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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湘江，是一条宽阔的碧绿的江水，今天却成了血的河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最后几天，从江西苏维埃区域过来的中央红军，在桂林以北的湘江边被阻止住了。在此以前，他们已经冲破了三道封锁线，转战了两千三百余里。不消说崇山峻岭间的崎岖道路、林莽荆榛，早已将他们的草鞋磨穿，军衣挂得破破烂烂；而连续的转战奔波，敌军的穷追不舍，难免使具有钢铁意志的人也感到疲惫。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反共人物蒋介石，又一次看到消灭红军的极好机会，于是调集了四十万人的兵力，企图将八万之众的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而红军却必须拼死突过湘江。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战略意图是要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求新的发展，而且在此时此刻，任何的后退甚至犹豫就是死亡。于是，红军的统帅部将它的最有力的一、三军团置于两翼，以五军团殿后阻止追击之敌，决心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迅速渡江。位于右翼的第一军团，本来要抢占全州，由于何键指挥的湘军已先期占领，只好占了全州以南三十里脚山铺一带小山。这时何键将军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这等厚恩岂可不报，于是日夜督促他的四个师实施突击。这样，脚山铺一带小山就日夜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位于左翼的第三军团，这时正与桂军激战于灌阳，也杀得难解难分。红军总部选择的渡河点，是南起界首北到凤凰嘴的几个渡口。因时届冬初，有些浅水处可以徒涉，要过起来本不是难事，但是由于中央及军委纵队，负载甚重，行动迟缓，所以掩护部队不得不坚持苦战，付出沉重代价。
昨天，十一月三十日，两军的激战进入高潮。扼守在脚山铺一带小山上的红一军团，在优势敌军连续的冲击下，伤亡惨重，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尖锋岭等阵地先后失守，不得不退入夏壁田、水头、珠兰铺、白沙，构成第二线阵地。整个看，这一带地形相当开阔，从湘江两岸直到西面一带大山，几十里内，全是坡度很缓的起伏地，高处满是幼松，低处尽是稻田。稻田已经收割完毕，原野显得十分空旷。加上一连几天都是响晴天气，这就给敌人的空军以极好的机会。从早到晚，几十架敌机大显身手。它们飞得只比树尖高一点，得意洋洋地轰炸扫射着渡江的红军。那些从浮桥上行进的和在江中徒涉的红军战士竟无能为力，成批地倒在江水里，漂在江水上，把碧绿的江水染成了红色。
按红军总部命令，今天，是突过湘江的最后一天，也是何键将军作最后努力以求一逞的一天。这样，战斗就比昨天还要激烈。从一早起，隆隆的炮声和稠密的枪声，就像海水起大潮似的一阵高过一阵。尤其北面白沙、夏壁田一带显得激烈。飞机也从微明时分出现，沿着湘江盘旋飞翔。所幸的就是红色指战员望眼欲穿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终于踏上了在界首镇搭设的湘江浮桥。
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天空只有几片薄云。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纵队从东山里出来，越过湘江，正向西面一带大山急促行进。他们多数着灰布军衣，缀着红领章，戴着有红五星的小八角军帽，身后背着斗笠，脚下穿着草鞋。还有不少穿着便衣、头上缠着黑布的农民羼杂其间，他们是长征前的那次“扩红”到部队来的。如果细看，很容易看出，这是一支非战斗部队。行列里骡马多，担子也多，还抬着一些笨重的东西。看样子他们已经走了整整一夜，脸色发青，显出相当疲倦的样子。但早晨的冷风一吹，加上盘旋的敌机在头上不断光顾，把瞌睡都赶跑了。他们只在敌机轰炸扫射时，稍稍躲避一下，飞机刚刚越过头顶，就又紧张地向前赶去。
这时，在湘江东岸，从队伍里出来两个人，一个骑着红马，一个骑着黑马。他们岔上一条江边小路，似乎要赶到前面的样子。后面还跟着十几个人。骑在红马上的那个人，面容消瘦，神情严肃，颔下飘着长须，实际上不过三十八九岁的样子。从他那充满着聪颖、智慧、坚毅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很容易看出，他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骑在黑马上的那个军人，年纪大一些，完全像个老农民，满脸都刻着皱纹，就像赤铜雕刻一样，显得十分坚实。他的神态虽然也相当严肃，但从他的嘴角，甚至从那些皱纹，都可看出他本性的慈祥。这正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他俩的眼睛都布满红丝，仿佛有几个晚上不睡觉了。今日凌晨一时半，他们给一军团下了紧急命令，要求一军团“无论如何，要将向西的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紧接着，又在三时三十分，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指令一、三军团严格执行。直到凌晨五时，他俩做了最后布置才从后面赶来。尽管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正在渡江，但随着北面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两人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们在马上不时转首向北，望着炮弹掀起的一片浓烟，判断着战场的形势。
前面不远处就是湘江。红军沿路丢下了不少笨重东西，愈往前走，丢弃的东西愈多。在一处稻田里，他俩看到有好几架铅印机和石印机歪倒在那里，上面还缠着粗绳，插着杠子，附近却是一摊一摊的血迹，想来是刚才飞机轰炸，抬机器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就把机器委弃在这里了。他们很熟悉，这正是中央苏区印刷厂的东西，许多印刷品，包括《红色中华》和中华苏维埃的钞票，都是这些机器印制的。他俩皱了皱眉头，谁也没有说话。
在前面一行柳树下，燃着几堆大火。旁边站着几个红军干部，神色黯然。周恩来和朱德下了马，走到近处一看，原来他们正在焚烧书籍文件。秋风卷着火舌，一本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他们平日奉为珍宝的书籍，正在化为灰烬。
周恩来忍痛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是中央党校的。”一个干部答。
几个人见是周恩来和朱德，神色十分激动，纷纷说：
“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你们处分我们吧！这些东西我们实在背不动了……”
“许多同志都负伤了……”又一个说。
他们说着，难受得哭起来了。
周恩来看见文件已经烧完，书籍还要烧很长时间，就挥挥手说：
“快走！再晚就过不去了！”
说过，就和朱德一起来到江岸上。往下一看，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触目惊心的场面，使他们的脸色立刻变了。面前，在二三百公尺宽的江面上，星星点点，不断漂过红军战士的尸体、死亡的骡马，以及散乱的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钞票，还有红军战士圆圆的斗笠……红色指战员的鲜血已经染红了江水。
这种场面，使久经战阵的人也不免痛心疾首。周恩来不禁低下头去。朱德那张农民脸绷得像铁板一般。他们竟好半天没有说话。
“快走吧，飞机又转过来了！”周恩来的警卫员小兴国尖着嗓子喊道。
周恩来和朱德这才转过身来，沿着江岸向南面界首渡口走去。警卫员为了减小目标，隔了一段距离，拉着马走在后面。
界首，坐落在湘江西岸高高的河岸上，南距兴安三十余里，是一个约有三五百户的小镇，一色青砖瓦房。红军用许多小船相连接，在这里搭了一座浮桥。浮桥上正川流不息地通过红军队伍。周恩来和朱德从队伍旁边走了过去。桥头上一片人声、骡马的嘶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在高高的江岸上，有一座高高的祠堂式的房子，两边翘着风火墙，门上刻着“三官堂”三个字。房子前面，有一个颇为粗壮的军人，在那里背着手踱来踱去。他不时地看看浮桥上行进的部队，向旁边的人说一两句话。周恩来立刻认出，那是彭德怀，他正同他的参谋人员在这里指挥渡江。
彭德怀也看见了他们，停住脚步，不无埋怨地说：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拖不动哟！”朱德一面说，一面同周恩来上了江岸。
“带这么多东西，像打仗吗？”彭德怀带着一股气，又说。
“这问题要解决，代价确实太大了。”周恩来深有感慨地点了点头，又望着彭德怀问，“博古同志过去了吗？”
“过去了，还有那个李德。”彭德怀扭扭脖子。
“毛主席呢，过去了吗？”周又关切地问。
“没有看见，”彭德怀摇摇头，“也许还在后面。”
“还有稼祥同志、洛甫同志呢？”
“也没看见。”
这时，周恩来眼睛暗了一下，添了一层愁容。朱德也不免有些着急，问道：
“老彭，现在情况怎么样？”
“就是北面何键攻得凶，这个狗娘养的！”彭德怀狠狠骂道，“刚才我还同林、聂通过电话，他们打得苦
！有一个团被敌人包围住了，后来突出了两个营，又钻到敌人堆里去了。伤亡很大！有好几个团的干部负伤、阵亡！我再同他们联系，电线断了……”
“南面呢？”
“灌阳也打得很激烈。伤亡也不小。”彭德怀指了指西南方向，“兴安这边缓和一些。”
“白崇禧这家伙很狡猾。”周恩来微微一笑，“他就是要保住广西，既怕红军入境，又怕蒋介石的中央军进来。”
这时，忽然响起防空号声，接着下面一片惊喊：“飞机过来了！飞机过来了！”说话间，几架敌机已经擦着地皮猛袭过来。“轰”、“轰”几声巨响，浮桥两侧的江水里，立刻腾起高高的水柱。桥上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由于人们争着过桥，拥挤不堪，有许多人和马掉到江水里。后面的敌机紧跟着发射机关炮，射杀着桥上和落水的人们。红色战士的圆圆的斗笠，顷刻又在江面上星星点点，漂起了一层。
“你们快到那面去！”彭德怀一面推着朱德和周恩来到北面一带柳丛里，一面对着下面高声喊道：
“不要拥挤！不要停止！不要管天上，它抓不了人！”
周恩来和朱德也站在江岸上，挥着手喊：
“同志们！快走啊！这里停不得！”
那些趴在地上和乱藏乱躲的人们镇定了。他们从地上爬起来，在机关炮“咕咕咕”的射击声中站起来，继续前进。伤员们也挣扎着站起来，互相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走着，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洒着斑斑血迹。轰炸的烟尘过后，江面上又是一片片红军战士的尸体、圆圆的竹斗笠、缀着五星的军帽、文件和中华苏维埃的钞票……
彭德怀偏起头看了看低飞的敌机，骂道：“好个狗娘养的！”一面对参谋吼道，“防空哨怎么还不打呀？快打！”
三声长号音过后，隐伏在江岸上的轻机关枪猛烈地对着敌机射击起来，敌机眼看着飞得高了。渡江的红军更加沉着地向前行进。
而这时北面的炮声却愈来愈近，枪声也响得更加繁密，这是阵地有可能南移的征兆。
彭德怀望望周、朱二人，不安地说：
“总司令，我看您和周副主席快走吧！”
“恩来，你先走。”朱德说，“我还要到一军团看看。”
“算喽，我看不要去吧！”周恩来说。
“不，情况可能有变化。”他谛听着炮声。
周恩来还想劝阻时，朱德摇摇手，诚恳地说：
“恩来，你先到油榨坪去吧，赶快把电台架起来，掌握全盘要紧。”
“好，那就听你的。”周恩来说过，转向彭德怀郑重地说，“老彭啊，无论如何，你们要守到下午五时，掩护全军渡江完毕；一定要等毛主席他们过了江才能撤退；撤退前还要向军委报告。”
彭德怀点点头，以一个老军人的风度接受了命令。周恩来同朱、彭握手告别，率领着他的一行人向西去了。
西面是一带大山，全笼在紫郁郁的云霭里。这里进入广西有三个山口，一个是青坪界，一个是三千界，一个是打鸟界，都是巍峨的崇山峻岭。中央和军委纵队正是通过开阔的起伏地向三千界前进。周恩来随着前面的队伍走着，走至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面炮火掀起的滚滚浓烟，已经逼得很近，最多不过二十里路；南面隆起的一带小岭，正是三军团与桂军对峙之处，近在目前，不过二三里路。就是这么一条窄窄的甬道，千军万马向西疾驰。最可怜的是那些伤兵，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走得那么艰难。
周恩来登上三千界的顶峰时，已将中午。他往西一望，远远近近，苍苍茫茫，真是一片山海。山都是那样高，在江西数年间走过不少山，也没见过高得那样出奇。他回首东望，方圆五六十里的战场，仍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湘江像一条带子，弯弯曲曲地伏在脚下。他取过望远镜凝神观察，界首渡口，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大部分似已过完，只是后面还有一小批一小批的零散人员。再看看凤凰嘴和太平渡两处渡口，也是这样。他心里觉得稍稍轻松一些，但是殿后部队——五、八军团，是不是过来了，还是疑问。想到这里，心里又沉重起来。至于湘江，从望远镜里仍然可以看到水流里星星点点，那是漂浮着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周副主席，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警卫员小兴国说。
周恩来在山垭口坐下来。他脱下黑布鞋倒了倒土，这才发现鞋底已经磨穿，前脚掌处有一个圆圆的大洞。另一只也是一样。他不禁笑着说：
“我说怎么老觉着硌脚呢！”
“哎呀！”小兴国埋怨说，“周副主席，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几天没有脱鞋睡觉，我怎么知道？”
“都怨我。”小兴国自责地说，一面赶快跑到红马那里，从马褡子里摸出一双草鞋，给周恩来换上。然后，他把两只布鞋远远地扔到山下，一笑说：
“给国民党留点纪念品吧！”周恩来和别的警卫员都笑起来。
山垭口下去，是一大片雾森森的树林。那里围着一群红军战士，还传出争吵的声音。周恩来听了听，听不真切，就立起身来，向那群人走去。走到近处，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原来，党中央的总书记博古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神情异常激动；地上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腿上和头上都缠着绷带，神情也同样激动，还不断地挥着手叫。那个个子矮矮的、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少共”中央局书记，也站在旁边。周围还站着一些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正在行军中的红军战士。只听那个伤员激愤地喊道：
“……你究竟要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是问你，你究竟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不能容忍你这种问话，我也不能回答你这种毫无礼貌的问话！”博古也愤怒地叫道。由于脸上冒汗，他的近视镜老是向鼻尖滑落，他向上推了一推。
“这怎么是没有礼貌呢？”那个伤员挥着手分辩道，“你是总书记，我是党员，我有提意见的权利！不光是我，我们许多人都是有意见的！你知道我们怎样同敌人拼的吗？为了掩护中央，流血牺牲，我们没有意见；可是，你们迟迟不来，我们一个团快拼光了！我们政委和几个营长都牺牲了，我们团是一千八百人哪，现在不到五百人了！……我、我……”
由于伤员过分激动，说不下去，满眼是泪，竟哭起来了。
矮矮个子、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少共”中央局书记看不下去了，他向着担架迈了两步，指责道：
“你这是干什么！中央压制民主了吗？不让你们提意见了吗？”
“我们有意见敢提吗？”伤员反问，接着又气愤地说，“好，今天你让我提我就提。我一九二八年就参加了红军，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我全参加了，为什么前四次仗打得那么好，为什么你们一来弄成了这个样子，把我们的根据地都丢掉了？……”
伤员的话还没有说完，“少共”中央局书记像公鸡斗架一样地伸长了脖子，鼓着眼睛狂叫：
“你这是怀疑中央！是反对党的路线！是反对国际！今天要不是看你负伤，你要马上受到党的纪律制裁，我要马上开展你的斗争！”
周恩来听到这里，立刻分开众人，站在人群中央。他向围观的人挥挥手说：
“同志们快走，快走！这有什么可看的嘛！”
大家一看是周副主席，神情相当严肃，就纷纷散去。
周恩来接着走到担架旁边，对伤员平静而又严肃地说：
“在我们党内，对任何人有意见都可以提。但是像你今天这样激动，这样对总书记就不恰当嘛！”
说到这里，语调变得和缓了一些：
“你是哪个单位的呀？担任什么工作？”
“我是一军团的，担任团长。”
“你的名字呢？”
“韩洞庭。”
“哦，韩洞庭？”周恩来立刻想起了什么，说，“四次反‘围剿’活捉敌师长陈时骥的不就是你这个团吗？”
“是。”韩洞庭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一红。
“听说，你过去是安源煤矿的矿工？”
韩洞庭点了点头。
“那你参军很早了嘛，就更不该这样嘛！”周恩来说，“你提的几个意见，都是很大的问题，这要中央好好讨论，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应该有信心。这次过湘江，我们的确付出很大代价，教训很沉痛，但毕竟是过来了，过来就是胜利！你那个团受损失很大，今后还可以补充嘛！凡是有穷人的地方，凡是有剥削、压迫的地方，就会有人参加红军，你信不信？”
韩洞庭望着周恩来和悦地点了点头，刚才的怒火似乎消失了一多半。
周恩来见他的情绪缓和下来，立刻扫视了一下几个担架员说：
“你们快赶队伍去吧！韩团长的伤不轻，路上要注意一些。”
几个人连忙抬起担架，周恩来又握着韩洞庭的手说：
“那就好好养伤，早点回去带好部队！”
“好，好，周副主席！我一定早点回来！”这个粗犷的矿工，眼睛闪着泪光，语调里甚至露出几分温柔了。
送走伤员，周恩来看见博古仍然余怒未息，就走上前去，攀着他的肩膀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温和地说：
“博古同志，这次过湘江，我们的确损失很大，同志们有些怨气，言词激烈一些，我想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我想你不会在乎这些。”
博古还没有说话，那位“少共”中央局书记又摆出公鸡斗架的样子，伸着脖子说：
“仅仅是言词激烈的问题吗？这是路线问题，是反对四中全会的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我看不要这样说。”周恩来态度相当严肃，“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反对党的路线，那么，党员谁还敢讲话呢？党员不敢讲话，这个党就完了！我看有问题慢慢讨论，不要意气用事。”
说过，他狠狠地看了“少共”书记一眼。迫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少共”书记没敢立刻反驳。
“恩来同志，”博古极力使自己的语调平缓下来，“今天的事，表面看是对我个人的污辱，实际上也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污辱。你听他说，是我们来到苏区以后才搞糟了，是我们把苏区丢掉了。这不是否定四中全会的路线吗？我认为，四中全会以来，我是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的，成绩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容讨论，我想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周恩来平静地说。
“解决得了吗？”博古鼓起眼睛反问，“我认为，党内反国际路线的影响一直很大，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许多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的。”
周恩来淡然一笑。博古不容他说话，又说：
“难道韩洞庭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说吗？不，从江西出发，我一路上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这些我不是不知道的。今天过了湘江，许多人竟然公开谩骂我和李德同志，因为他们不认识我，都被我听到了。他们简直是走了一路，骂了一路！刚才这位伤员，我本来好心好意慰问他，问他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竟当众污辱我……”他越说越激动，涨得满脸通红，激愤而又痛苦地说，“大家都这样看我，我还怎么领导，怎么工作？今天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我不是不难过不痛苦啊！恩来同志，我确实也没法向全党交待，向国际交待……”
说到这里，他那年轻的脸痛苦地抽搐着，头像要爆裂似的，他的手伸到腰间，抓住手枪，猛地抽了出来，对准了自己……
幸亏周恩来早有提防，手疾眼快，把手枪一把夺了过来，一连声说：
“不要激动！博古，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
说着，将他的手枪交给博古的警卫员。但是，博古什么也不想再说，颓然地靠在那棵大树上，不言声了。
周恩来见博古的情绪如此激动，不宜再谈下去，就回过头说：
“小兴国！你的水壶里还有水吗？”
小兴国立时递过水壶，周恩来亲自将壶塞拔去，递到博古手里，温和地说：
“喝点水吧！问题以后再谈。我们得快点赶到油榨坪去，后面的部队还不知道是否过江了呢！”
博古喝了点水，平静了些。周恩来让警卫员把他扶上马去，然后一同上路。这时，山谷里十分幽静，崎岖的山径上不时传出嘚嘚的马蹄声。
从湘江的浮桥上过来一副担架，颠簸在浓烈的硝烟中。由于飞机轰炸，担架走走停停，有时又被蜂拥前进的队伍挤到旁边，在队伍里就掉得愈来愈远。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地跟着它，保护着它。
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头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文弱书生内在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刮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烂烂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学校，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在那里办学，这就是邓中夏。此外，瞿秋白、沈雁冰、施复亮等都在那里教书。王稼祥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他聪敏好学，又有些英文底子，俄文学得很快。不到两年，他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一九三○年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王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成为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同毛泽东共事之后，竟合作得不坏，并且常常流露出对毛泽东的钦佩，这难免就使事情复杂化了。
现在，担架随着队伍进入一带密密的松林。飞机暂时看不见他们，人们的心情就变得舒缓一些。王稼祥也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这时，他听见前面队伍里有几个人正在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语。声音不算很大，但还听得清晰。
