙有明文交代，“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朱笔依样过录”，甲戌本“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非常明显，这些文字本不属己卯本，清除它只不过是为了尽量恢复己卯本的原貌，如果连这些文字都算作是己卯本的原貌了，则这样的理论，实在不敢闻教。

至于说批评现在的己卯本没有影印好，有许多谬误，那末虽然这个工作并非是我做的，而且出版社的领导还当面向我表示歉意，说他们做的工作却让我去受指责，而且当时我也确实写信不赞成他们这种修版的情况，尽管如此，我也愿受批评。因为初版的影印己卯本，确实有不少不当的地方，例如现存己卯本的第一页A面是空白页，四条护官符的一整张贴条，及“昌明隆盛之邦”的贴条都一起在B面上，现在却将四条护官符印在A面，右下角又加了一个北京图书馆的藏章，这完全是加上去的，并非原有；又如第十九回第十页A面第六行正文下双行小字脂评云：“一段情结，脂砚。”修版时不知何故竟将“脂砚”两字删去（在平装本上已恢复）；再如第六十二回第十页A面天头（第四行顶部）己卯本上原无朱笔“我”字，现在影印本上却忽然添了一个朱笔的“我”字，这种情况实在是莫名其妙，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例子还有，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以上这些错误，我曾写了校记交出版社，后来在重印平装本时这些错误改正了，但校记没有印在书后。尽管以上这类错误也是我事先不知道的，但我与此书的影印是有关的，要批评我也未尝不可。可惜这类非常明显的错误却无人指责。

不管怎样，通过对拙著《论庚辰本》的讨论和对影印己卯本的讨论，使我们对庚辰本和己卯本的认识，又大大深化了一步，而这种深化才是学术上的真正的进步，我为此而非常感谢这种批评和争辩。

归根到底，庚辰本与己卯本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庚辰本不是四个本子抄拼的，庚辰本与己卯本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的价值，而且己卯本与怡亲王府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很可能进一步而与曹家有关系，尽管我们不能确证，但这样的线索，无疑是不应轻易放过的。 ry1E39u53Lx+uPTTGoIWa630qFBBRiu9JATk7FweAQFmcto7Qx0CZLDnRk2Ig8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