只听一个江西口音说：
“王参谋，这到底是上哪里去呀？”
“不是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去吗？”一个福建口音回答。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
“能够会合吗？”
“鬼才知道。”
“唉！”那个江西口音的叹息了一声，“前四次反‘围剿’打得多痛快，一次就消灭他好几个师，俘虏是成千地捉，光师长就抓了好几个；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搞糟了，连苏区也丢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那些‘洋房子先生’搞的！”
“我看也是。”江西口音的说，“莫斯科的‘洋房子’又加上上海的‘洋房子’……”说过，哈哈大笑。
“还有‘独立房子’！”福建口音的也哈哈大笑。
“你常见‘独立房子’吗？”江西口音的停住笑问。
“怎么不常见，可是我怕见他。”
“也不过鼻子高一点，有什么可害怕的！”
“咦，那人长着一对猫眼，黄眼珠，一瞪可真吓人！”
“你少见他一点就是了。”
“我们这搞事务工作的，少见也不行。他三天两头叫去训我。难伺候啊！他挑警卫员要一般般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鞴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点灰，就要骂人。有一次，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为什么？”
“那一次，我骑着马去给一位首长送信，离他的门还有好远，就被他叫下来，大骂了一顿，问我懂不懂红军的规矩。你猜是为什么？原来是我过他的门前没有下马。”
“听说，‘独立房子’一天吃一只鸡？”
“鸡？还得有咖啡呢！”
“听说，他烟抽得也凶？”
“对，美丽牌的罐头烟，一天一筒。你看前边还给他担着整整一挑子呢！”
“这也太过分了！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吃筲子饭，一人一份，一点不能多吃，吃点南瓜豆腐菜，剩点菜汤加点开水一喝就完了，‘独立房子’怎么这样？总书记就不说说他！”江西口音的有点气愤了。
“唉，说他？言听计从噢！什么事都是‘独立房子’说了算！”
“哼，要不然他也许还不这样呢！”
说到这里，谈话停下来。好像彼此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阵子，只听江西口音的又问：
“毛主席呢？”
“他不管什么事了，出发前听说住在一个山上。”
“现在呢？”
“听说他跟着中央纵队走，身体坏得厉害，现在不知道过来了没有。”
“唉，什么时候……”
话声停下来，好像彼此都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担架走出了树林。路上又是人流滚滚，尘土飞扬。王稼祥从担架上侧起头来，望了望那两个说话的人，一个是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另一个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小参谋肖明。这两个参谋今天公然议论“朝政”，而且语多不敬，要搁平时，至少要受到特派员的注意和查问，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毛泽东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毛泽东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料，所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
！”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惟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的谈话，又一次勾动了他心之深处的情愫，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哎哟！”只听担架上叫了一声。原来一头驮炮的骡子挤上来，几乎把担架撞翻，担架员打了好几个趔趄，才站定了脚步。
“你们长眼睛了吗？”几个担架员瞪着炮兵狠狠地骂道。
年轻的医生小彭和几个警卫员，也纷纷赶过来责问：
“把首长碰坏，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算了，算了，”王稼祥摆摆手，“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担架停在路边，等炮兵过完，才继续上路。
路上又歇了几次，才爬上三千界的山垭口。王稼祥向西一望，紫蒙蒙的云气一片迷茫，在那层层叠叠的山海上，停着一轮血红的落日。
“咱们歇歇吧，同志们也太辛苦了！”
王稼祥招呼担架停下来。他自己离开担架活动了一会儿，随后要过望远镜，站定那修长的身子向东凝望。只见界首浮桥那里，已不见人影，显得气象森严，仿佛部队过完，指挥部已下令封江。北面一带松林中，枪炮声也渐渐稀落，自北而西的条条道路，都有红军密集的队伍，正向西面一带大山撤退，那想必是鏖战数日的一军团了。而那弯弯曲曲的湘江上，仍然断断续续地漂浮着尸体、圆圆的斗笠和文件……
这时，飞机又在上空出现。人们正在纷纷隐蔽，下面山径上却有几个人不慌不忙地走着，后面还跟着一匹白马。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步态悠然，若无其事的样子。警卫员小丁一看急了，就尖着嗓子嚷道：
“那是谁？注意防空啰！”
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停住脚步，仰起头看了看飞机，见飞机拐了弯，就又走起来，还是那样步调悠然。小丁还要再喊，被年轻的彭医生止住：
“你瞧，是不是毛主席过来啦？”
一说是毛主席，王稼祥急忙收起望远镜，往下一看，见前面那个高个子微微驼背的姿势，果然像毛主席，就往下迎了几步。
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警卫员，已经走了上来。王稼祥仔细一望，见毛泽东面容黄瘦，颧骨高耸，疲惫之中还带着病容，显得相当憔悴。过长的头发从他那八角军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雨伞。
不知怎地，王稼祥顿然升起一种怜惜之情就走上去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你的身体看来很不好呀！”
“主要是睡眠不好。”毛泽东微微一笑。
接着，他关切地问：
“稼祥，你的伤怎么样啦？”
“还没有太恶化。”王稼祥指指山垭口下面的担架员，“就是苦了他们。”
说着，他拉着毛泽东，靠着一棵大树坐下来，颇为感慨地说：
“真没想到，今天遭受这样大的损失！”
毛泽东低下头想了想说：
“大概也只能如此！”
“你看，这种打法行吗？”
毛泽东笑了一笑：
“这叫‘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这种局面能继续下去吗？”
听见这话，毛泽东蓦然一惊，侧过头来望了王稼祥一眼，没有说话。
王稼祥聪敏的眼睛一闪，知道毛泽东不好说什么，就接着说道：
“现在实际上就是李德专权，博古什么都听他的。应当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眼睛一亮，像电花闪了一下似的。但是，他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儿才说：
“办得到吗？”
王稼祥似乎胸有成竹：
“我想提出，开一个会，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
“那好。”毛泽东紧紧握住王稼祥的手说，“恐怕还得活动活动。”
两个人站起来，都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先送王稼祥的担架上路，随后跨上白马。
夕阳已经落山，山路渐渐融进夜色里。毛泽东听着嘚嘚的马蹄声，眼前出现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而首先出现的一幅画面，是江西宁都的一座祠堂。那时也像现在这样暮色低垂，会议经过对他的激烈批评之后，要最后决定了。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有三个人是不同意让他离开部队的。一个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那个脸上已经开始出现皱纹的，完完全全像老农民的朱德。你想不到这个一天到晚对谁也笑嘻嘻的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如此倔强。他的嘴角下垂着，灼灼的目光凝视着屋角，就像大山一样岿然不动。而另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积极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第三个就是这位年轻的、修长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毛泽东，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就萌发在心底了，这幅图画就像刻在心上似的终身难忘。今天，他又看到这只年轻的手要支持他了。在深浓的暮色里，他脸上出现了长期不曾出现过的从内心里露出的微笑。……
周恩来和博古一行，于黄昏时分赶到油榨坪。
油榨坪是山坳间的一座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只不过一二百户人家，只是一道小小的市街而已。街上都是古旧的木板房，有十数家店铺。小镇南面有一道不算很窄的小河，那就是资水；不过她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北面几十里外就是她的源头，名叫资源。
警卫员们很快就找到了总部。因为那时穷苦人家房子窄，无法悬挂地图，总部多半设在地主的庄宅。而且那门口总架有横七竖八的电话线，夜里常挂着一盏马灯，那是为了夜间送信的通信员容易辨认。现在，在靠河边的一处院子门口，一盏挂在树上的马灯，已经亮起来了。
周恩来和博古刚要跨进院落，听到里面有喝骂声和争吵声。他们走进门口一看，见李德站在上房屋高高的台阶上，叉开两腿，瞪着一双黄眼珠，正在高声斥骂。台阶下站着八军团一个年轻的师长，衣服挂得破破烂烂，还沾着不少血迹；旁边立着一个身着便衣的年轻妇女，低着头满面通红。周围站着总参谋部的作战局长和几个参谋。细看那位师长，虽然是立正姿势，面部却流露出不满甚至是轻蔑的表情。
身躯高大的李德，见周、博二人进了院子，立刻走下台阶，迈开大长腿跨了过来，先声夺人地说：
“临阵脱逃！简直是临阵脱逃！一个师长竟出了这样的事！如果不执行纪律，还能打仗吗？”
李德懂得三国语言——德语、英语和俄语，就是不会汉语。这次他说的是俄语，经过翻译，虽然尖锐性有所减轻，仍然十分刺人；那位师长又是愤怒，又是委屈，激动得眼都红了。
“你这是污蔑！”他对着李德高叫了一声；随后又转过脸，面对着周恩来。“我们一个师两三千人，打得剩了几百人，我把他们带回来了，怎么能说是临阵脱逃呢？”
“我问你，你守住了我规定的阵地吗？”
“那是因为敌人插到后面来了。”
两个人又吵起来。周恩来看了他们一眼，神色十分冷静，转过脸问作战局长薛枫：
“电台架好了吗？”
“架好了。图也挂起来了。”薛枫很干练地说。
“要赶快了解一下湘江东岸的情况。”
“好。电台已经开始工作了。”
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过脸对着那位师长：
“朱兵，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副主席，”朱兵恭敬地说，“您知道，我们八军团是出发以前才成立的，既没有什么训练，又缺乏战斗骨干，怎么能经得起这种场面呢！我调到这个师工作的时候是提过建议的……”
朱兵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又是共产党员，周恩来那时候就认识他。后来，他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他随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不久以前他是一军团的团长，由于作战勇敢，战功卓著，成立八军团时被调去当了师长。周恩来记得，他当时确实不愿到八军团去，曾经建议把大量新兵补到主力兵团，不要成立那么多有名无实的新部队，但这些意见被博古、李德给否决了。这么一个有累累战功的团长，怎么会临阵脱逃呢？周恩来想到这里，就带着几分笑意问：
“你们八军团现在情况怎么样？”
“被打散了。”朱兵叹了口气，“我们政委和我的警卫员都被打死了。……我过了江以后，碰上李德顾问，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还没听完，就把我带来了，要处分我。”
在朱兵讲话的时候，李德火急火燎地左看看右看看，一个劲地用眼神催促翻译小李。经过翻译，尽管尖锐性有所降低，李德依然吼叫起来，并且指了指那个妇女：
“我们规定，地方的女同志不经批准是不能随队的；而你作为一个军人，丢掉了部队，却没有忘记带自己的老婆。我问你，你知道这个规定吗？”
“我申明，并不是我叫她来的。”朱兵带着怒容说。
那个穿便衣的女同志，原来低着头很害怕的样子，现在一看形势有了变化，胆气壮了，立刻直视着李德说：
“我是带于都的民工来的，是经过县苏维埃批准的，还要经过你的批准吗？我的丈夫在这里，我就是要来！”
一个参谋胆怯地、试试探探地说：
“据我们了解，李秀竹同志确实是经过于都县苏维埃批准的，是从后面赶来的。”
李德见有人竟公然帮助说话，更是火冒三丈；他狠狠地瞪了那个参谋一眼，指着朱兵气势汹汹地说：
“这决不是第一次！你是一贯的游击主义，没有丝毫的正规观念。你的部队纪律非常松懈。有好几次，我亲眼看到，你的通信员经过我的门前，竟然不下马扬长而去。这还像个部队吗？我受国际的委托到这里工作，不负责任行吗？”
说到这里，他怒不可遏，对周围的参谋命令道：
“对朱兵一定要执行军法审判！你们先把他捆起来！”
几个参谋不动，面面相觑，最后都偷偷地望周恩来。
周恩来望望博古，博古一直在旁边踱着步子，像个局外人，默不作声。见此情景，周恩来果断地把手一摆：
“不要！先要总政治部调查一下。”
说过，望望博古、李德说：
“我们还是赶快研究一下现在的情况要紧，这件事就交我处理吧！”
“我还要休息。”李德怒容满面，迈着大长腿跨出了院子。
“我也相当累了。”博古说。
“也好。”周恩来说，“那你们就先休息一下。”
说过，就同薛枫一起上了高高的台阶，在门口回过头说：
“朱兵，你先回去，事情会弄清楚的。你那个部队就是剩下几百人也要带好。”
从朱兵颇有精神的回答，可以听出他的愉快，因为夜色降临，已经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了。
接着，周恩来又用温和的口气对那个妇女说：
“李秀竹同志，这次是长途行军，原来是不准备带更多女同志来的；现在既然你已经来了，就先到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去吧，你看怎样？”
“行，行。”声音模模糊糊的，听得出她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了。
屋里已经掌灯，墙上果然挂上了作战地图。周恩来看了薛枫一眼，相当满意。这薛枫是河南人，也是黄埔学生，人生得年轻漂亮，精明强干。自从刘伯承被李德排挤走之后，总参谋部的许多具体工作都依靠他了。
“快谈谈情况！”周恩来坐在一张竹床上说，“部队都过来了吗？”
“周副主席，您还没有吃饭呢！”
“不忙。”周恩来招呼小兴国，“饭盒里不是还剩下一点吗？你烧点开水我泡着吃。”
说过，又凝视着薛枫。薛枫的脸色一下暗下来，表情相当沉重。他斜睨着地图上像蓝缎飘带一样的湘江，吃力地说：
“大部分是过来了，可是损失太大，八军团基本上散了……”
“他们还有多少人？”周恩来神色冷峻。
“据八军团报告，战斗部队只剩下六百多人。直属机关可能多些。严重的是部队许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组织散漫，每个班自成单位，自由煮饭、睡觉，已经不像个样子。”
“其他部队呢？”
“还有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敌人追击部队包围，没有过来。”
周恩来暗暗吃了一惊。他原来最担心的就是三十四师，因为这个师在全军最后担任掩护。
“你们联系上了吗？”他问。
“电台呼叫了半天，也没有联系上；后来他们自己跑出来了，说是被追敌包围，无法脱身。现在追敌周浑元纵队已经到了文市，而他们还在新圩以东。”
周恩来急步走到地图前，凝视着新圩、红树脚以东一片山地。一个短小精悍的湖南人的身影霍然跃入脑际。这就是二十九岁的师长陈树湘。他是由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由于骁勇善战，今年升为三十四师师长。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呼叫的。周恩来想到这里，心中十分沉重，不禁面对地图自言自语：
“无法脱身！无法脱身！如果今天夜里仍然无法脱身，明天敌人就可能攻占界首，还怎么过得来呢！”
说到这里，他转过身来，又问薛枫：
“现在还能联系上吗？”
“又中断了。”
“要继续呼叫！”
这时，小兴国将热好的饭端了进来。如果在十几分钟以前，这些饭是不够吃的；可是听了三十四师的消息，他的嗓子里就像堵了个东西，肚子很饿，却干着急硬是咽不下去，只好扒了几口，搁在一边，喝起水来。
午夜过后，只听大门外一片马蹄声响，接着通信员嚷嚷着总司令回来了。周恩来披着大衣走到台阶上，借着大门口树上那盏马灯的光亮，看见朱德走了进来。
“总司令，你今天可辛苦了啊！”
周恩来说着走下台阶，把朱德迎到屋里，在灯光下看见他前胸上和裤子上都有斑斑血迹，不禁吃惊地问：
“你负伤了？”
“不，子弹什么时候也不碰我。”朱德嘿嘿一笑。
警卫员解释说，在松树林里碰上一个负伤的小鬼，满身是血，走不动了，总司令就把他抱上马了。
“总司令啊！”周恩来感叹道，“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可是你毕竟是五十的人了，不像我们。”
朱德憨厚地一笑，坐在竹床上，立刻反驳道：
“恩来，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怎么把我的岁数也搞错了？我离五十还有一年多呢！而且不是我夸口，我从小是真正经过劳动锻炼的。”
周恩来笑了笑，一面吩咐给总司令搞饭，一面关切地问：
“一军团那边情况怎么样？”
“唉，我们真要感谢那些英雄们！”朱德不胜感慨地说，“在那一带起伏地上、松树林里，完全是拼刺刀啊！你拼过来，我拼过去。我们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很大。有一个团被敌人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硬是拼出来了！我们真要感谢他们，这些保卫了党中央的英雄！”
周恩来也不断点头赞叹。又问：
“他们都撤出来了吗？”
“都撤出来了。”朱德欣慰地说，“但是，我让他们后面的部队一定要牢牢控制住白沙铺这个口子；同时，我让三军团一定要把界首保持在我们手里，这样来保障殿后部队的安全。”
说到这里，他望望地图上的湘江东岸，关切地问：
“部队都过来了吗？”
周恩来把情况扼要说了一遍。朱德听见三十四师还被包围在新圩以东，脸上的笑容顿然消失，陷入沉重的思虑中了。
“总司令，你看怎样才好？”
朱德沉吟了半晌，抬起头说：
“我看也只有让他们突围。”
“路线呢？”
朱德走到地图前，思虑了好久，说道：
“最好还是在红树脚和新圩之间，乘敌不备突破敌阵，然后由界首以北渡江。”
“这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继续保持界首一线在我们手里。可是，敌人明天很有可能会攻占界首。”
“是的，这是有困难的。”朱德点点头说，“另一条路，就是突围之后，从兴安以南渡江，然后绕回主力。”
“这条路怕不行。”薛枫插话道，“我们刚才向老百姓做了调查。兴安以南虽可徒涉，但西进的道路比较少；而且往西去桂林河不能徒涉，困难也是比较大的。”
室内一时沉默无语，三个人都陷入焦虑之中。
这时，外面有一阵急骤的脚步声，接着机要科长跑了进来，一连声说：
“联系上了！三十四师联系上了！”
周、朱心中惊喜，脸上立刻堆下笑容，忙问：
“是三十四师吗？”
“是的，是的。”
机要科长说着，立刻递过电报。周恩来接过一看，一对浓眉马上皱了起来。他接着将电报递给朱德。这电报是如此简短，除了电头电尾，只有八个字：“处境危急，请求指示。”下面署着陈树湘和师政委的名字。
短短的电报，使屋里的空气更加凝重，似乎又增加了一倍的压力。周、朱二人一时无话，显然都感到为难。因为“指示”容易，而从重重包围中突破敌阵，渡过即将被严密封锁的湘江，却是多么困难。
“请首长快下决心吧，呆一会儿恐怕又联系不上了！”机要科长催促道。
朱德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停住脚步：
“那就只有让他们走我在一九二七年走过的路吧！”
“你说的是打游击？”周恩来问。
朱德点了点头。
“我看也只有这样。”周恩来想了想说，“第一步还是要他们突围，于凤凰嘴一带渡江，归还建制。如果确实做不到，就可以依据兴安以南的山地，团结瑶族人民发展游击战争。”
朱德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立刻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用树枝绑着的小铅笔头，亲手起草电报。写好之后，又看了几遍，然后递给朱德，说：
“总司令，你签字吧！”
朱德签了字，就递给薛枫：
“好，就这样发出去吧！”
当薛枫拿着电报和机要科长走出去的时候，周恩来捂着胸口，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因为他很清楚，等着陈树湘和他的红色战士的，是一种艰险难卜的命运。这时，在周恩来的面前，又出现了湘江，那漂着尸体、文件和圆圆的竹斗笠的血的河流……
世界上的事多半事与愿违。红军渡过湘江之后，由于损失惨重，两岸散兵流落甚多，红军总部本拟略事休息整顿，然后向湘西前进，以便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桂军夏威部于十二月二日就占领了界首一线，三日就占领了资源，将红军紧紧缠住。全州的敌人刘建绪部也紧紧追了上来。也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窥知了红军的企图，急调湖南敌军预先占领了新宁、武冈、城步一线，严密堵住了红军通向湘西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红军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南转龙胜。而油榨坪与龙胜之间，有海拔两千公尺的一座高山，名叫老山界，险峻异常。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攀越此山。临行前，仓促进行了整编；为了接受湘江战役的教训，决定进行轻装。各部队都将不适宜携带的笨重物品忍痛舍弃。一麻袋一麻袋的苏维埃钞票，也被弄出来付之一炬。在村庄边和山脚下，到处可以看到一摊一摊的纸灰。
老山界是自江西出发以来最难走的山了。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于途，当晚未能越过，红军战士们只得就地栖息在山壁曲曲折折的小径上。在最险的雷公岩下，摔死了不少骡马。然而，这支队伍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胜利攀过此山。可怜的却是那些因负伤、生病而掉队的战士们，他们不得不流落民间，或者栖息在荒野林莽之中。这场战争的阶级性质是如此明显，地主老财对他们毫不留情，不是将他们逮捕送官，就是将他们骗回家去，乘他们用饭时将他们杀死，劫走他们的枪支。而那些贫农们，铁匠、木匠师傅们，却偷偷地将他们藏到家里，或者背上山去，将他们藏在山洞里，一趟又一趟地给他们送饭，待养好伤送他们上路。这里，几十年后仍然传颂着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红军越过老山界即进入龙胜县境。这里有苗族、瑶族和侗族，他们都在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过着穷困的生活。因为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许多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这就给红军增加了一层困难。在这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就是红军每一住下，驻地经常发生火警，有一夜竟有四处驻地同时起火。在一个名叫龙坪的较大的村镇，周恩来住的房子，半夜间突然为火焰包围，幸亏警卫员机警，才免遭不测。后来经严密搜索，才抓住几个纵火者，原来他们受国民党的派遣，采用这种手段来嫁祸红军。
周恩来这天住在距通道不远的一个侗族村镇。街上房子不少，都是一座座小小的木楼。可就是居民逃避一空，连碾米的水磨和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了。虽然从地主家弄来了稻谷，却无法脱出米来。这自然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加上行军的疲劳，有些干部和战士倒头就睡，分来的稻谷却弃置一旁。作为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看在眼里，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提出：没有石磨，就用石头搓，用瓦片搓，也要搓出米来，红军决不能被困难压倒。会后，他果然找了两块瓦片，就坐在侗族的小木楼上搓起了稻谷。警卫员小兴国看着很惊奇，就说：
“周副主席，你怎么也搓起来了？”
“一人一份嘛，我为什么不搓？”
“你那一份，我们包了！”
“不行！”周恩来笑着说，“这是我提出的，我自己不干怎么行呢！”
话虽如此，但他的思想却不在搓稻谷上。他一边搓，一边思考着全军当前最大的难题：下一步究竟向哪里走，在哪里停下来开创新的根据地，以便结束当前这种使每个人都惶惑不安的流动局面。这个问题，自渡过湘江以来，在领导层中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每次都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一种意见是李德和博古的，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另一种意见是，敌人的重兵已经集结湖南，如仍然按照原计划，就会自投罗网，难以自拔。而究竟到哪里好，也还提不出具体设想。部队究竟怎么办，这自然是渡过湘江之后又一次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周恩来一面搓稻谷，一面反复思忖，不免心中愁闷。在愁闷之中，脑际忽然一亮，出现了两年前的一幅图画、一件往事。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就决心将毛泽东拿掉，首先是将他赶出部队，撤去他的军权。当时部队正奉命进攻南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都在前线指挥。而这几个指挥者都因南城坚固，觉得徒劳无益。可是后方主事者却坚持向南城进攻，并坚持要毛泽东离开前方。当时的中央虽有意让周恩来取而代之，而周恩来本人却毫无此意。他在后方主事者一再要求下，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由毛负责军事，周来协助；一个是由周负责军事，毛来协助。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留在前方。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然而，事与愿违，还是把毛泽东从军事岗位上撤下来了。周恩来清楚记得，在江西宁都的那个祠堂里，当毛泽东临离开会场返回后方的时候，尽管毛内心相当激动但却从容地站起来，跟大家握手，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周恩来终生难忘，当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听着这不多的话，他曾十分难受，他就这样怅怅地望着毛泽东从祠堂里走出去了。今天，他反复念着毛泽东这火一样的语句，想道：“那么，什么时候是他来的时候呢？难道今天红军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还不是他应该来的时候吗？”
想到这里，他把那两块粗糙的瓦片丢到十分难搓的稻谷里，喊道：
“鞴马！”
“到哪里去？”小兴国问。
“红章纵队。”
当时，为了保密，军委纵队名叫“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名叫“红章纵队”，这里自然是说要到中央纵队了。
不一时，枣红马停在小木楼前，周恩来翻身上马。两个警卫员也上了马跟在后面。走了不远，周恩来就抖了抖丝绳，红马立刻奔驰起来，在山谷里响起轻快的雨点一般的蹄声。
这时，在几里路以外的村寨里，毛泽东也住在一家侗族的小木楼里。
他的情绪比过湘江时显得轻快多了，尽管还是那么憔悴。一早起来，他就对警卫员说：
“小鬼，老百姓有回来的没有？”
“回来一些了。”警卫员小沈说。
“去买只鸡，我要请客啰！”
“请谁呀？”
“请你们哪！”
“我们？”警卫员们笑了，“我们有什么可请的？”
“你看，从江西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天天走，都瘦得不像样子，再说过湘江多不容易，也该庆祝庆祝。”
警卫员们看见毛泽东脸上出现了笑容，又是惊异，又是高兴。三四年来很少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笑容了。
毛泽东的厄运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开始的。这个会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自然心中不平。其实不止是毛泽东，苏区的广大干部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因为刚刚过去的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大胜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军，巩固与扩大了苏区，而且使南京朝野震动。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东华山有不少松柏，还有一座荒废的古庙。他就和贺子珍、警卫员住在这座古庙里。每天读读书，翻翻文件，用来打发这段冷清和寂寞的日子。古庙阴暗而又潮湿，地下有不少青苔，贺子珍怕毛泽东添病，就同警卫员把铁皮文件箱抬出来，放在院子里当作桌子，弄了一块破木板当作凳子，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百无聊赖时，他还把自己在马背上哼成的诗稿翻出来，给贺子珍——这眼前惟一的听众吟诵讲解一番。表面上他似乎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却是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尤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贺子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听说过他有此爱好，他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像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连累。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期。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跋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捺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沉沉。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惊。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识到，这个时机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湘江之战固然是个大悲剧，但它又似乎在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
小沈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块白洋买鸡去了，不一时就买了三只，煺了毛，炖起来。
毛泽东在小木楼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
“看样子，条件成熟了，成熟了！”
几个警卫员没听清“条件”，只听见“熟了！熟了！”觉得很奇怪，翻了翻眼睛，说：
“怎么，刚煮上就熟了，还差得远哩！”
“不远，不远，是快了，快熟了！”毛泽东笑着说。
几个警卫员抿着嘴偷偷笑他：
“主席好久不吃什么，大概也馋坏了！”
不一时，只听楼下的警卫员说：
“周副主席来了！”
“啊，你说的是谁？”毛泽东对着楼梯口问。
“是周副主席来了！”
说着，周恩来已经顺着小梯子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
“恩来，你怎么有时间了？”
“毛主席，我是向你请计来了。”
自从毛泽东失去军职以后，虽然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许多人已经不这样称呼他了。博古等人自然照旧称他“老毛”，而周恩来则不同，不管毛泽东军事上去职以前，还是失势以后，一直是这样叫他。
“哟，什么请计，我看还是打个牙祭吧！”毛泽东笑着，拉他在火塘边坐下，“也真巧，我这里还炖着两只鸡呢！”
两个人坐在火塘边，警卫员又加了点干柴，炉火熊熊，烧得更旺了。两个人不管身上还是心里都感到温暖。
“这次湘江作战，部队损失很大，真使人痛心。”周恩来说。
“损失有多少？”毛泽东问。
“恐怕一半还多。主要是八、九军团太新，多半散了。”
“三十四师有消息吗？”
“我每天都让电台呼叫，就是联系不上。”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从江西出发我们是八万六千八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毛泽东暗暗吃了一惊，脸上却没有显示出来。
“只要过来，我看就是很大胜利。”他抚慰地说。
这话，使周恩来的心感到温暖。
“现在，最要紧的是当前的去向问题。”周恩来说，“按原来计划，是与任弼时、贺龙、萧克他们会合。但是，现在蒋介石在湘西已经调集了十几万人等着我们，这边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已经开往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一线构筑碉堡，准备堵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办？昨天我们研究了半夜没有解决。今天是征求你的意见来的。”
毛泽东点着烟，很重地吸了一口，笑着说：
“这事，我也在反复考虑。我的意见是不必去了。”
“你是说，湖南方面不必去了？”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原定计划可以放弃了。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嘛！如果还要坚持原来方案，无疑是将红军送入虎口，甚至比湘江之战更为危险。因为湘江之战，敌人的集结毕竟仓促一些，再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给我们留下了空隙。”
周恩来两眼闪光，频频点头：
“那么，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去呢？”
“贵州。我看那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
显然，毛泽东已早有考虑，成竹在胸。周恩来沉思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心情也振奋了许多。他说：
“我回去就同几位同志商量。”
说着，就站起身来。毛泽东一把拦住，笑着说：
“这可不行，还没有打牙祭呢！”
一边说，一边又转过脸来叫警卫员：
“小鬼，看熟了没有？”
警卫员小沈揭开锅，登时白汽蒸腾，香味四溢，用筷子一扎，立刻兴奋地说：
“熟了！熟了！”
“把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也叫上来！”毛泽东以主人的口吻大声吩咐。
顷刻，几只鸡捞到一个大面盆里，警卫员小沈又摸摸索索地从军用水壶里倒出酒来。
小小的木楼上，充满了既轻松又热烈的谈笑声，这是从江西出发以来漫漫的征途上从来没有过的。
队伍陆续离开龙胜县境，向北行进。这一带都是深山密林。在高高的山崖上还长着一片片竹丛，竹丛里掩映着侗族的木楼，木楼边种着香蕉。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由于红军的模范纪律，逃到山上的侗族人纷纷返回家园。路上不断看到头上蒙着侗锦挑着担儿的妇女，她们一个个都是那样健壮，挑起担儿颤悠悠地走得像流水一般。红军战士们都颇感新奇。一路上树木蓊郁，空中的威胁大为减轻，尽管头上不断有飞机侦察，人们已经懒得理睬它了。
部队到了通道双江镇，已经出了广西来到湖南边界。不过这里仍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在镇子的南面，就有一个孤山，长得像歪嘴桃儿，还有两条清澈的小江交汇，是一个颇为美丽的小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江边那座长长的花桥，具有侗族独特的风味。这种桥和北方的任何桥都不同，它实际上是长长的一溜花厅跨着流水，听说是侗族青年男女的聚会之处。
就在这个小镇的一座古庙里，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仍旧是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讨论的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博古、李德却坚持照原方案执行。李德在毛泽东发言时紧紧皱着眉头，简直听不下去，毛泽东还没讲完，他就离开了会场。这使得周恩来颇感不安，联想起李德的一贯高傲态度和蛮横作风，心中甚为恼火。李德平日只喜欢同博古亲近，两个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对话；而对别人，例如朱德、毛泽东、刘伯承等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这一切，周恩来都看在眼里，没有同他计较；今天的事，他却认为李德太过分了。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来到李德住的一座小学校里。他一进屋，见李德余怒未息地坐在那里，翻译又不在场，只好勉强压住火，用英语说：
“李德同志，你今天过早退席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李德翻着黄眼珠看了看他，并没有站起来。
“是很不舒服。”他用英语粗鲁地回答，“我认为，粗暴地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很不妥当。”
“恐怕不能这样说吧，”周恩来极力控制着自己，在他对面坐下来，反驳道，“这要看意见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敌人已经把重兵集结在湘西，我们还要把红军送往虎口去吗？”
“我要求你们听清楚我的意思！”李德不耐烦地叫起来，“我是说，可以让追击我们的敌人超过我们，也就是说，赶到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绕过敌人再往北进。”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禁失声笑道：
“超过我们？哈哈，赶到我们前面？敌人是以我们为目标的，怎么会撇开我们到前面去呢？”
李德被周恩来的笑声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不认为你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我想提醒你，是共产国际派我来的，同时我也是抱着对中国革命的赤诚来帮助你们的。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军事人才，那我本来可以离开，但我看不出哪个真正懂得军事……”
周恩来一向性格温和，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今天，他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李德说：
“李德同志，我也提醒你，我们欢迎一切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但是中国革命没有救世主也能够胜利！”
谈到这里，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队伍拐了一个直弯，向西去了。那里是典型的山国——贵州。领导层的意见，显然没有完全统一，像任何其他问题一样，只留待惟一的权威——历史老人去细细评判。
部队经多日行军，来到贵州地面，前面已是黎平。这天中午大休息时，周恩来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正想眯眯眼歇一会儿，保卫队长走过来说：
“据后面部队报告，有两个家伙跟着我们好几天了，今天叫我们抓住了。可是，他们说有要紧事，非要见您不行。”
“你把他们带过来。”周恩来说。
保卫队长不一时从队伍后面带过两个人来。前面那个是商人打扮，穿着纺绸薄棉袍，外套一件银灰色的大褂，满脸和气。后面那人黑瘦黑瘦，着黑棉袄棉裤，像是个仆人，但从那炯炯目光看来，又不太像。保卫队长指指周恩来，对那两个人说：
“这是我们的负责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那个商人打扮的人，神色激动地说：
“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说着，他拾起棉袍的大襟儿，拆开一条缝儿，取出一个纸条，恭恭敬敬地递过来。周恩来接过一看，立刻满脸喜色，紧紧握住那人的手说：
“哎呀，原来是你们，真太辛苦你们了！”
“这没有什么，都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人和悦地一笑，接着指指另外一个人说，“这位是三十四师的连长高春林同志。我们全州县委听高同志讲了三十四师的情况，心里都很难受。大家认为，应当赶快让中央了解这些情况，所以就把高同志护送来了。我们在路上又是坐车，又是骑马，这才赶上你们。……”
周恩来一听那个穿黑棉袄的人是三十四师的，不禁喜出望外。自从在油榨坪给他们发出最后一个电报，就再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周恩来无时不在念中，一直嘱咐电台，不要忘了同三十四师联系，但却音信杳然。今日一见高春林，几乎将他拥抱起来，一连拍打着他的肩膀说：
“小伙子，你是三十四师的吗？现在怎么样？”
高春林由于过分激动，竟呜呜地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哎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讲情况，你们师现在还有多少人哪？”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哭着说。
“怎么？剩下你一个人？”
“是的。”高春林说，“我们全师五六千人，一连守了几天，就伤亡了两三千人。可是我们不能退呀！陈师长对我们说，为了掩护党中央，就是死了也要顶住。等中央纵队过了江，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再撤也撤不出来了。”
“不是让你们突围吗？”
“是的，我们接到了军委的电报，就开始突围；可是敌人的兵力太厚，突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陈师长要我们彻底轻装，把所有文件都烧毁了，不管干部、战士，每人一支步枪，都上好刺刀，他自己也拿着一支步枪，上了刺刀，亲自在前面领着我们，硬是拼了出来。可是只杀出来二百多人，其余的又被敌人打回去了，师政委也牺牲了……”
“出来以后，你们到哪里去了？”
“我们按照军委的指示，到兴安东南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可是敌人又跟着追了上来。这地方净是瑶族，话又不懂，没法开展工作，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就困在大山上了。这时候，陈师长就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当年在湘南、江西，也不过几百人，后来还是站住了，咱们也要学他。没有吃的，这山上不是有草吗！咱们就吃草。我们真的在山上吃了三天野草。……”
“后来呢？”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陈师长就找我们开会商议，大家觉得还是到汉族地区好些，于是就决定突围向道县前进。这时我们还有五挺重机枪，因为子弹不多了，陈师长让在山上埋了两挺，机枪射手们临走舍不得，还在山上哭了一回。这次突围又打了两仗，等到了道县，已经剩下八九十人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道县？”
“这是我们的来路，究竟熟悉一些。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回到江西，回到老苏区去。我们到了道县山区不久，那天来了一个小学教员，原来是县委同我们取联系来了。我们都高兴坏了，以为有了希望；谁知道敌人又来包围我们，又来了好几千人。这一天打得好激烈啊！我们边打边向东撤，中午还有五六十人，到下午就剩下十几个人了，重机枪带不动，陈师长就让我们破坏了两挺，最后留下了一挺……”
“电台呢？”
“电台早就砸了。……等到黄昏，就剩下师长陈树湘、他的警卫员和通信员，还有我，一共四个人了。敌人一看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就疯狂起来，吼叫着往上冲，要抓我们活的。这时陈师长就对着敌人骂道：‘白狗子，不怕死的，你们来吧！’说着一卷袖子就抱着那挺重机枪打起来。霎时间就把冲锋的敌人撂倒了一片。敌人就干吼叫不敢往上冲了。没想到，这时候，陈师长的腹部也负了重伤，肠子流出来了，连重机枪腿也泡在血泊里了……”
高春林激动得声音有些战抖，停了停才说下去：
“我们几个一看不好，就赶过来给他包扎，眼看着敌人又冲上来。他把我一推，瞪了我一眼，说：‘快打！’一面就自己镇静地把肠子塞了进去。我抱着机枪把敌人打下去了。警卫员给师长包上伤，师长就望着我们说：‘我有一个要求，你们能答应我吗？’我们都流着泪说：‘师长，您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他微微一笑，指指自己的头说：‘你们赶快补我一枪，行吗？你们要知道白狗子抓住我活的，是会得到很多赏钱的，如果是死的，就不那么值钱了。’我们哭着说：‘师长，我们死就死在一块儿吧，你说的这个办法，我们实在不能执行。’他看看我们，样子很不满意，就斥责说：‘你们这样就是对同志的爱护吗？’说着，要拔警卫员的短枪，警卫员哭着跑到一边去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师长把我们叫到身边，又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不可能出去了，你们赶快乘夜暗突出去吧，出去一个就为革命保存一颗种子。你们只留给我一颗子弹就可以了。’他不说这话还可，还没说完，他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就哭起来，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这时候，师长就拉着我的手说：‘高连长，你比他们大几岁，也比他们懂事。今天我死了，只是小事一件，不算什么。遗憾的只是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另外，我们三十四师今天全军覆没，连个汇报情况的都没有，这是叫人十分难过的。’说着，他又紧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高春林同志，你能突出去给中央送个信吗？你能接受我最后给你的任务吗？’我一想，他的意见也对，不然，全军会怎样议论我们三十四师呢！我一定要赶上部队，给中央汇报：我们全师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我们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投降！”
周恩来的大眼睛里充溢着明晃晃的泪水。他轻声地问：
“陈树湘呢？他后来怎么样？”
“我借着夜暗突围以后，第二天就听说他们三个人被俘了。敌人用担架抬着陈师长，想回城献功。像陈树湘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在担架上他想死也没有别的办法。眼看天快亮了，他就悄悄解开衣服，撕开警卫员给他扎上的绷带，把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扯了出来，用尽平生气力把自己的肠子扯断，咬断，等到敌人发现，他圆睁着眼骂道：‘白狗子，我让你们领赏钱去吧！’说过，微微一笑，就很快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一向有极强的抑制力，这一次却抑止不住，流下了大串的眼泪。
那位穿银灰色大褂的来人补充道：
“陈树湘同志的事，我们在全州也听说了。这都是抬担架的老百姓传出来的。老百姓还说，共产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成功呢！关于陈树湘的消息，报上也登了，我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份报纸。”
说着，他掏出两张长沙版的《大公报》，周恩来接过一看，其中一则的标题是《生前与死后原住本市小吴门外》：
伪师长陈树香在道县被我军击毙各节，已志前报。陈树香原名树春，长沙人，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宅。现年二十九岁。母在，妻名陈江英，年卅，无子女。行伍出身，原由独立第七师叛入匪军，本年始充师长。此次自赣省兴国出发，全师步枪四千余枝，轻重机枪四十余挺，在后担任掩护部队。因掩护渡河，被国军截断去路，故而回窜，所率百○一团，仅剩重机枪五挺，步枪三枝。昨在八都被击溃后，只剩重机枪一挺，步枪三枝。因该师长负伤甚重，于上午八时许行抵石马乡毙命。
另一则的标题是《陈树香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周恩来看到这里，心里登时一震，眼睛在题目上停住，呆了好几秒钟。接着看下去的时候，眼睛有些模糊，句子在断续地跳动：
追剿司令部……将伪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首级篾笼藏贮……悬挂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之上示众。……并于其旁张贴布告云：为布告事，据湖南保安司令部呈……俘获伪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一名……自江西兴国出发，迭被国军击溃……经派员解至石马桥，伤重毙命……呈由衡阳本部行管饬收该匪陈树香尸体拍照，并割取该匪首级转解注明核办……合将该首级示众，仰军民人等一体知照……
下面还登有一张图，正是陈树湘尸体的拍照。周恩来看到这里，眼睛发黑，一点也看不见了。他把报纸交给警卫员，由悲痛转为愤恨，喃喃自语：
“走着瞧吧，我们是不会便宜他们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抬起头来，对全州县委派来的同志说：
“我十分感谢你们。你回去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我带的有路费。”那穿银灰色大褂的人说。
“你打算怎么样？”周恩来望着高春林问。
高春林目光坚毅地说：
“我既然赶来，就是要继续干下去。”
“好，”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那你先住在司令部等待分配。前面就是贵州，我相信，我们是能够打开新局面的！”
出发号响起来了，它的声调仍然是那么悠扬嘹亮。尤其在这幽静的深谷里，即使号音停下之后，仍然响着久久的回音，好像千山万壑都在有意应和似的。这支负载沉重、饱经忧患的队伍，又在举步前进了……
一早，周恩来就接到电报：红一军团一师六团于昨晚攻占了湘、桂、黔三省交界处的黎平。这就是说，红军前锋已经进入贵州。胜利的消息自然使他感到愉快，但如此顺利又不免使他感到惊异。
此时，已是十二月半，经过几场寒霜，山色已经变成苍黄。当地俗谚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像过冬。”真是一点不错，昨晚下了一夜雨，更使人感到寒气袭人。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带的衣服不齐，经过两个月的行军作战，已经挂得破破烂烂。没有带棉衣的人，不得不解开小包袱把全部家当都穿在身上。人们开始感到冬季的威胁。
周恩来骑着枣红马走在行列里。前面像是一座小小的市镇，两旁站着不少的人来看红军。看来红军的政治影响在迅速扩大，老百姓不仅不跑，反而对红军充满了好感和好奇。这种景象使红军指战员感到愉快，走得更有劲了。周恩来脸上也带着喜色，他下了马，缓缓而行。可是走到近前一看，却大出意外，两旁除了一些买卖人和市民以外，还站着一大溜穷人向红军求乞。这中间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他们一个个全是衣不蔽体，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仿佛是从地狱里刚刚爬出来的一伙囚犯。周恩来心中酸楚，真想不到贵州人民穷成这个样子。当他正凝神观察时，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好像一眼认出他是“官长”，就追了上来。周恩来一看，她抱着的孩子光着屁股，睁着两只大眼；不知吃了什么东西，肚子凸得像大皮球似的，而四肢却瘦得像麻秸秆儿；一根一根肋骨，都能数得出来。那妇女一边喊一边追着，说：“官长，舍给我件衣服吧，我的孩子快冻死了呀！”周恩来看她实在可怜，就回过头说：
“小兴国！包袱里还有衣服吗？快给她一件。”
“都是军衣，还缀着红领章呢！”小兴国迟迟疑疑地说。
“不管什么吧，”周恩来把手一挥，“先给孩子挡寒要紧。”
小兴国这才向后跑了几步，从枣红马驮着的马褡子里摸出小包袱，取出一件上衣，掂在手里，嘟嘟哝哝地说：
“我看你穿什么！”
周恩来装作没有听见，接过军衣，给孩子盖上。那个妇女眼泪刷刷地流着，一连声说：
“谢谢官长！谢谢官长！”
“不要叫‘官长’，我们是同志！”
小兴国一听她叫官长就别扭，便立刻纠正她。一直走出很远，小兴国回过头，还看见她举着孩子，带着呜咽喊着：
“谢谢红军！谢谢同志！”
队伍离开镇子，又行走在那苍黄的山谷里。小兴国一直皱着眉头不说话。周恩来瞅了瞅他，问：
“小鬼，你在想什么心事呀？”
“我在想：这就是贵州吗？”
“噢，是的，这就是贵州！”周恩来点了点头，感情深沉。
下午，周恩来和几个骑兵赶在中央纵队之前来到黎平。他们在东门外下马，看见城门外站着两个红军哨兵，还有一个带班的干部，颇为威武。这个干部一见周恩来，立即发了一声口令，两个哨兵很有精神地行了一个持枪礼，还对周笑了一笑。
“你们是昨天晚上进城的吗？”
“是的。”那个干部恭敬地回答。
“里面不是有一个团吗，怎么打得这样快呀？”
“是这么回事，”那个干部笑着说，“我们本来准备好好打一气的，爬城的梯子也准备好了，哪知刚打了一会儿，这东城门就哗啦一声开了，出来了几个老百姓，手里拿着小红旗，还噼噼啪啪地放了一挂小火鞭，算是欢迎我们。贵州军队就从南门跑了！他们跑得很及时，所以我们也没有缴获到什么。……”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又问：
“你们的团部驻在哪里？”
“紧挨着天主堂。”那个干部说，“哎，我带你们去吧！”
说着，就领周恩来一行进了东门。街上尽是石头铺路，马蹄敲出清脆的音响。周恩来脚步轻快地走着，浏览着城里的风光。刚向南一拐，看见一大溜长长的石阶，一条南北大街，垂到深深的谷底，像弯下去的一条长弓，接着又升了上去。打量了一番，周恩来笑着说：
“噢，原来这座城是修在山包包上呀！”
“不止一个山包包，有五个山包包哩！”那个干部笑着说，“一个叫黄龙山，一个叫黑龙山，一个叫赤龙山，还有两个什么山，听老百姓说，黎平原来的名字就叫五垴寨。”
说着，他们下了一百多级的石头台阶来到谷底。沿街走去，两侧商店不少，都是古旧的板搭门或是烟熏火燎的两层小楼，已经纷纷开业。尤其那些小饭铺，在寒风里冒着大团的热气，已经在招揽他们在昨天还觉得害怕还感到神秘的顾客了。
他们上了一道大坡，看见天主堂旁边有一座比较漂亮的房子，两侧耸峙着高高的风火墙，门口站着一个红军哨兵。
“这就是团部了！”那个干部指了指，打了一个敬礼就回去了。
周恩来穿过铺面，是一个很精致的天井，正堂屋有雕花门窗，颇为考究。只听里面一片欢声笑语，大多是贵州乡音。他进去一看，见六团政委叶明，坐在五六个贵州人中间，正在听他们叙说什么。那几个贵州人，一看就知道是劳苦群众，衣服七长八短，破破烂烂。叶明是个小个子，聪明、活泼、爱动，今天更显得活跃。他一看进来的是周恩来，立刻站起身说：
“哎呀，周副主席，你来得好快呀！我们正商量成立县苏维埃呢！”
说着，又把周恩来介绍给大家。那几个人都用尊敬的目光打量着周恩来，一时不免显得拘束。周恩来一连声说：“快坐！快坐！”说着，他自己也在人堆里坐下来。
“你们都是本城人吗？”他笑着问。
“这几个都是有功之臣啊！”叶明活泼地说，“黎平为什么打得这么快呀，就是他们几个开的城门！”
“噢，是这么回事！”周恩来有点惊讶地叫了一声；又一次站起来，同每人热烈地握手；并且用热诚的、钦敬的目光，望着每一个人。
“这都是周花脸带的头。”一个慓悍粗壮的汉子说。
“是，是，这都是周师傅出的主意。”其余几个人也抢着说。
这时，被叫做“周花脸”的这个人，却非常不好意思地红了红脸低下头去，有点腼腆地说：
“都是大伙儿商量的嘛！”
周恩来仔细一端详，心里有点纳闷：这个“周花脸”，反而比较白净，为什么倒叫他“周花脸”呢？叶明眼尖，看出周恩来不明白，就笑着解释说：
“这位周师傅在本城的戏班上，是一直搞文艺工作的。”
“是的，是的，我从小就唱黑头。”周花脸说，“什么文艺工作，全是家里穷，混碗饭吃。”
周恩来又注视着刚才那个慓悍粗壮的汉子问：
“你是搞什么的？”
“我姓张，从小就杀猪。”那汉子挥动着他铁柱子似的两条膀子，嘿嘿一笑，“刚才他们要我当苏维埃委员，我说这可不行，我别的什么也不会，就会杀猪，同志们住到这里，杀猪的事我全包了！”
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周恩来又指着一个手指比较白嫩的有点上了年纪的人，问：
“这位老师傅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剃头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在这个县城我干了大半辈子了。你叫我跑个腿行，理个发行，苏维埃委员我可干不了。我看同志们，你们一个个头发都够长了，还是在这里多住上几天，我给你们修理修理门面，以后进贵阳也好看些。”
周恩来又笑了一阵。他兴致勃勃地凝望着周花脸问：
“你们这次是怎么想起要迎接红军的呢？”
“我早知道你们是干人的队伍。”周花脸颇含深意地一笑。
“什么干人？”周恩来对这个名词颇感新鲜。
“就是穷人。”叶明插嘴说，“这地方都叫干人。”
“噢，干人！”周恩来吟味着说，“这说法倒很贴切，确实他们被榨得干干的了。”
“那几天，城里慌慌乱乱，”杀猪的张师傅插进来说，“有钱的全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我到周花脸家一看，他正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做小红旗哩。我说，花脸，你做这个干什么，他笑了笑说，有用。我说有什么用？他说，红军快来了，欢迎红军。我吃了一惊，就问，你不怕杀头？他嘿嘿一笑，说，现在吃上顿没下顿，苛捐杂税，弄得人活不下去，还不如死了痛快！我一想，也就是这么回事，就说，周花脸，你既是做小红旗，也替我做一个，到时候我也去。这样联络了不少人。昨天，红军来了，枪一响，王家烈的队伍就往南门跑，周花脸就领着我们往东门跑，就把城门给打开了。”
“是老张打开的。”周花脸补充道，“东门上那个大杉木门闩很结实，越着急越弄不开。张师傅就说，你们看我的，说着就搬起一块大石头，咔咔几下，就被他砸断了，那把大铁锁也锵啷一声落在地上。老张平时杀猪，确实力气不小！”
杀猪的张师傅受了表扬，黑脸上放出亮光，嘿嘿地笑。
周恩来拍着巴掌说：
“这说明，同志们很有勇气，很有才干嘛！为什么说苏维埃委员不能干呢！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不能瞧不起自己！”
他又讲了一番道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眉开眼笑。
最后，他压低声音对叶明说：
“你们这个团，还要准备向前面再伸一伸，最近中央在这里还有重要活动。”
周恩来所说的重要活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黎平会议。这个会议几天后就在这座房子里开始了。会开的时间很短，但是颇有成效。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并做出了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一决定明确提出，在川黔边开创新根据地，这个地区首先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就给红军的进军道路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周恩来在会议上对李德的主观、自大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还建议被贬职的刘伯承，重新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建议得到热烈的赞同。
刘伯承，是共产党人物中最富有军事经验与军事素养的人物之一。就其外貌说，确实朴实而又朴实，平凡而又平凡，而其内在却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刚毅的品质。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说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对乡里人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而毅然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一九一五年，蔡锷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刘伯承就以四川涪陵为中心策动起义，成为护国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人。第二年，也就是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丰都一战，他的头部连中二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自右边太阳穴射入，穿右眼而出。令人惊异的是，在重庆一家私人诊所手术时，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局部麻醉，那个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尽管每一刀都可以使平常人疼得大叫起来，而他却神态安然，端坐不动，仿佛是在给别人施行手术似的。这个手术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不用说麻醉药的作用早已消失。最后这个德国医生给他包扎时，见椅子的两个扶手上都是汗水，就问：“你疼得很吧？”刘伯承竟坦然一笑说：“不多，不多，你才割了七十几刀。”德国医生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记下数的。”从此事情传开，人们都说，刘伯承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将，而简直是一位战神。
这位青年最后一直升至旅长而名震全川。可惜他纵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在军阀混战中也难有所作为。他是在“遍体弹痕余只眼”的遭际之后而倾心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时，他是起义军的参谋长。起义失败，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那时他已三十六岁，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人，学习俄文不能不是一件极其吃力的事。他像小学生一样把生词写在手掌心里终日背诵，俄语中的字母“P”发音很难，他用了几个早晨专攻这个字母。终于，没有几个月已经能阅读俄文书籍了。
刘伯承一九三二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学校校长，后任总参谋长。像这样一个既有丰富战争经验，又经苏联伏龙芝学院深造的将领，任红军的参谋长本来是很孚众望的，但是李德来了却看他很不顺眼。他对李德那一套堡垒主义和阵地战，也心存疑虑，不便苟同。这样矛盾就尖锐化了。有一次，李德竟当面申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当时，年轻的翻译怕双方闹僵，就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听了哈哈一笑说：“老弟，你可是个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刘伯承是很有忍耐力的，但是有一次他却实在忍不住了。这一天，几个机要员在院子里做饭，李德认为挡了他的去路，就大发雷霆，一脚把饭锅踢了个底朝天。刘伯承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用俄语严正指责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说国际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这可不是小事，不久，博古就撤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去了。
这天下午，异常准时，刘伯承按照命令前来报到。他是四川人中少有的高个子，戴着平光眼镜，遮盖着他那只伤残了的右眼。虽然那种艰苦的生活使人难以顾及军容，但他却依然服装整洁，绑腿打得整整齐齐，显出严谨的军人风度。他一进来，就朝着周恩来打了一个敬礼，接着说：
“军人执行命令啊，来报到喽！”
“你来得太好了！”周恩来满脸是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这一阵可把我累死了。我本来是总政委，总参谋长的工作也让我做了。”
“你就是不兼总参谋长，也是闲不住的。”刘伯承笑着说。
“这次调你来，是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同意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有别的考虑吗？”
“命令我自然要服从。”刘伯承说，“但是，打开窗户说亮话，李德那里不好搞哇！我连个普通参谋都当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
周恩来听到这里，挥挥手说：
“这就不要再说了。今后不能让李德再管那么多事了。”
“我们的损失实在太大喽！”刘伯承感慨地说，“这一年打得叫啥子仗哦？叫我说，这不叫打仗，这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就好比一个大石磙向我们滚，我们就傻瓜似的硬顶。”
“这些一定要好好总结，汲取教训。”周恩来严肃地说，“你对当前的行动，还有什么意见？”
刘伯承思索了一会儿，那只独眼在眼镜后面忽闪了几下，说：
“放弃原来的方案，转兵贵州，我是赞成的。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为宜，我的意见不成熟，还要细细考虑。”
周恩来亲切地望着刘伯承，笑着说：
“好好打一仗吧，你过去不是同贵州军交过手吗？”
“那是老皇历了。”刘伯承也笑着说，“我现在是红军呀，至少要比那时候厉害十倍！”
两个人都笑起来。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人数已不足四万；但她却使这个贫穷偏僻的山国，处在九级风暴的震撼之中。
处在这个冲击中心的，自然是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这是一位无论智力、勇气都在水平线以上的将军。他体貌魁伟，举止粗犷有力，使人一见颇生敬畏之心。然而自从他得知黎平失守，心神却有点不大正常。昨天他又接到蒋介石自牯岭发来的电报，要他对红军加紧堵截，心中更为烦乱。今天上午举行了整整半天的高级军事会议，那些师长、旅长们七嘴八舌，出的主意不多，摆出的困难倒不少，他的思绪本来就撕扯不清，现在则简直成了一团乱麻。
他想，还是赶快回家同太太商量商量。因为他的太太虽不能说是女中俊杰，也可说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有勇气，拿得起、放得下的女界中的罕见人物。这样，长期以来，她也就成了王家烈的顾问和参谋长、最大的决疑者甚至是真正的决策人。
贵阳这座山城街道很短，汽车刚刚哼了两下，就到了东山下他那座鹤立鸡群的豪华的家宅。平时，他每次回来，总要以闲适和满意的心情先观赏一下他那座巍峨的、堂皇的三层楼房；那宽大走廊上三个圆拱形的雕饰，尤其使他心醉；这几乎是贵阳的独一份了。可是，他今天却没有看这些，一进门就急火火地问：
“太太在家吗？”
“还没有回来呢。”马弁赶上来说。
“到哪里去了？”
“到白太太家打牌去了。”
“快，快打电话请她回来。”
说过，他让马弁把他的将军帽拿回屋里，就在楼房前踱来踱去。他的红皮鞋在方砖地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这里，提到将军的心慌意乱，绝对无意说他是无知识的、无能力的。他生于黔北桐梓，自幼就熟读圣贤之书，长大了还教过几天私塾，自然会几句子曰诗云，比目不识丁的狗肉将军，简直胜过万倍。他自然可以成为读书人，但是，“大丈夫”生于乱世，也就投笔从戎，同周西城等几个桐梓人结为至交，开始耍枪杆子。那是武运亨通的年代，等周西城升为旅长，就提王家烈当了营长，周西城当了师长，就提王家烈当了旅长。这就是贵州军阀中的桐梓系。为什么周西城这样重视他呢？就因为王家烈颇有些胆略，而且善于出谋划策。当时为了攫取贵州政权，就要取得四川省主席袁祝民的支持。有人就建议周西城去见袁。究竟是否去，周犹疑不决。因为去是带有风险的，如不成则完全有被扣起的可能。于是，周西城就召集他的几个心腹商议。其他三人都说不能冒险前往，惟独王家烈说是大好机会，不可错过。他分析得头头是道，认为袁祝民志在中原，正在扩大实力，与蒋介石争高低，此行绝无凶险。富于冒险的周西城采纳了王家烈的意见，立下遗嘱，冒险前往。谁知袁祝民一见周西城极为投机，谈了一天一夜，真是恨相见之晚。袁就任周西城为师长，这一来就变成“革命”的师长了。不久，周的女儿又嫁给了袁的儿子，成了儿女亲家。紧接着，袁派人与武汉政府挂上钩，就正式任命周西城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跟着就升为副军长了。
但是，好景不长，周西城当了三年省主席，即被蒋介石派人暗杀。这时本来要由王家烈继任省主席和军长，谁知事出意料，桐梓系中的另一个拜把子兄弟毛广翔却捷足先登。王家烈自然愤愤不平。某年，王家烈奉召晋京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一个有来头的高级官员对王家烈说，毛广翔搞得天怒人怨，还是由你出来干吧！这时的王家烈，不仅表现了善于出谋划策，而且表现了高度的当仁不让，感激涕零地向委员长表示了决不忘栽培之恩。当他从南京回到贵阳时，报上已经登出了他终身难忘的喜讯，他已被任命为现职，从此就成了这个山国的皇帝。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这位将军是何等地有智谋、善决断！可惜人都是有弱点的，王将军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他自身成败的关键问题，却往往拿不定主意，好像医生不能给自己治病一样。在这种节骨眼上，就特别需要太太的明断。说也凑巧，天底下确实有天赐良缘的事。他的这位太太出身官宦人家，自幼耳濡目染，对于官场习尚、来往应酬诸事，竟无不通达。尤其是她还读了不少旧书，对那些权变机巧，颇能熟练地运用于生活之中。这就像老天爷专门造就了一位贤内助，来襄助王将军成其大业。可是像今天这样关乎他生死存亡的大事临头的时候，她却不在家中。真是……
“太太怎么还不回来呀？”他转了几趟，不禁站住脚步大声喝问。
“她说，打完这一圈儿，很快就回来了。”马弁笑着说。
“真是！”他不满地嘟哝了一句，亲自跑到门房里挂电话。
“你是淑芬吗？”他急火火地问，“怎么还不回来？”
“不是告诉你快回了吗？”对方显然不高兴地反问，“刚刚坐下来，你就像叫魂儿似的。”
糟糕！今天是找她咨询大事，岂可出现不愉快的场面？于是，他只好把口气缓和下来：
“淑芬，你不要着急，今天实在是有要事相商。你、你……”
他放下电话，又在他豪华的画楼前徘徊起来。既然咨询人有事缠身，就不妨先来点独立思考，把混乱的思绪略加整理一番。
对于中央红军此次进入贵州，究竟顶不顶得住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还是容易判断的。因为在中央红军来临之前，作为先遣队，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在今年十月份进入贵州，他曾率部亲自堵截，已经尝够了苦头。该部才不过八九千人，尚且如此难以对付，如今红军的大本营四五万人一齐来到贵州，如何能够招架得住呢？何况贵州内部分裂，两年混战刚刚结束，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虽然名义上拥护自己，而自己真正能指挥的，不过两个师、五个旅一共十五个团，凭这点兵力，怎能与中央红军相抗衡呢！他以为自己辛苦经营的贵州地盘，这次是肯定保不住了。想到这里，怎能不使他黯然神伤？而更复杂难办的是，不止一个朋友警告他：不但要注意红军，而且要更加警惕自己的上司蒋委员长。因为委员长的中央军，势必会乘追击红军之势进入贵州。甚至有人说，中央军进入贵州之日，也就是他王将军完蛋之时。这个警告是如此尖锐、如此明确，简直令他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尤其有一件往事，简直使他不敢去想。前年，他鉴于贵州处在蒋介石的垂涎之下，朝不保夕，曾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订立过一个“反蒋同盟”，以求互相支援。谁知这件秘密而又秘密的材料，竟被陈济棠的部将余汉谋盗出献给了蒋氏。对此蒋介石怎能不怀恨在心？这件事王将军十分怕想，今天却又不断出现；而每次出现，就好像火炭一般烫人，像毒虫一样咬他的心。他不知道，蒋介石究竟会怎样对他。……
忽然，门外汽车的喇叭声嘟嘟响了几下，马弁慌忙开门，太太已经飘然走了进来。看样子她有将近四十年纪，穿一件可体的黑绒旗袍，前襟角角上绣了一朵牡丹花，显得既华贵又淡雅。人是有几分姿色的，只可惜因为鸦片烟的嗜好，脸皮上已经露出青黄，只靠着脂粉来补救。她的举止，无论步态和眼神，都流露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神气。为了表示她刚才的不满，她没有瞅已经准备出笑脸的将军，用一双黄皮鞋轻快地敲着方砖地，昂然步入楼门。王将军解嘲似的笑了一笑，在后面随后跟进。
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太太刚刚踏上二楼还没有坐定，王家烈就回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马弁大声吩咐：
“把烟灯点起，让太太先休息一下！”
“是！”马弁俯首听命，在内室紫檀木雕花的木床上，很熟练地端上了设备齐全的烟盘，点起了擦得很明亮的烟灯。
太太的气早消了一多半，在烟灯旁边躺下来。王家烈也对着脸在另一侧躺下，刚刚抓起烟枪要替太太烧烟，被太太一把抢过，娇嗔地说：
“谁要你烧！”
说着，她那灵巧但略显蜡黄的手指捏着烟枪，从一个精致的翡翠烟缸里向外挑出烟膏子，在玻璃灯上开始烧烟。
“你叫我，到底有啥子重要事呀？”她问。
王家烈见紧张局势已趋缓和，就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红军已经进来了。”
“不是早就进来了吗？”
“不，你说的是萧克、王震，那是打前站的；现在进来的是朱、毛，有五六万人！”
烟枪在火苗上微微地抖动了一下；停了半刻，那双纤手又灵巧地活动起来。
“那就只有拼嘛！”她抬抬眼皮，“那些人来了，哪有我们的活路。”
“我也这样想，只有狠狠地打！”王家烈说，“可是问题不这样简单。许多朋友提醒我，中央军会跟进来，蒋介石会搞一箭双雕！”
“啥子？一箭双雕？”
“就是说，他们不光打共产党，把我也要搞掉。”
一颗花生米大小的褐色烟泡已经烧好，可是停下来了。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她沉吟后说。
“可是，我觉着、觉着，总还不至于……”他声音很低，又像是自语似的讷讷地说。
“怎么不至于呢？”
“我觉着，老蒋也说过我的好话。他说，毛广翔不行，贵州省主席最理想的人选就是王家烈……而且，从上到下，我们送他的东西也不算少。”
“这是过去的事了。”太太笑着说，“你那个三省同盟，让余汉谋那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出卖了，你想老蒋会忘记吗？”
王家烈正要端起茶杯喝水，他的手像被火炭烫了一下似的缩回去了，那宽大的脸显得十分难看。
“反正我的地盘完了！”他鼓着一双金鱼眼，可怜巴巴地带着哭声说。
两人一时无话。空气像不流动似的，沉滞而又凝重。过了片刻，只见太太的秀眉皱了几皱，眼睛向着天花板闪了几闪，就从烟盘里拿起那根十分华贵的镶金嵌玉的多竹节烟管来。她把那个大烟泡牢牢地固定在烟葫芦上，在灯上呼呼噜噜一鼓作气地吸了下去。然后，把烟管和烟枪锵啷一声掷到烟盘上，呷了一口水。
“办法还是有的！”她精神百倍，脸孔红润，一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她的丈夫。
“啥子办法？”王家烈受了感染，眼睛也明亮起来。
“可以到老蒋那里去一下。”她笑着，似乎蛮有信心，“误会可以造成，也可以解除。”
“到老蒋那里去？”王家烈沉吟着，犹犹疑疑地说，“谁去？”
“谁？自然是我！”
王家烈傻呆呆地望着从自己当排长起就跟自己在一起同忧乐共患难的太太，说不清是爱慕，是感激，是佩服，或者是这些情感一齐汇流到心头，真想向她表示一番。不巧，前面响起一阵急骤的门铃声，接着马弁进来报告：他部下的两位师长——白师长和赫师长正在楼下等候。
“快，请他们上来！”王家烈高兴地说。
原来这两位师长，都是王将军的亲信，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莫逆之交。人们把这两位师长称为王将军的哼哈二将。王家烈能够得心应手指挥的那十五个团，就是这两个师长统率的。这位白师长，是同将军换过金兰谱的磕头兄弟，白净面皮，细高挑儿，生得精明伶俐，上过高等军校，颇有一些学识，可以说是王家烈的智囊。另一位赫师长，人生得短而粗，大肚子，布袋脸，行伍出身，虽不像白师长聪明，对王家烈却是处处忠诚。据说他同王家烈还沾一点什么亲戚。王家烈知道，他们今天来，想必还有什么话说。
不一时，两位师长已经走进内室。王家烈和太太刚要起身，被两位师长用亲热的手一齐摁住，一连声说：
“别动！别动！这是外人吗？”
“嫂夫人，你就躺着抽吧！”
两个人不用让，就自己各搬了一把藤椅，在床边坐下来。
“我觉得当前是一个非常时期。”白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我们的身家性命、生死成败，都在此一举了！”
王家烈从床上欠起身点了点头，听他继续说下去。
“现在是共军要进来，中央军也要进来；这就好比前面走的是一只狼，后面跟着的是一只虎；都是要来占我们的地盘。尤其是老蒋阴险狡诈，不能不特别提防！我今天来就是要提请军座特别注意。”
王家烈一连点了好几个头，两手一摊，叹了口气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能拒绝中央军进来！”
“拒绝是无法拒绝的，可是提防总还要提防。”
太太转过头来问：
“你可有啥子良策吗？”
“谈不上良策，”白师长一笑，“我看第一步，先要同中央军合力剿共，务必给共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而在这同时，我们要秘密派人到广西、广东，请他们在必要时策应。尤其是广西方面，我们要求他们也派出部队进入贵州，这样就抵消了中央军的势力。”
王家烈不无赞赏地点了点头；又征询似的望了赫师长一眼，赫师长连忙躬身向前，恭敬地说：
“我和白兄的看法一样，都是来给军座作个参考。另外，我还考虑到，共军一直从江西打到贵州，这就说明他们是有战斗力的。如果我们把力量过分消耗了，那将来又是犹国才、侯之担他们的贵州了。这点我想军座是会考虑到的。”
“你有什么想法？”王家烈关切地问。
“我看可以合理分工。比如说，可以让犹国才开到乌江以南守卫黔东，让他先顶着去；让侯之担守卫乌江以北；咱们可以靠近东路右翼，不利的时候，就转到广西。”
王家烈再次望了赫师长一眼，想不到他还出了这样好的主意。他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脸上出现了好几道笑纹。
“这些主意全很好，我全要考虑。我看，只要咱们弟兄抱紧团儿，总有办法。”
白师长立即发誓似的说道：
“这就不要说了！反正你老哥走到哪里，小弟我就跟到哪里。我们是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心是至死不能变的！”
“大哥，你就走着看好了！”赫师长也拍着胸脯。
太太也许因为一连抽了几个烟泡，烟瘾已经过足，这时坐起来，掠掠头发，神采飞扬地说：
“干吧，车到山前是必有路的！”
红军由黎平进入黔境，沿着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和台拱、黄平、瓮安一路横扫过去，虽不能说是风卷残云，也可以说扫得颇为轻松。尽管这时已近年末，天气相当寒冷，有些人还穿着单薄的衣服，甚至赤着脚走路，精神上却轻快多了。
这些江西、福建、湖南等省的战士，进入贵州感到颇为新奇。一是少数民族多，什么苗族、瑶族、黎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白族，真是一下分辨不清。有时一座大山，山上、山下和山腰，就住着三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到了赶场集日，就更是各民族的大聚会了。他们的装束服饰都不一样，真是各呈异彩。那些地名也使人感到诧异。比如什么牛场、羊场、猪场、鸡场、兔场，还有狗场、猴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它表明，这个集市上集中出售的是牛、羊、猪、鸡，这还是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要叫猴场？是不是这里山高林密，是孙悟空后代的繁衍之地？不是，当中央纵队进入猴场时，四外一望，都是矮矮的秀丽的小山，宽宽的山谷间全是刚刚收割的稻田，不要说猴子，连只猴子的影儿也没有。后来，经当地人指点，这才知道，原来这地方许多集市的命名，是以子、丑、寅、卯等等地支的象征物来命名的。这就是它们文雅和不文雅称号的来源了。
一九三四年的岁尾年末，中央纵队进驻猴场。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在山坡上一家高大的宋家大院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因为他们仍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自然不赞成渡过乌江，建立川黔根据地了。会议毅然决定，要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要在这一地区内转入反攻，争取首先歼灭敌军一部，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新苏区，然后向川南发展。会后立即发布命令：迅速突破乌江天险，占领遵义。任务的要求是很紧迫的，因为薛岳和粤、桂军的强大兵力追击在后，如果稍有迟慢，就会陷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虽然全军上下都希望在这里略事休息，过上一个年的愿望，也不得不忍痛放弃了。
突破乌江的任务，也落到韩洞庭的肩上。如果读者的记性不坏，就会想起，他就是躺在担架上与总书记博古争吵的那位性格刚烈的团长。他臂上的伤已经基本上好了，只是下雨阴天还隐隐作痛。他的团队因为湘江之战伤亡过大，已与别的团队合编。团政治委员黄苏是他的老相识，对他的归来自然欢喜不尽。黄苏是初中学生，有点文化水儿，加上勤奋好学，进步很快。他的突出特点是作风细致，和韩洞庭的勇猛果断配在一起，真是粗细结合，刚柔相济，天生的一对儿。
这个团于除夕之夜进抵乌江岸边的江界河渡口。当晚即忙于搜集渡河器材，但一无所获。所有渡船，都被敌人掠去。次日一早，韩洞庭和黄苏带了几个参谋到江边侦察。天色阴沉得厉害，北风正紧，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对于衣着单薄的这些军人，真是格外寒冷。幸亏韩洞庭和黄苏都还有件缴获来的毛衣，那些参谋和警卫员就要凭他们青春的火力了。他们来到山坡上的几座茅屋边，往下一看，山谷中云雾低垂，昏蒙迷离，在深深的谷底，已可看到乌江墨绿色的江水。也许由于两岸山上林木蓊郁，江水黑森森的，真像一条乌龙穿行在两列高山峻岭之间。江面不过二百米宽，但两岸多是悬崖绝壁，只是渡口处坡度稍缓。韩洞庭和黄苏都取出望远镜仔细观察。他们看见对面有四座尖尖的山峰，山坳间敌人修筑的工事隐约可见，山腰上还有敌人仓促修成的青灰色的碉堡，俯瞰着渡口。据师的侦察队报告，在猪场和渡口，有黔军侯之担部的两个团在这里防守。
“老伙计，你看怎么搞法？”黄苏收起望远镜，带着笑问。他的身量不高，但显得很有活力，经常闪着一双小而明亮的眼睛。
韩洞庭没有即刻回答。他像一般军事干部那样，看地形就像馋猫见了鲜鱼似的看个没够，仿佛把一切坡坡坎坎都要印到心里。
“你看到对面那条曲曲弯弯的小路没有？”他说着，并不放下望远镜来。
黄苏不得不再次举起望远镜，看了一阵，说：
“哪条小路，我怎么看不见呀？”
“哎呀，老黄，你这个鬼眼睛！”韩洞庭撇撇嘴，“我说的是上游，距碉堡一千多米的地方，那不是一条小路吗，就像在山壁上挂着似的！”
“看见了！看见了！你这家伙不说清楚嘛！”
韩洞庭收起望远镜，重复指着渡口以上二里多路的地方，那里江面比较狭窄些，坡岸也比较陡峻，然后宣告他的构思说：
“渡口这里是敌人的防守重点。这里坡度比较缓，敌人估计我们会从这里进攻，我们就把这里作为佯攻方向。军委不是要我们架桥吗，我们就在这里拉开姿势架桥。实际上，我们从上游那条小路下面偷袭过去。”
说过，他以期待的神色凝望着黄苏，那眼色仿佛说：“老伙计，你看行吗？”
“主意倒是好主意。”黄苏沉吟了一番，然后笑着说，“可是，靠什么过去呀？”
“这个，你可要好好动动脑子了。”
“昨天晚上，我就找老乡调查了一下。老乡讲，要想过乌江，一要有船，二要好天气，三还要好船夫。这样说，我们一条也没有。我想的办法就是扎木排，可是没有搜集到木料。砍树又太远，太费事，时间来不及。二连赣江边的人多，我叫二连长发动他们出点主意。……”
黄苏说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两个人望望对面四座尖尖的山峰，望望下面乌龙似的墨绿色的江水，在迷蒙的云雾中，更显得神秘难测。雪也愈下愈大，对面山岭上已经蒙上了一层白色，他俩的肩头不知不觉间也落上很厚一层雪糁了。
这时，从后面来了一个腰挎手枪的红军干部，约有二十四五年纪，戴了副近视眼镜，走到韩洞庭和黄苏面前打了一个敬礼，说：
“我是军委工兵营的连长丁纬，奉命归你们指挥来架桥的。”
韩黄二人赶上去同他亲热地握手。韩洞庭说：
“听说，你们昨天晚上就赶来了？”
“是的。”丁纬恭敬地说，一面又指指江面，“我们昨天已经下了水，进行了测量。江宽二百五十公尺，江心水深六至七公尺，流速每秒钟近两公尺。”
“桥打算怎么架法？”韩洞庭侧起他那副黑脸，有兴趣地问。
“唉，我们也正想办法哩！”丁纬叹了口气说，“昨天我到红军学校的工兵系去了一趟。工兵教员把好几本大厚书都翻来覆去地查了。书上都说：两公尺的流速，不能架设浮桥。再说现在什么材料也没有，巧妇难为无米炊啊！”
工兵连长的到来，使他们高兴了一阵子，不想又增加了愁闷的气氛。几个人相对无语，北风送来低一阵高一阵的江水声。
这时，细高挑、长瘦脸的二连连长走过来，很有精神地打了一个敬礼，带着一脸喜气说：
“报告团长、政委，我们连有个战士对渡江提出了一些办法。”
韩洞庭、黄苏登时眼睛亮晶晶的，望着二连长问道：
“金雨来，你快说，什么办法呀？”
“我把他带来了，还是让他自己说吧。”金雨来欣然自得地说，一边回转身把头一摆，“杨二郎！过来，过来！”
“连长，你怎么在首长面前也开玩笑！”一个圆胖脸的战士嘟哝着走过来。他打了一个敬礼，一面笑着补充说：“他们净乱起外号，我叫杨米贵。”
“什么，米贵？”韩洞庭没听清楚。
“我一出生就赶上荒年。我娘说，来也不挑个好时候，米这么贵，以后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韩洞庭和黄苏哈哈大笑，一眼就可看出这个战士是那种开朗乐观的诙谐人物。他的军衣相当破烂，两只脚都没穿鞋，只用破布像包粽子似的包着，显得很不雅观。尽管是立正姿势，可以看出他自己也觉得很不自在。
一向很重视军风纪的韩洞庭，老是瞅着他那两只脚皱眉头，终于忍耐不住，问道：
“你的脚是走肿了，不能穿鞋子了吧？”
杨米贵苦笑着说：
“团长，你算算你那马掌换了几副了，也就算出我有没有鞋子了！”
“你这个嘎家伙！”韩洞庭亲热地骂了一句，转过脸对警卫员说，“我那里还有草鞋吗？给他一双！”
警卫员虽然不很乐意，还是从挎包里摸摸索索地掏出来一双草鞋。
“那我可要谢谢首长了！”
杨米贵毫不客气地接过草鞋，随后解下包脚的破布片，把草鞋穿上。可是，在他弯下腰去穿鞋的时候，从军衣里面却露出一件粉红色的女棉袄。韩洞庭半开玩笑地问：
“米贵，你那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呀？”
杨米贵登时弄了个大红脸，显出羞臊的样子，连忙抻抻衣服，叹了口气，说：
“说起来也真叫没有法子！没收委员会看大家冷得够呛，就分下来一些土豪的衣服，男衣都分给别人了，最后就剩下这一件，分配小组说，杨二郎，你要不要？我说，咳，人都冻死了，还管什么男的女的！你看咱们红军叫人家逼到什么地步！光凭这一点，将来捉住蒋介石，我也饶不了他！”
人们笑起来。黄苏问：
“过乌江，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扎竹筏。”杨米贵满有信心地说，一面指着山坡上一片一片压着白雪的竹林，“你看，材料有的是，过十趟乌江也用不完。”
黄苏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闪着笑意，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这样，材料也就不要到处找了。”
“可是，你能扎吗？”韩洞庭问。
杨米贵笑了一笑：
“我爹是赣江边的船工，我从小是篾匠，扎过的。”
“那太好了！”韩洞庭、黄苏一齐兴奋地说。
“你看架浮桥用竹筏子能成吗？”工兵连长丁纬也插嘴问，仿佛杨米贵成了专家似的。
“成，那叫蜈蚣桥。”
“什么蜈蚣桥？”
“把竹筏子连起来，一节一节，就像蜈蚣似的。不过，得有篾绳；篾绳我也会做，把竹皮剥下来拧成绳子，那东西在水里越泡越结实。”
大家一听，高兴万分。工兵连长更是笑得合不拢嘴。韩洞庭兴奋得在杨米贵肩上重重擂了一拳，说：
“想不到在乌江边上，碰上了你这个家伙，各连抽些人，你就当造船司令！”
二连长金雨来，由于连里出现了这个人物，也觉得光彩，一连声说：
“首长，你们放心吧，这事由我组织。”
韩洞庭指着渡口，对丁纬吩咐说：
“这里是佯动方向，你们就在这里架桥！”
正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一颗迫击炮弹落在附近，在雨雾里升起一团浓浓的蓝烟。接着又是一梭子哒哒哒的机枪声，茅屋旁边的一棵大树落下不少枝条来。
“敌人发现我们了！”韩洞庭说，“快分头干吧！”
过了不大工夫，杨米贵就领着十几个战士，出没在竹林里，砍竹子，捆竹子，背竹子，忙个不停。他们的身上湿漉漉的都是雪水。杨米贵真的像是造船司令似的不断提醒着人们一些注意事项，而且具有鲜明的原则性：“同志们！请注意，不要把公竹子砍光了！”
“什么公竹子？杨二郎，难道还有母竹子吗？”人们一片笑声。
“莫笑，莫笑，确实有公竹子、母竹子的！我小时候干过的。”杨米贵一本正经地说。
接着，他领着人们指看什么是公竹子，什么是母竹子，然后说：
“如果我们把公竹子或者母竹子全砍了，这片竹林以后就不存在了，那么老百姓怎么办？就是土豪的，以后还要分给穷人嘛！”
“对，杨二郎说得有理！”人们纷纷说。
“所以，咱们要隔几棵砍一棵，留下公的，也要留下母的！”
人们砍下竹子，他又指导编竹筏，竹筏编成，他又喊：
“不成，不成，船头上还要烤一烤，让它翘起来，不然阻力大，走不好。”
这样，到了中午时分，就编起了一只漂漂亮亮的翘着头的青青的竹筏。
当这只竹筏出现在韩洞庭、黄苏、金雨来的面前时，乐得他们眉开眼笑。他们这里捅捅，那里摸摸，然后对着拥有最新产品的造船司令，看了又看，笑得很甜。韩洞庭转过头问金雨来：
“过江的人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金雨来说，“报名的不少，我先挑了八个，过不过得去，让他们先试一试。”
“这样好。”黄苏先肯定了，“把他们带来吧！”
不一时，七名战士由一名排长率领，跑步赶来。在他们面前站成一排。韩洞庭一看，来的人虽然武装整齐，可是八个人有四个穿便衣的，七长八短，还有一个穿长袍的，一个戴礼帽的，心中就有几分不悦。真是，还不如中央苏区的游击队整齐！但转念一想，出发两个多月了，天天走，没有得到一点补充，也只好如此。再看那八个人精神还好，在首长面前故意表现出执行艰巨任务满不在乎的神气，也就释然了。
“你们都识水性吗？”黄苏问。
“他们都是赣江边长大的。”金雨来笑着说。
“我看这条江还没有赣江宽哩。”那个戴礼帽的显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抬起头望了望漫天的雪花，“就是天气太坏。”
出于政治委员的责任感，黄苏望着大家严肃地说：
“同志们的责任很重啊！如果我们过不去乌江……”
“这个我们知道！”
“请首长放心吧！”
人们纷纷说。
韩洞庭挥了挥手：
“那就开始吧，我组织火力掩护你们。”
他们把竹筏抬到江边。韩洞庭和黄苏在坡坎后面隐蔽观察。此时山谷中依然云雾迷蒙，雨雪霏霏，北风挟着惊涛，发出动人心魄的咆哮声。
随着敌人的射击声，红军的马克沁重机枪，也以准确的点射封锁着对岸堡垒上的枪眼。那八个穿着杂色服装的红军战士，精神抖擞地把竹筏推到江水中，然后上了竹筏，用竹篙、木棒开始向江中划去。他们刚刚进入江流两三丈远，就被一个急浪卷了出来。那几个战士不得不再度跳下竹筏，将竹筏推入江流。韩洞庭不断地皱眉头。等到竹筏离岸有了一段距离，他的眉头才舒展开来。紧接着，竹筏一时被浪涛吞没，一时又吐露出来，两个指挥员的心，也是一上一下，正像惊涛中的竹筏一般。
竹筏渐渐进入中流。韩苏二人的精神更加紧张起来。他们看见竹筏好像停滞不动、无力进入的样子。只见几个人站立起来，经过一番紧张的搏斗，竹筏才像疾箭一般地进入激流。
“不好，人落水了！”黄苏忽然惊叫了一声。
韩洞庭定睛一看，只见竹筏几乎直立起来，似乎被什么东西突然卡住似的一动不动，周围激起一堆雪白的浪花。他赶快举起望远镜细看，竹筏上光光地没有一个人影，只是附近有七八个时浮时沉的黑点。说话间，竹筏已经被激流冲动，像箭一般地射向远处，而那几个黑点却仍在浪涛中沉浮。再看时，只是黑魆魆的波浪和霏霏的雨雪，其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糟了！”黄苏颓然地说了一声。韩洞庭放下望远镜，看见政治委员拿望远镜的手在微微颤抖，红星军帽的帽檐下，都是汗水。自己的身上也觉得湿漉漉的，大约里里外外都湿透了。
“他们没有过得去。”金雨来从那边坡坎下跑过来，神色懊丧而又有几分羞愧，仿佛是他自己的过错造成似的。
韩洞庭和黄苏没有做声。
“竹筏还有，我们接着过吧！”金雨来以为团首长心中不悦，又说。
“不用，晚上再说。”韩洞庭望着政委。
黄苏点了点头，感情沉重地说：
“可以派几个人到下游村庄里看看，看他们八个人还能不能回来。……”
雪愈下愈大，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北风也更加峭厉。对面那四座尖尖的山峰已经消失在浓雾里。江面上混沌一片，乌江显得更加宽阔也更神秘莫测了。
团指挥所设在山坡上的村庄里，也就是早晨看地形的地方。韩洞庭和黄苏一进门，值班参谋就报告说：
“刚才，总部刘总参谋长来了电话。”
“是他亲自来的吗？”韩洞庭两眼放光地问。
“是的。”
“他说了些什么？”
“他问，现在试渡的情况怎么样，我向他报告了。”
“他有什么指示？”
“他说，在敌火下架桥，伤亡太大，可以放慢进行。试渡还要抓紧，不要灰心；在夜暗时进行比白天好。另外，他还讲了些敌情，主要是薛岳、周浑元的追击部队……”
“薛岳这狗杂种到哪里了？”
“说是到了施秉、黄平、平越，正向瓮安、余庆开进。”
“那不就是一天多的路吗？”
“是呀，所以王家烈在电报里大叫大喊，要薛岳快快西进，好把我们消灭在乌江以南。”
韩洞庭拧着眉毛沉思了一会儿，转脸对着黄苏说：
“老黄，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黄苏考虑了好一阵，谨慎地说：
“晚上不妨再试渡一次。明天凌晨四时再正式强渡，这样准备工作充分些，也便于发展。”
“好，就这样！”韩洞庭在腿上擂了一下。
冬季天黑得早，加上云沉雾重，不到午后四时，江岸上已经暮色迷茫。雨雪仍然没有住，乌江的咆哮声，比白天还要显得威严和沉重。这时，金雨来率领着突击队的战士抬着一只双层竹筏来到团指挥所里。
“报告团长、政委，我们突击队的人已经到齐。”金雨来响亮地说。
韩洞庭扫了一眼，诧异地问：
“不是八个人吗？怎么缺一个呀！”
“一个不缺。”金雨来笑着说，“我也在内。”
“你也在内？”黄苏用明亮的眼睛注视着他，“不是说由一个排长带去吗？”
“是我叫他不要去了。”金雨来笑着解释道，“他打摆子刚好，这样个鬼天气，江水一泡准犯。……再说，上午试渡就没搞好，这次再出了问题，我们二连怎么交待呢！”
他带着几分羞愧的神情略略把头一低。
“你还要指挥全连嘛！”韩洞庭用眼睛瞪他，显然很不满意。
“不要紧！”他笑了一笑，“我们副连长、一排长，到时候都能拿上去。”他说的“到时候”，自然是指他不在了。
韩洞庭虽然处事果断，此刻却沉吟不语，似乎还没有决心把这个他心爱的干部掷出去。黄苏望望团长，也没说话，他们的心情似乎相同。
“团长，用上你那话，不要婆婆妈妈的了。我的决心已经下了。”
黄苏以目示意，韩洞庭这才挥了一下拳头，说：
“好，好，去就去吧，唉，你这个家伙！”
说着，他转过头叫警卫员：
“小王，把我那个水壶拿来！”
警卫员从身上解下一个沉甸甸的军用水壶，韩洞庭接过，拔去盖子，闻了一闻，笑着对大家说：
“这是我在黎平酒店里打的，还没喝呢！今天是一九三五年的元旦，又是执行任务，我就慰劳了同志们吧。快，拿小碗来！”
金雨来率先拿出他的小搪瓷碗，接着那几个战士也一个一个把小搪瓷碗放到桌上。惟独黑影里一个战士没有伸出碗来。韩洞庭举着水壶凑近那个战士的面孔一看，原来是杨米贵，就笑着说：
“原来是造船司令啊，你怎么也要去？”
“筏子扎了几十只，足够用了。”杨米贵笑着说，“划船我也有些经验，我从小干过的！”
“你的小瓷碗呢，怎么不拿出来？”
“我爹不让我喝。”杨米贵郑重其事地说，“我一出来，我爹就跟我说，娃呀，你出去，一不要嫖，二不要赌，三不要喝酒。”
“傻家伙！”韩洞庭举着军用水壶哈哈大笑，“这是么子时候啊！你干事倒是蛮聪明的，就不想想，冬天的江水是扎骨头的，连马都受不了。这滋味我可知道。如果上午那八个人喝点酒，也许不至于……这是我想得不够周到。……”
说着，韩洞庭的眼睛有点红了。
“别多说啦，倒酒！倒酒！”政治委员发现他的指挥员动了感情，不利于出征前的气氛，就把话截住，连忙伸过小碗来，“给我也倒一点！”
韩洞庭举起水壶，咕嘟咕嘟，给每个人都倒了小半碗，然后，自己也端着半碗酒，向大家举了举杯，一饮而尽。
“贵州这地方虽穷，酒倒蛮不错嘞！”他顿时满面红光，眼睛也射出光彩，像忽然想起了什么感慨地说，“咱们全团都知道我爱喝点，全师、全军团都知道。可是你们就不知道，想当年，我下矿挖煤，肩膀上套着绳子，光着屁股，像牲口似的在地下爬，那活真不是人干的，不喝几口酒，真是活不下去！”
“时间到了吗？”黄苏看了看表。
“差不多了，快往江边走吧！”
人们抬起竹筏，沿着山坡向江边走。韩洞庭和金雨来走在后面。由于山路泞滑，他们走得并不太快。
“金雨来！”
金雨来听团长叫他，回过头来，停了一停。
“我说，你可千万要当心啊，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要沉着，不要慌乱。”
“是，团长。”金雨来从内心里感激团长的关怀，充满感情地说，“如果我死不了，就能完成任务；如果我死了，你们只要告诉我娘一声就行。”
“我记得你是江西兴国县的。”
“是的。”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只剩我娘一个人了。……我弟兄三个都在红军里。我参军娘是同意的，我二弟参军娘也同意，就是我三弟参军，娘就不愿意了，她觉得太孤单了，是我硬把三弟动员出来，结果剩下娘一个人了……”
江水的咆哮声愈来愈大，金雨来的最后几句话，韩洞庭没有听得很清楚。他们已经下到谷底。这里名叫老虎洞，江水猛烈冲击石洞，有如击一面大鼓，发出沉雷一般的浪声。
按照老乡提供的情况，他们选择了起渡的地点，毅然将竹筏推入水中。
“登岸以后，不要忘记打信号！”韩洞庭高声喊道。
“祝同志们胜利！”黄苏也大声喊。
“首长们放心吧！”金雨来他们在筏上回应。
开始还隐约听到他们奋力划桨的声音，很快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一切都为浓墨一样的夜色所掩盖。只有风声和浪声。
也许今夜是韩洞庭他们最难挨的时刻。他们给金雨来规定的登陆信号，是手电筒的亮光；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的眼睛使疼了，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在目力所及的长长的江岸上，都是无尽的黑夜。随着午夜来临，夜寒更加逼人，他们在雨雪中衣服早已湿透，不住地打着寒战。“又完了，这八个人又完了！”当他们想到这里时，心就像下沉似的，越发后悔不该让金雨来去。
那么，预定的拂晓攻击是进行呢还是停止呢？这也让他们感到惶惑。凌晨一时，总部再一次通报了敌情，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军天亮后将继续开进。要求他们的行动愈快愈好。这样他们就下了最后决心。
按照规定，一营为突击队，六十只双层竹筏在夜色中都已推到岸边。当银色的晨曦渐渐降临，墨绿色的江面刚刚有一点亮光时，轻重机枪已经开始掩护射击，红色战士们纷纷跃上竹筏，向浪涛中驶去。眼瞅着这些竹筏闯过中流，韩洞庭兴奋地站在江岸上大叫起来：“好哇，同志们！好哇，同志们！”仿佛他的部下可以听到他的喊声似的。渐渐地，最靠前的几只竹筏离江对岸不过五十多米，再过几分钟就要登岸了。
“喂喂，老韩，你看敌人为什么向下打枪呢？”黄苏正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
“什么？向下打枪？”
“石崖下像是有什么人！”
韩洞庭举起望远镜凝神细望，果然看到敌人正集中火力向石崖下射击，而正是在这紧要时刻，竹筏已经靠岸。
顷刻，在熹微的晨光里，敌人的工事周围绽开了一丛丛手榴弹好看的烟花；敌人纷纷跳出战壕向主峰猛跑；战士们沿着一带青㭎林的边缘猛追过去。
一营的后续部队继续登岸。小小的青竹筏，乱纷纷地向着对岸驶去。韩洞庭看见一只竹筏将要离岸，上面人还不满，就对政委说：
“老黄，你在这儿掌握全盘吧，我要上去了！”
黄苏一把没有拉住，他已经跃身上筏，警卫员和一个参谋也跟了上去。
“老黄，注意敌人的反冲锋，注意用火力支援我们！”
他在船头上挥着手敞开嗓门喊着。“你这个家伙！”黄苏笑着骂了一句。那只竹筏顷刻之间已经进入莽莽苍苍的烟雨波涛中去了。
战斗进展异常迅速。韩洞庭上去的时候，部队已经占领了敌人的主要阵地。他走到山腰上那个青砖修成的碉堡跟前，看见金雨来和二连的几个战士，正押着俘虏从碉堡的小门里钻了出来。金雨来手里提着驳壳枪，显得十分惬意。韩洞庭吃惊地说：
“金雨来，你这个家伙怎么在这里呀！”
“报告团长，我们昨天晚上就上岸了，就是不敢动，一直在山根下藏着。”
“你为什么不发信号？”
“我们用红布包着电棒，还绕了一绕，后来听见敌人在我们头上挖工事，小镐铁锹叮当乱响，我们也就不敢动了。”
“你这个家伙，没把人急死！”韩洞庭在金雨来的胸脯上重重擂了一拳，“我还以为你牺牲了呢！”
金雨来嘻嘻一笑。
韩洞庭一眼瞥见杨米贵身上挂着好几支枪，笑着站在一旁，就说：
“我这酒昨天夜里发挥作用了吧？”
“确实！”杨米贵笑着说，“我们几个像屎壳郎滚蛋似的抱着团儿苦挨了一夜，要不是那几口酒，真要把人冻僵了。”
韩洞庭瞧了瞧那几十个俘虏，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着灰军装，打着绑腿，每个人背着个竹夹子背包，手里还提着个竹篓子。他们用惊恐的眼神望着这些传说中的神秘的人们。
韩洞庭对金雨来说：
“留几个人看俘虏，快告诉你们营长要乘胜猛追！”
“是！”金雨来留下了几个人，提着驳壳枪冲到前面去了。
韩洞庭来到江界河渡口东岸，惊喜地看到，工兵连已经把长长的蜈蚣桥快修到江中心了。工兵连过来了一部分人，正在江边拴一条越江而过的粗大的篾绳。显然这是为了进一步加快搭桥的速度。韩洞庭正在张望，人群里跑过来一个人，正是戴眼镜的工兵连长丁纬。他一见韩洞庭就兴冲冲地说：
“好了，好了，一占领阵地就好了。昨天，我们在敌火下作业，已经牺牲了十几个人。”
“我真想不到你们架桥的进度这么快！”
“唉，这些同志真是好样的，只要炮弹落不到头上，他们就坐在竹排上作业，就像大姑娘做针线活儿似的。炮弹落到头上了，把竹排炸垮了，尸体捞上来放到岸上，另一个人又上去，还是照样干，话都不说一声……”
“真行！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困难基本上都解决了。”工兵连长轻松地舒了口气，“开头儿是没有锚，竹筏固定不到水里。把我难得头都疼了。有人就说，用石头当锚不行吗？我一想，行，就把大石头用绳子拴起系到江底，总算把竹筏固定住了。后来越往里，水越急，两千多斤的大石头都冲得乱滚，不好办了。有人就说，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何不做些铁锚？话倒说得好，也有科学道理，可是到哪里找铁锚去！有人脑子灵，就说，铁匠打铁用的砧子不就是铁吗，这地方铁匠总会有的。我一想，不错，就派人四处找铁匠炉，结果在余庆、瓮安两个县城找到了十多个铁匠，用白洋买了他们的铁砧子，把两个捆在一起，做成铁锚，一试验果然很灵，行了。可是，好是好，就是太少，再往前架又没辙了。大家又想了一个办法，编大竹篓子装上石块，里面交叉着两根削尖的竹子，然后系下去，因为江底礁石多，竹子一下去扎到石缝里，就牢牢地不动弹了。你礁，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韩洞庭顺着他的手指一看，果然看到几个工兵正在竹筏上往下卸竹篓子。每个竹篓子下面都露出两个爪子，竹篓子卸下去以后，竹筏在激流中晃荡一会儿，就像一个士兵排在队列里，坚守它的岗位去了。
韩洞庭早就听说红军有个工兵营，因为没有在一起作过战，说实话，并不太重视他们。今天一看，在墨绿色的激流上伸过来的这条青青的长桥，不禁在心底暗暗佩服。
“这次过乌江，你们的功劳占一多半！”韩洞庭伸着大拇指说。
“好说啦，首长，要不是你们占领了阵地，我们怎么能架得成呢！”
一月三日凌晨，中央红军的大部队，已经在这座长长的翠绿的竹桥上行进了。那些骡马，那些炮兵，那些担子，那些担架，都稳稳当当地行走在这座长桥上。尽管十多万追兵距他们并不很远，但他们的步态仍很从容，而且不断有人指指点点，对这座碧玉般的竹桥，有所评论。
三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随着中央纵队跨上这座竹桥。他们似乎不愿意匆匆地走过去，仿佛欣赏一件从来没见过的艺术品似的，这里站站，那里看看，还不时用手抚摩一下，慨叹一番。毛泽东一连声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除了我们红军，世界上哪里有人架起过这样的桥呢！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像闪电一般传布开来，化作许多色彩缤纷的传说。传说之一是，红军每个人都骑着一匹水马，这种水马在惊涛骇浪中，如履平地，腾飞自如，而且每个人还披着铁盔铁甲，刀枪不入。这样，黔军刚要抵抗，红军已经乘着水马，横过二百里的乌江防线，铺天盖地而来，黔军哪里抵抗得住，乌江天险由是突破。这种传说，不知是贵州的军队传入民间，还是民间传入贵州军中。总之，传说像闪电，像疾风，迅速传遍遵义、贵阳，使这支远途而来的疲惫之师披着一身神话的色彩。
韩洞庭、黄苏所率领的先头团，突破乌江后继续向前猛追。他们乘胜利的余威，于当晚即占领了敌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猪场，侯之担的旅长江防司令林秀生，率残部向遵义逃窜。第二天，他们又越过一条深谷中的激流羊岩河，继续追击。这一带都是小山小谷，九弯十八拐的山道。他们正在山道上行进时，后面有一个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到了韩洞庭和黄苏面前滚鞍下马，打了一个敬礼，说：
“报告团长、政委，刘总参谋长叫你们等等他。”
“噢，刘总参谋长，他在哪里？”韩洞庭忙问。
“就在后面，大概一个小时就来到了。”
“好。”两个人就离开队伍，随便坐在山坡上。
“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事。”韩洞庭说。
“你没有看到总司令的电报吗？这次夺取遵义指定由他担任前线指挥。”黄苏说，“这次突破乌江，他也到前线来了，不过，没有到我们这里。”
韩洞庭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说：
“这个人哪，常说那么两句话，说一个指挥员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我看他自己就是这样，打仗就像绣花似的，这个我一辈子也学不来。”
“学不来也要学啊！”黄苏也笑着说。
两个人说着等着，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从东面山拐弯处，过来一匹白马。那匹马似乎早已过了它那叱咤风云的盛年，总是不慌不忙慢吞吞地走着。刘伯承就骑在那匹白马上。他戴着黑框眼镜，头上是一顶破旧的软塌塌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不知经过多少风雨的皮图囊，还有一个带着布套的长长的单筒望远镜。这两样东西，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自己背着。不像别的指挥员，什么零七八碎的全交给警卫员。
韩黄二人慌忙立起来，迎上去打了个敬礼。刘伯承微微一笑，从马上下来，同他们握手。
“你们等得很久了吧？”他问。
“不久，不久。”两个人恭敬地说。
话虽如此，韩洞庭肚里有话总是憋不住的。他笑着说：
“总参谋长，我看你这匹老白马，总有九岁口十岁口了，也该换换了吧？”
刘伯承不赞成地哼了一声，拍着他的老马说：
“老是老了一点。可是在中央苏区，它跟我走南闯北好几年了，我觉得它还是很不错的！”
说着，随手拔了一把草，递到老白马的嘴边。
老白马仿佛知道是在谈论它似的，一边吃草，还举起头望了望它的主人。
刘伯承有一种朴实、端庄、谨严的军人风度。他既不轻浮，又决不严峻得令人难以接近。他对别人既不随意迎合，讨人欢喜，又不张扬作态，以威压人。他摆了摆手，同韩黄二人一起席地坐下。
“你们听说，敌军中有一种传说吗？”他问。
“听说了，听说了。”韩洞庭哈哈笑着说，“讲我们过乌江是骑着水马，披着盔甲。”
“这就是打出威风来了。”刘伯承说，“一个部队就要打出威风！可是，头脑还要清醒呀！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艰难的，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要多用点智慧啰！”
说着，刘伯承从图囊里抽出一张新缴获的五万分之一的遵义地图，铺在膝盖上，用手指着遵义与贵阳之间说：
“总司令已经命令，这里的交通由三军团去截断，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的援兵了。”
说着，他又指着遵义附近的一个黑点点，郑重地说：
“这个地点叫深溪水，离遵义城才三十华里，驻着敌军一个多营的兵力，老百姓叫他们是‘九响团’……”
“什么九响团？”韩洞庭问。
“就是全团一色的九连珠枪。”
“噢，原来是老毛瑟！”韩黄二人哈哈大笑。
“问题在于这是敌人的一个触角。”刘伯承用庄严的面色止住了他们的笑声，“关键是对这股敌人必须全歼，不能使一个敌人漏网。因为漏网一个，遵义城的敌人就知道了，打遵义就费事了。你们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刘伯承侧过脸，用那只独眼望着对方。韩、黄二人点了点头。刘伯承郑重地说：
“我追上你们，特别来讲清这件事，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听清楚了。”韩黄二人说。
“那你们就赶队去吧！”刘伯承挥了挥手，装起地图，又走到正在吃草的老白马那里。
韩黄二人上马走了。刘伯承轻轻地拍了拍白马，说：
“老伙计，快点吃吧，不要慢条斯理的了，我们也要赶路去的。”
话是这样说了，刘伯承还是让老白马吃了一会儿，方才上路。
韩黄的先头团当晚驻在团溪。这是一个颇大的村镇，村东有一个美丽的小湖，不知团溪是否因此得名。韩、黄二人对消灭深溪水的敌人做了周密的布置。准备将敌人的退路完全切断，彻底全歼这股敌人。
第二天一早，部队就出发了。到了下午，渐渐阴云四合，不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距深溪水已经不远了。前面两个营长都来请示，现在雨很大，袭击是否照常进行。韩洞庭在马上一抹脸上的雨水，申斥道：“这还请示什么！找还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哩！……三点钟给我准时打响！”
这个仗果然打得意料之外的干脆，不到半个小时就打进了村内，基本上解决了战斗。等韩洞庭、黄苏赶到，二百多名俘虏已经集合起来，只剩下敌人的营长带着十几个兵在村里狼奔豕突，最后在一个小院里被打死了。这样，完全做到刘伯承说的无一漏网。
“下面是你的戏，我要睡觉去啦！”韩洞庭对他的政委说；并不等他的政委同意，就把湿衣服一脱，找了个小屋睡觉去了。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打仗，其他都是政治干部的事。多年来的习惯形成了规矩，政委也无可奈何。
为了弄清遵义的情况，黄苏从俘虏里找出一个连长、几个士兵，在小屋里谈话。开始他们坐在那里十分惧怕，吞吞吐吐，问一句话，他们就齐刷刷地站起来立正回答，弄得简直谈不下去。后来黄苏详细而耐心地解释了红军的政策，阶级的灵光很快就敲开了这些穷苦人的心扉；他们的精神稳定了，一五一十把遵义的情况说了个清清楚楚。遵义虽然还有一个完整的师，但确实已成惊弓之鸟。黄苏心中暗想，刘总参谋长叫我们多用智慧，我们何不用这些俘虏去诈城？眼下就有二百多俘虏，他们的衣服足够用了。想到这里，他就对那个俘虏连长说：“我们这就去打遵义，如果你们能叫开城门，成功之后，我们大大有赏。你们敢不敢去？”俘虏连长犹豫了一会儿，说：“长官，你们对我们这么好，小人怎敢不效劳？”当下，黄苏就叫政治处分给他们每人三块银元，算作回家的路费。俘虏兵个个欢喜不尽，说：过去都说你们是青面红发的魔鬼，见了人是要割鼻挖心的，没有想到你们是这样的好人！
黄苏把韩洞庭叫醒，一谈自己的计划，韩洞庭完全赞成，马上说：
“这个任务，我看还是叫金雨来去合适。这家伙脑子灵些，遇着意外也好应付。同时我们还要准备两手，诈城不行，就进行强攻。”
金雨来被叫来了，一听这计划，不由神采飞扬。韩洞庭说：“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既然装就要装得像些。”金雨来唯唯，立刻回去动员他的连队，开始化装。化装以后还一个个检查。不少人换上了竹筴子背包，手里还提着竹提包，乍一看活像贵州军队。韩洞庭一看，对他们的化装深为满意。为了加强兵力，又派了一个侦察排归金雨来指挥，随二连一起行动。临出发前，金雨来跑到韩洞庭、黄苏的跟前说：
“报告团长、政委，我有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提？”
“你就讲嘛！”韩洞庭说。
“能不能把团的司号员调给我二三十个？”
“要这么多司号员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造声势嘛！”金雨来鬼笑着说。
“你这个鬼家伙！”韩洞庭一面笑，一边找参谋调司号排来。
一霎时，一个个红小鬼背着他们的黄铜军号，飘着血红的红绸子，跟着金雨来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金雨来让那个俘虏连长走在前面，自己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心想，拿枪逼着他干，总是不如他心甘情愿；还是多做点工作。想到这儿，他就热情地拍拍那人的肩膀说：
“你老哥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桐梓。”俘虏连长受宠若惊，立刻递过笑脸。
“今年有多大岁数啦。”
“唉，四十二啦。”
“在家里多好，干吗要出来当兵？”
“咳，你不知道，周西城、王家烈都是我们桐梓人，我不是也想出来沾个光嘛！”
“你当兵多少年啦？”
“这不，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才当了个连长？”
这句话不要紧，把俘虏连长的满腹辛酸都诱发出来：
“唉，老弟，不好混哪！这年头儿，没有窗户、门子不行啊！今天打死的那个营长，就是团长的小舅子，他当兵没有几天，就是我的上司了。我跟着他们，从贵州打到四川，又从四川打到贵州，苦头吃了无数，还不是为他们卖命！他们要老百姓种鸦片，收了鸦片到广西换枪，换了枪扩大军队，扩大了军队再扩大地盘，然后再刮一层地皮，把钱存到外国银行……这回你们来，谁愿意打呀！那天听说你们骑着水马过了乌江……”
“你也相信我们有水马？”金雨来笑着问。
“都是这样讲嘛！不然，怎么来得这么快！师部上午通知我们，还说你们三天以后才能到呢！”
过了深溪水，是贵阳通遵义的公路，沿途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风景颇佳。而急欲奔袭遵义的战士们却无心观赏，依然飞步前进。不巧的是，天黑以后，雨又下了起来，道路泥泞不堪，不断有人摔跤，弄得像泥猴似的。而且贵州的黄胶泥黏得要命，不断把人们的鞋子粘下来，想再拣起都很费事。金雨来一看队伍慢下来，就着急了，刚要叫大家注意，自己的一双破草鞋也被那多情的黄泥彻底扒了下来。他俯下身去捡，黏糊糊的竟拉不出来；再一用力，一只破草鞋已经连腰断成两截；气得他狠狠摔到地上，骂道：“既然你看上了我这双草鞋，我就送给你吧！”他像许多战士一样，干脆赤着脚走。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左右，金雨来猛抬头，远远看见前面半空中亮着一点灯光。他立刻机警地站定脚步，指着灯光问那个俘虏连长：
“前面是什么地方？”
“那就是遵义的南门。”
“是城门楼上的电灯吗？”
“是的。”
金雨来把驳壳枪从身后的木盒子里掏出来，望着俘虏连长严肃地说：
“呆会儿，你就照着我的话喊。”
“是。”
金雨来转过身，指着西南一带平顶山，对侦察排说：
“那就是红花岗，是遵义城的制高点。你们要悄悄地摸上去，消灭敌人那个排哨。”
侦察排接受了任务，就由另外几个俘虏领着向红花岗去了。
接着，金雨来走到他的二连面前，压低声音说：
“你们一定要沉住气，装像一点！”
说过，就像排戏场上权威的导演一样把手一挥，说：
“开始！跑！”
接着，他紧紧跟着那位俘虏连长跑在前面，那群“败兵”跟在后面，向着遵义南门，七零八落地狼狈逃去。一路上发出噼里啪啦的杂乱的脚步声。
城楼上的灯光愈来愈近。说话间城楼黑魆魆的巨影出现在眼前。只听上面威严地喝道：
“干什么的？”接着是稀里哗啦拉枪栓的声音。
俘虏连长似乎犹豫了一下，金雨来用驳壳枪向他背上轻轻一顶，他立刻说：
“弟兄们！莫开枪，莫开枪，我们是深溪水九响团的。”
城楼上拉枪栓的声音停止了，紧接着严厉地问：
“哦，九响团？你们不守山口子跑回来干什么？”
“唉，你们不知道啊！”俘虏连长装出一副哭腔说，“共军打过来啦！把我们包围啦，营长也打死啦，我们一个连突围出来啦，你们快打开城门，让我们进去吧！”
“什么？共军打过来啦？”城楼上一片惊恐的窃窃私语声。一个声音问：“不是说，还有两三天才能来吗？”
“什么两三天？人家骑的是水马呀，还有铁盔铁甲，刀枪不入，厉害得很哪！”
“好，好，你们等一等。”
金雨来心中暗喜，正在等待开城，只听城楼上一个凶狠的声音骂道：
“妈的！你想找死啊！不弄清楚就要开门，放进共军，你担待得起吗？”
接着是乒乒打耳光的声音。
金雨来一捅俘虏连长，压低声音问：
“城楼上这个家伙是谁？”
“可能是个连长。”俘虏连长说。
“不怕！”金雨来给他鼓气，“你拿出点派头给他看！”
俘虏连长果然声色俱厉地说：
“上面说话的是谁？”
上面也不客气地反问：
“你是谁？”
“我是九响团的王连长。你不认识吗？”
对方软了，口气缓和下来，说：
“我是二团二连的马排长。不是兄弟我多心，是出了事我担不起责任。你既是九响团的，你知道你们团长有几房太太？”
金雨来在俘虏连长耳边悄声说：“再给他点颜色！”
“姓马的！你是不是瞎了眼了？”俘虏连长果然声音提高了好几度，“如果误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再不开门，我要让弟兄们去砸门了！”
“好，好，就开！就开！”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却有好几个手电筒从城门楼上扫下来，在这支“败兵”身上扫来扫去。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经过严格审查过的“黔军”，加上泥里水里滚过的狼狈相，简直是无可怀疑。这些“败兵”也真能见景生情，他们在电筒光的扫射之下，一个个都拍着自己贵州军的帽子，生气地骂道：
“娘的，好好瞧瞧，看看我们是不是九响团的！”
这位马排长终于作了最后认定。不一刻，那高大厚实的城门开始发出哗啦啦的开门声。金雨来亲亲热热拍了拍俘虏连长的肩头，算作奖赏，接着带头拥到城门跟前。粗大沉重的门闩卸了下来，两扇又高又厚的城门，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打开了。“败军”们早已装好子弹，上好刺刀，一拥而入。
两个开门的士兵，还带着惊讶的神色询问：
“老哥，共军怎么来得这样快呀？”
为首的战士将他俩一把抓住，说：
“老子就是共军，快快投降吧！”
接着，人们冲上城去，那个马排长见势不好，连忙要去调机枪，已经被打死在城门楼上。其余的士兵胆战心惊，纷纷投降。
金雨来立刻把二三十个司号员分散在城墙上，让他们吹起了冲锋号。然后就带着他的连队向市中心敌人的师部冲去。在前面的丁字街上，他发现贵州军队正在乘混乱之机抢夺人民财物，传来一片砸门声，吵骂声，哭泣声。金雨来怒不可遏，立刻指挥轻机枪打得那些黔军抱头鼠窜，金银首饰丢了满地。此时，红花岗上升起了三个信号弹，金雨来知道侦察排已经得手，接着向敌师部猛插。沿途抓了几百俘虏，其余的敌人从北门向娄山关狼狈逃去。这时，各路红军都已打进城来，向逃敌猛追过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遵义城以鲜红的早霞迎接了她的第一个黎明。也许由于黔军的劣迹过于让人生厌的缘故，遵义的市民对红军的来临并不过分恐惧，卖豆花和米粉等各种贵州小吃的店铺，试探着纷纷开门。他们昨天还对红军怀有很大的神秘感，而这些披着神话色彩的人们，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了。不知哪位好事者，在金雨来住的一家临街的房子前，用粉笔写了几个大字：“水马司令部驻此。”这一下惹起了不小的麻烦。由于连日来过分疲劳，金雨来本打算好好睡上一觉，不料一大早起门前就闹嚷嚷的。他不知出了什么事，起来一看，见门口一大群人，其中有不少青年学生。这些人一见他出来了，互相交头接耳，一个劲儿地龇着牙对着他笑；一面窃窃私语：
“瞧，司令出来了！司令出来了！”
“就是他！”
“你看那两个眼睛多有神！”
金雨来十分尴尬，很不好意思地说：
“你们这是看什么呀？”
“我们就是看你呀！看水马司令呀！”一个女学生哧哧地笑。
“哪里有什么水马司令？”
“咳，别谦虚了，你就是嘛！”一个老人说，“那么高的城墙，听说昨天晚上你们一蹦就蹦上来了。”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金雨来哈哈笑着说。
接着，有好几个人一起说：
“司令别太谦虚了，把你们的水马拉出来叫我们看看，行吗？”
“还有盔甲！那刀枪不入的盔甲！”
金雨来被弄得没法，抻抻自己满是泥点的军衣，笑着说：
“要看你们就看吧，这就是我的盔甲。”
“咳，真会说笑话，人家还保守秘密哩！”
金雨来看群众热情很高，是个宣传的好机会，就把每个红军战士常向群众宣传的那番道理，大大讲了一番。群众对这些新鲜道理，给予了许多热烈的掌声。
遵义，是一座古城。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那时叫做鄨国。西汉时叫做牂牁。这些都已年代久远，难以详考了。到了唐初，就先后改名郎州、播州，那倒是有点名气，不过是贬官、流放的蛮荒之地。那位名扬千古的大诗人李白流放的夜郎国，就在距遵义不远的桐梓县。认真说，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的近百年间，由于遵义蚕桑和丝织业的发展，她才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的城市了。
遵义古旧而又残破，风景却颇为秀丽。红花岗、凤凰山等几座山峰像伸出双臂抱着这座城市，城墙边弯过一道澄碧的江水，名叫湘江，也叫芙蓉江。江上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今天石桥两端挤满了人群，他们都面带着喜色在欢迎中央纵队入城。行进中的红军战士一个个更是眉开眼笑。他们彼此笑着，望着，都有一种新鲜的、不期而遇的喜悦。对遵义的居民来说，他们早已对黔军厌烦透了，红军的来临，无疑使他们产生了朦胧的希望。而对红军来说，这毕竟是他们自江西出发以来进入的第一座城市；过去经过一座小小的市镇，尚且很高兴，何况这是一座城市呢！他们的军容显然经过一番整顿，衣服补缀得很整齐，看来颇为威武。
值得一提的是桥头一阵又一阵鞭炮的脆响，给今天的场面增添了特有的欢乐气氛。贵州人管这玩艺儿不叫鞭炮，也不叫花炮，而叫做火炮。不管叫什么，它在点燃人们心中的欢乐方面，却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令人注目的是，这个主持火炮的人，看来颇有心计，每一个单位的队伍一踏上桥头，鞭炮就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如果你从人群里挤过去，就可以看到桥头上站着十几个衣衫破烂的黑脸汉子，每个人都挑着一根长竹竿，竹竿上挂着一挂长长的鞭炮。他们望着队伍傻笑，由于脸色乌黑，一笑就露出一嘴白牙。看来他们今天的欢迎，怀着特别的热诚。直到中央纵队过完，欢迎的群众全都散去，他们还伫立在桥头张望。
这时，连长金雨来正在桥头维持秩序，看着这一伙人很有意思，就走上去，笑吟吟地问：
“老哥们，你们还在这里等谁呀？”
人群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相当魁伟的汉子，笑着答道：
“我们还要欢迎你们的官长。”
“官长？”金雨来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要看哪位官长呀？”
“朱德、毛泽东来了吗？”
“他们都过去了。”金雨来答道，“刚才那个头发长长的，一路走一路笑着点头的，不就是毛泽东吗！朱总司令还向你们招手哩，你们也没有看见？”
一个活泼的，像瘦猴似的小鬼插进来说：
“是，是，我是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向我们招手，真和气得很，像个老伙夫似的。”
“咳，真糟！我还以为他们在后边哩！”那个三十多岁的壮汉惋惜地叹了口气，还抖了抖竹竿，竹竿上挑着一挂长长的火鞭，“你看，我还给他们留着一挂火炮哩！”
金雨来为他的热诚所感动，问：
“你们这些老哥都是干什么的？”
“我们都是挑煤巴的。”那个瘦猴似的小鬼笑着说，“干我们这种活儿瞒不了人！”
金雨来一看，他们一个个全是黑乌乌的脸，穿着小破袄，肩头上露着棉花，连棉花也是黑的。
小鬼说过，又指了指那个三十来岁的壮汉：“这位杜师傅是打铁的。这回来欢迎你们，就是他挑的头儿。”
金雨来又仔细打量了这位铁匠，见他肩宽背厚，不仅粗犷有力，而且目光炯炯，相当老练沉着，看去很像见过一点世面。他听了小鬼的话只淡淡一笑。
金雨来带着敬意笑着问：
“杜师傅！你组织他们出来欢迎红军，就不怕土豪劣绅注意你？”
“一听你们要来，他们一个个早就吓掉魂了！”杜铁匠笑笑，轻蔑地说。
“听说你们来，他们就觉着天要塌了的样子。”那个瘦猴似的小鬼抢着说，“头号的财主往四川跑，二号的财主往贵阳跑，土财主就往山洞里藏。有个财主还吓唬我：‘李小猴，跟着我们跑吧，你要不跑，共产党抓住你，要割你的鼻子，挖你的眼，掏你的心！’我一听，也害怕了。可是我家里还有个老娘，就指望我挑点煤巴卖，我一跑家里怎么办？我这心七上八下没有主意。那天，城里有钱人已经跑了不少，街上的店铺，也都咔咔嗒嗒关门。我往茶馆里送煤巴，见茶馆里冷清得怪，只有杜师傅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茶，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杜师傅见我慌慌张张的，就笑吟吟地问：‘小猴子，你慌什么？’我说：‘红军已经骑着水马过了乌江，眼看就到了，我怎么办？’杜师傅就拉着我的手坐下来，问我：‘小猴子，你家里有多少房呀？’我说：‘杜师傅，你还不知道，我是一间房也没有，住的都是人家的。’他又问：‘你有多少地？’我说：‘你更问得稀奇，我要有地怎么会跑到遵义来呀！’杜师傅又接着问：‘没房没地，手里总还有个钱吧？’我说：‘杜师傅，你这简直是同我这个穷苗家开玩笑了，有钱我还去挑煤巴卖呀！’杜师傅就笑着说：‘这就对了，你什么都没有，还怕什么！红军是打富济贫，说不定还有点好处。’我一听，乐了，忙问有什么好处。他说，红军一来天就要翻个个儿，地也要翻个个儿，土地是要分的，衣服、粮食也是要分的。说到这儿，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像你这破棉袄怎么过冬呀！红军过来了，还不先分给你一件新棉衣穿？’他说过就哈哈笑起来，我心里蜜甜蜜甜的，也觉着像真要有一件新棉衣似的。我忙问，红军来了怎么欢迎，他说，你去找找那些挑煤巴的弟兄，有愿意的，大家凑点钱到街上买火炮去。红军一来，咱们就放起来……”
“这不，你们就放起来了……”金雨来笑着说。
“可是，也没放完。”杜铁匠笑了笑，有些遗憾地说；一面摇了摇手里的竹竿，那上面还挑着一挂火炮。
“那就等着成立苏维埃的时候放吧！”
金雨来抬头看看太阳，天已近午，就说：
“杜师傅，还有各位到我们连吃饭吧，我们今天还杀了一口猪呢！”
大家都推让着，很不好意思。金雨来紧紧拽着杜铁匠，大家也就跟着去了。
遵义分为新旧两城，中间隔着一条芙蓉江，有石桥相通。新城是太平天国后期，当地的官僚、地主和富商，为了对付苗、汉起义军的纷纷兴起而修建的。不过主要市区还在旧城。中央纵队到达遵义以后，博古、李德和军委总部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住在旧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住在新城。新城穆家庙有一座小孤山，山旁边有边防旅长新修的两层小楼，毛、王、张就住在这里。
部队住下来的第二天，毛泽东一早就出去了。王稼祥经过一夜休息，卫生员又来换了药，身体显得轻松了许多。但心情仍然很忧烦。自从突过湘江以后，因为进军方向的分歧，简直是争了一路，吵了一路。在这中间，他做了不少工作，还提出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一点总算在黎平会议上定下来了。可是由于追兵在后，战事紧张，总也找不到适当时机，现在这个时机该是到来了。会议准备得是否充分，也将决定会议能不能成功。
他这样想着，就慢慢地走下楼梯，来到张闻天的房间里。
张闻天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正在看书。他早年当过作家，写过小说，也写过评论。还在檀香山当过报纸编辑。以后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王明、博古、王稼祥都是同班同学。尽管他现在穿着军衣，戴着红星军帽，但依然像个大学教授，一派学者风度。他见王稼祥进来，忙放下书，笑着问：
“稼祥，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过了乌江，似乎好一些。”
王稼祥一面说，一面坐下来。他看见桌上是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皱皱眉头说：
“咳，你先别看这个书了；政治局会议很快就开，会怎么开法，还是多考虑考虑的好。”
“反正到时候我是有话讲的。”张闻天似乎胸有成竹，“我也希望早点开。现在薛岳正向贵阳前进，他对贵阳的兴趣恐怕并不比追我们为小。对我们来说，这正是一个空隙时间。不过要抓紧。”
“恐怕你还是准备一个发言。”王稼祥笑着说。
“当然。”张闻天说，“我就是主张党内要有民主，而民主就在于倾听不同意见。广昌战斗打得一塌糊涂，我刚说了几句在我看来并不尖锐的话，我们的博古同志就说我是普列汉诺夫……”
王稼祥哈哈大笑，说：
“那次我没有参加。怎么会说你是普列汉诺夫呢？”
张闻天似乎还带着当时的气愤，说：
“我当时就说，像广昌战斗那样硬拼是不对的，后来受了那么严重的损失，广昌还是丢了。博古就说，这是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的武装暴动！”
“这怎么能够拉扯在一起呢！”王稼祥深有所感地说，“我们党内有一个毛病，动不动就爱扣帽子，好像自己原则性强。”
“从那以后，他对我就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张闻天回忆说，“五中全会，他提出增设一个人民委员会主席，要我担任这个角色，以后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头。老毛是苏维埃主席，政府工作都是他来做，我去以后，他就无事可做了。这样既排挤了我，又排挤了老毛，真是一箭双雕！”
“噢，原来是这样！”王稼祥陷到深沉的思索里。
张闻天凑近王稼祥，压低声音说：
“而且，有一次，他对我转达了李德的一句话，直到今天我都不大理解……”
“什么话？”王稼祥睁着亮亮的眼睛，警惕地问。
“李德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这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要闹摩擦。”
“这是什么话！”王稼祥气愤地说，“我们党内能这样吗？我们应当服从真理，不能是服从于哪一派、哪一个人！”
“对，谁手里有真理，我们就跟谁走！”张闻天也响亮地说。
这时，只听房门吱扭响了一声，接着，周恩来披着大衣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的两颊胡子又黑又浓，一部长长的美髯飘在前胸。他打量了这个房间一眼，又仰起脸看了看天花板下的吊灯，说：
“你们这个房子不错呀，这是谁的房子？”
“据说，是一个马夫的房子。”王稼祥笑着说。
“马夫的房子？”周恩来有些惊疑。
“是这样，”王稼祥解释说，“周西城有一个妹妹长得很丑，嫁不出去，后来就嫁给他的马夫，这个幸运的马夫接着就提升为旅长了……”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接着问：
“毛主席在吗？”
“他一早就出去了。”
“到哪里去了？”
“去看贺子珍了。卫生部来了电话，说她快要生孩子了。”
“唉，女同志在这种环境下生孩子真够受的。”周恩来叹了口气，在床铺上坐下来。
王稼祥说：
“我刚才同洛甫同志商量，政治局会议还是早点开好。”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
“这些意见，昨天晚上我已经同博古同志讲了，他同意尽快开，不过报告还是要等他写出来。另外，他要我也讲几句。”
说到这里，周恩来问：
“可惜毛主席不在，你们听到他对会议有什么意见吗？”
“他说，还是集中讨论军事问题，面不要开得太宽。”
王稼祥怕没说明白，又加添了一句：
“也就是说，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先不要涉及。”
周恩来皱着一对浓眉，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
“好，这样好。这样便于解决问题。”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起来。王稼祥拿起耳机一听，就笑嘻嘻地递给周恩来说：
“恩来，你真是走到哪里，电话就跟到哪里。”
周恩来接过电话，还没有听几句，脸色就变了，神情颇为激动。
“好好，知道了，等我回去处理。”说过，重重地放下了耳机。
“净出些莫名其妙的事！”周恩来气愤地说，“你看这个李德，嫌分给他住的房子不好，就在院子里撒气，乱打起枪来！这还像话吗？”
“非把这个家伙轰下台不可！”王稼祥和张闻天也气愤地说。
“我先回去了。等毛主席回来，我再来一次！”
周恩来招招手，以敏捷的步伐跨出门去。
必然与偶然，永远是一个有趣的联结。必然性可以预计，而偶然性则任何天才都不可预计。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开始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谁也不会想到就在遵义城内柏辉章师长的家里举行。这一点，不仅柏辉章本人绝想不到，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也想不到。
柏辉章是王家烈下面的一个师长。他于一九三二年竣工的这座阔绰的家宅，完全是仿照他的上司在贵阳那座楼房的模式，四外都有宽大的走廊，走廊上有好看的拱形的雕饰，其差别仅仅是少了一层。在遵义城内那些古旧的中世纪的小楼之中，它显然也是鹤立鸡群。一进那座贼亮贼亮的黑漆大门，迎面还有一座圆门，上题“慰庐”二字。这座崭新的、宽大的楼房，对于长途跋涉想找个立足地解决一下他们的家庭纠纷的人们，也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
冬季天黑得早，晚饭后不久，暮色已经降临。在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警卫员们早就把天花板下垂着的那盏带罩的煤油灯点了起来，洒下一片橘黄色的灯光。他们还弄了一个大火盆，生了满满一大盆炭火，使整个屋子暖融融的。屋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发着亮光的黑漆木桌，有二十几把精致的藤面黑漆木椅，壁上还有一只挂钟，好像这一切本来就是为这次会议做准备似的。政治局委员们和扩大来的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不用说，接触这样安适的环境，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会场上充满一种愉快的和悦的气氛；按照共产党的家风，本来也就是这样。尽管将要开始的会议，带有极其深刻的、严肃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性质，但是在开会之前，你却看不出有什么紧张的迹象。屋子里一片说笑声。那些椅子，警卫员本来摆得很整齐，这些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却把它拉开来，坐得松松散散，好像过于拘谨正规，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的性格。
今天坐在上首的是会议的主持者总书记博古，挨着他的是周恩来、朱德和陈云。毛泽东挨着王稼祥、张闻天，靠着窗子坐着。他的头发很长，面孔依然显得憔悴，但心情看来愉快了许多，谈笑自若，仿佛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事情。其他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刘少奇、何凯丰以及扩大参加的高级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都松散地坐在桌子周围。惟独李德远远离开桌子，心事重重地坐在房门的入口处，不断地抽烟，喷出浓浓的烟雾，旁边坐着他的翻译伍修权。
如果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神态，还是可以看出，博古与众人有些不同。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的政治家，其才思之锐敏，对马列著作之熟悉，并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之下。尤其是少年得志，大权在握，平日里自不免有目空一切的骄矜之色。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起演说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既有强烈的鼓动性，又有逻辑的雄辩性，再加上马列原著能够整段引来，英文、俄文更是脱口而出，会场上常是一阵接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今天仍然显得矜持，但总有点不很自然。这也难怪，每个人，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生活上，只要陷于某种被动，总会有这种难以掩饰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博古自湘江战役之后，不论是同志们背后的窃窃私议，还是当面流露的不满，都已陆续听到不少。今天的会议，是接受大家的提议被动地召开的，报告又是在大家的催促下准备的，也就更难怪有这种不安的心情了。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当响了五下，周恩来在博古的耳边轻轻地说：“开始吧！”博古点了点头，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就宣布了开会。他的主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在这个报告里，他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他做了反复说明和充分的发挥。至于讲到中央苏区放弃的原因，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客观原因上，他强调了第五次“围剿”与历次“围剿”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党的援助大大加强了，通过大量的借款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国民党的军队；在兵力上国民党动员了一百万大军，而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就有五十万人；另外还派了军事顾问；这一切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而在主观原因方面，党在白区人民中的工作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的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地要影响到反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
博古抽烟很凶，几乎是一支接着一支，报告作完，已经不知抽到第几支了。他在纸烟的烟雾缭绕中，结束了自己的报告，最后说：
“同志们！我的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不周密不全面之处是难免的，希望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给予批评。”
话虽如此说，但心里却嘀咕着：大家究竟会怎样评价呢？就像拿出作品的可怜的作者在听候着观众的裁判。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会场上却是一片冷峻的静默。只有一向维护博古领导的“少共”中央局书记何凯丰，鼓着两只大眼睛，审视着会场上每一张面孔，想从他们的表情看出对报告的反应。
下面是周恩来的副报告。他的表情是严肃的和热诚的。他和博古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分析未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时，侧重讲了主观方面，也就是领导者本身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沉痛教训！”他望着大家异常沉痛地说，“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愿意在我负责的领导工作中承担责任，并坚决改正。我希望全党来监督我，看我今后是否做了改正。……”
他的长胡子似乎在抖动着，眼睛里流露着真诚的灼人的光辉。全场的人都在望着他。“共产党人本来就该是这样。”人们心里悄悄地说。仿佛在这一瞬间，一块冰块儿在不知不觉间融化了。而且，人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军事思想上，他和毛泽东、朱德都基本上是主张打运动战的。因此，在他代替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委后，能够同朱德一起取得粉碎四次“围剿”的光辉胜利。此后，周恩来、朱德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在夺取“中心城市”等一系列问题上矛盾愈来愈尖锐了，周、朱在前方指挥上毫无机动权，造成很大困难。李德进入苏区后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终于在一九三三年末，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了中国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这时的部队就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了。今天，周恩来为此坦诚地承担责任，一个本来德高望重的人，在人们心目中，形象是更加高大了。
接着，是张闻天的发言。他的神态严峻，嗓音洪亮。由于事前吸收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提纲准备得相当周密。发言的严肃性和针对性，与博古的报告构成了森严对立的壁垒。
会场上，气氛紧张起来了。
“我来讲几句吧。”毛泽东笑着说。他从窗台上端起他那个旧搪瓷缸子喝了两口水，就一手拿着提纲，一手夹着纸烟讲起来。他平时讲话一向不用稿子，今天显然做了充分准备。按照他的风格，一开始也还是讲得很随便：
“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
会场上活跃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呢？”他的话锋一转就归入正题，“这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嘛。而为什么会丢掉根据地呢？按博古同志的说法，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敌人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可是前几次‘围剿’难道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红军到五次反‘围剿’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以，敌人的五次‘围剿’没能粉碎，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革命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
“我们的敌人也是犯了类似错误的。”毛泽东接着说，“由于他们不承认同红军作战需要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所以招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来，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戴岳先后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开始对我们采取堡垒政策。可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一套’的人们，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样整整同敌人拼了一年消耗，根据地越来越小，本来是为了不放弃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来了一个大转移。”他说到这里，既沉痛又尖锐地说，“采取这种战法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能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个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博古的脸色也登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毛泽东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咧，难道我就不怕？可是，不行啊，同志们。事实上，常常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取得的是进步和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可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人们大笑。
“有的同志，总是对诱敌深入想不通。”毛泽东继续说，“他们不是批评我逃跑主义，就是批评我游击主义。其实，谁不知道，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人倒是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你们都没有忘记《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吧？他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一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还是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有的同志总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进行的是运动战，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总是对同志们说，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了。而有的同志总是摆出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架势，要打什么‘正规战争’，非常害怕流动。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对流动结果却来了个大大的流动。……同志们，我们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差不多占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讲军事，但别的方面也讲到了。他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而尤其带有很浓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像一下子把人的思想照亮了。会场上，人们有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有的陷入沉思。模糊不清的概念清晰了，难以确定的确定了，尚未成熟的见解成熟了，人们精神上顿时像饮了一杯醇酒似的得到很大的满足。人们望望博古，他仿佛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何凯丰带着惊愕的神色瞪大了眼睛。李德瞥了毛泽东一眼，然后掉转头去，猛地喷出一口浓烟。那神色仿佛说：“瞧，毛泽东又是那一套！”
王稼祥处于一种精神亢奋的状态。为了召开这个会议，他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最近一连休息了几天，觉得伤口轻松了一些，因此会前没有坐担架，就由警卫员扶着早早地来了。他的脸上呈现着欣慰的微笑，而心里却盘算着发言的时机。他的发言显然不能过早，也不宜过迟。现在一看毛泽东发言后，会场上充满如此良好的气氛，时机不可错过，遂咳嗽了两声，先机传出了发言的讯号。
王稼祥的发言，除了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以外，着重提出了博古特别是李德领导作风的问题。他指出，自从李德进入苏区以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为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极大恶果。讲到这里，王稼祥气愤地说：
“对你们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同志们意见是很多的，难道过去没有向你们提过吗？不，不是没有提过，是你们不听啊！不但不听，还加以压制。为了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将红军甩到江浙一带，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这样不仅配合了福建事变，直接支援十九路军，而且可以使敌人精心经营的堡垒地带，完全无用。这样一个带战略性的意见，你们听了吗？你们对党内民主看得一钱不值，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像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远方转移这样的大事，你们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你们把党的民主究竟置于何地？……”
说到这里，他不禁站起身来，说：
“我认为，李德同志是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发言，像水潭里投入了一块巨石，使会议震动。朱德布满皱纹的善良的脸上笑开了花，看着众人笑得很甜。显然，这个发言使毛泽东冲开的突破口扩大了，使刚刚开始的优势稳定下来。但是这个发言火辣辣的刺激性，却在另一些人心中激起了不安。何凯丰狠狠地瞅了王稼祥一眼，在王稼祥还没有坐定的时候，就开腔了：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对报告的指责是相当偏激的。”凯丰向会场轮了一眼，“众所周知，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是异常正确和英明的。党中央对于国际的路线指示，是无限忠实的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五次反‘围剿’以来出现的问题，我们主观上虽有缺点，但基本上还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同时，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局部的和战术性的，并不涉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决不允许肆意夸大。”说到这里，他横了王稼祥一眼，并提高声音说，“就以军事问题而论，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毛泽东同志不过多看了几遍《孙子兵法》而已，难道他说的那一套就都是马列主义？……我看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指摘……”
凯丰的话音没落，会场上就响起了几个声音：
“这怎么是指摘呢！难道过去的问题不讨论了？”
“凯丰同志，你看哪些问题夸大了？”
“真是……”
这时，毛泽东欠欠身子，笑着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我看还是让同志们把话说完的好。”
这时，李德早已忍耐不住，他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翻译，霍地挺身而起，用俄语连珠炮般地嘟噜起来。会场上多数人不懂俄文，只看着他那脸部的肌肉抽动着，黄眼珠里射出愤怒的光。伍修权好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才翻译道：
“我今天无意多发表意见，但我要提请各位注意两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第一，在我参与中国红军工作的这一年中，也就是五次反‘围剿’的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第二，红军是井井有条地进行了整编，胜利地冲过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我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些战术性的、枝节性的缺点，加以夸大，把它说成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而归罪于一个毫无权力的顾问呢？”
他说过坐了下来，仍然余怒未息地喷出一口一口的浓烟。
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是个细高个子。他天性温和，对人宽厚，不是原则问题，很少同人争论，而牵涉到原则却又寸步不让。他的脚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过了湘江又化了脓，只好坐担架，这就常常同王稼祥在一起。两个人时常议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开这个会是他多少天以来的渴望了。今天他本来准备等政治局委员们发言过后再来说话，现在看到凯丰和李德这个样子，也就忍耐不住。
“李德同志要我们尊重事实，但是他却忘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就是把中央苏区丢了，我们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地方。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战术性的、枝节性的，好轻松啊！这真是彭德怀同志说的‘崽卖爷田心不疼啊！’”
聂荣臻望望博古和李德，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这里我就说说你们‘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得到了什么结果。就以丁毛山战斗为例，敌人修了堡垒线，我们也修了堡垒线与之对抗，结果打了一个多星期，完全得不偿失。我到阵地上亲眼看到，三团一共九个连就伤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气得一个排长说，不知捣啥鬼哩，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群众的这些意见，我们都向上反映了，我们自己也向上面写过信，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因为你们心目中就没有群众！”
聂荣臻说到这里，又凝视着李德，带有嘲讽意味地笑了一笑：
“李德同志，我还要说一说你的得意创作短促突击。为了贯彻你的这个指示，你还亲自到我们军团上过课。你的意思是，等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去突击他一下再收回来，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我们的兵力就暴露在敌人的堡垒之下。古龙岗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次我们本来想伏击薛岳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敌人很快就缩回去了，结果歼敌不多，我们自己却遭到不小伤亡。如果是诱敌深入，我敢肯定说，这部分敌人是回不去的。”
聂荣臻非常惋惜地叹了口气，好像还为未能歼灭这股敌人感到遗憾。接着，他又讲，对福建事变，没有积极地从军事上配合，也是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福建事变发生在五次反“围剿”之初，如果善于处理，不但可以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还可以使南京政府受到巨大的打击。当时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可惜的是没有从军事上配合。讲到这里，聂荣臻叹口气说：“当时还说什么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比蒋介石更危险，用不着给小军阀当挡箭牌。你说可笑不可笑！当时蒋介石把‘围剿’我们的部队调往闽西，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真好打呀！大家都说，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硬是不让打，说是帮助了小军阀。你看这种思想‘左’到了什么程度！……”
由于聂荣臻平时很少发表激烈的意见，他今天的发言自然具有更大的分量。
“我也从这里说起吧。”彭德怀瞅了李德一眼，两道浓眉微微地皱了一下，“福建事变以前，蒋光鼐和蔡廷锴就派人来谈判了，说他们要反蒋抗日。我还请这个代表吃了饭，用大脸盆的猪肉招待他。中央回电说我不够重视，招待不周。可是不久，这个代表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你们一时说我不够重视，一时又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坏，我就弄不懂反蒋抗日有什么不好，你们的歪道理就是多哟！”
他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听说，古今中外的战术家都讲究集中兵力，而李德同志却要我们分散兵力。”彭德怀接着说，“过去毛主席指挥，一直把一、三军团摆在一起，李德同志却把一、三军团分得一东一西，搞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团村战斗，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一共四万多人，我们三军团四个师一万多人，我们的部队冲进敌人阵地，敌人立刻乱了营，我在指挥所一看，只见敌军人马翻天，就是看不见我们的人在哪里，虽是猛虎扑进羊群，可是羊太多也难捉住。真可惜呀！当时如果有一军团在，敌人的十五个团可以全部歼灭，也就不会转到这里来了！”
“确实是这样！”聂荣臻也点头叹息道，“我们那里也有几次好机会，都因为三军团不在没有成功，太可惜了！”
彭德怀继续说：
“说实在话，我开始很纳闷，不知道李德同志究竟是怎样指挥的。后来我才听说，他是坐在屋里，看看图，用比例尺在图上画一画，连迫击炮放在什么曲线上他都规定得死死的，一点不许变动。他不知道我们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他的命令一下，就叫你赶到，根本不考虑部队还要吃饭，还要睡觉，走不走得到。洵口战斗那次，我确实很生气：敌人有一个营眼看快消灭了，他非让我撤下来，去打硝石，连半天时间都不给；而那个硝石，是个死地，它在敌人堡垒群的中间，周围驻着敌人八九个师；我去电坚决反对才没有去，否则三军团就会被敌人全部歼灭。进攻南丰城，幸亏我留了一个新兵团在手上，坚决守住一个山口，不然一军团也有被歼灭的危险。”说到这里，彭德怀两眼直视李德，说：“李德同志，你刚才说红军到今天保存了有生力量，好像是你指挥的成绩，叫我看，要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对你进行抵制，红军早叫你断送完了！”
“这些都不谈了，”彭德怀挥挥手说，“我还是谈谈广昌战斗吧。敌人集中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进攻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硬是不相信，要我们修永久性的工事。博古同志还亲任临时司令部的政委，李德同志实际是总司令。结果打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敌人的飞机每次来六七架轮番轰炸，所谓的永久性工事就轰平了，在里面守备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部队突击了几次也没有成功，伤亡将近千人。晚上，博古、李德同志约我和杨尚昆同志谈话。一见面，李德还是那一套，什么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啰、组织火力啰，我说，组织什么火力呀，根本没有子弹！那天，真把我气坏了，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李德同志，自从你来了以后，你没有打过一个好仗！敌人是五十万人，我们是五万人；敌人有全国政权，我们是二百五十万人一个苏区；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连子弹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同敌人拼消耗呀！今天的实际你可看到了吧！你完全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苏区开创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六年了，你要把这一切都断送掉！‘崽卖爷田心不痛’，就是我那次讲的。讲了以后，我看李德并不生气，就知道伍修权同志没有全翻过去，我又让杨尚昆同志重翻了，果然李德就咆哮起来，直骂我：‘封建！封建！’还说因为免了我的军委副主席我不满意才说这些话的。我说，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确实的，那次我把一套旧军衣放在包里，我是准备随他到瑞金去，随他开除党籍，开大会公审，杀头！……”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使刚才凯丰和李德的发言掀起的波澜平息下去，就像是大海里涌起的两朵浪花勇猛相击后归于平静一样。朱德早就准备着发言，一次一次都被别人抢到头里去了。在他那忠厚纯朴的多皱纹的脸上，简直像风雨表一样，随着发言的内容，时而笑得很甜，时而皱起眉头。刚才凯丰和李德的发言，竟使他的脸拉得老长，坚实的颚骨绷得紧紧的。现在听着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脸上的线条又自然而然地展开了。接着，他在大家的笑声中开始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内容尖锐语调却极平和。他说，我们红军的人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毛主席就是从实际出发创造了我们的战术，所以前几次“围剿”都打赢了。很可惜，第五次反“围剿”，把这些流血的经验抛弃得干干净净，所以才受到这样大的惩罚。今天要挽救危局，理所当然地应该让毛主席出来参加指挥。
总司令的发言，使大家不自觉地鼓起掌来。
接着，李富春、刘伯承等许多人都发了言。周恩来再一次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并支持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六下，沉在会议中的人们，蓦然抬头，才看见玻璃窗已经透进微明。天花板下的那盏吊灯里油已经不多了，火盆里的炭火也只剩了些余烬，人们这才觉得有些寒意。在走廊里烧水的警卫员们提着一把大壶走了进来，给每人倒了一大杯热茶。
“你们听，外面这是什么声音呀？”毛泽东一面喝茶一面问。
大家静下来一听，原来是小贩的叫卖声。
“好像是卖豆花的。”周恩来笑着说。
“谁请客呀，”毛泽东笑着说，“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我们四川豆花很好吃咧！贵州的不知道怎么样。”朱德笑着，招呼他的警卫员到街上去看。
几个警卫员也很高兴，不一时就一碗一碗地端上来。热气腾腾的豆花，上面漂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对于这些又困又饿的人们，无疑是非常难得的美餐了。
“可以，味道不错。”朱德边喝边评论说，“不过比起我们四川，似乎还差一点。”
“就是辣椒少了！”毛泽东说，一面笑着问博古，“你看这味道怎么样？”
“我们江浙人不欣赏这个。”
博古闷闷地答道。他沉吟了片刻，又说：
“老毛，你今天的发言，我认真听了。有些是对我有启发的，但是有些提法我不能接受。”
“那可能是我放的辣椒太多了吧！”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慢慢来谈。”
“对对，慢慢谈。”周恩来也笑着接过来说，眼睛放出欣慰的愉悦的光辉。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晚饭后继续进行。大部分与会者都发了言，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亲身感受批评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一致同意毛泽东出来担任中央领导。两天来，东风吹过来，西风吹过去，至此有了定局。
会议休会时，已是午夜以后了。
博古闷闷地走出会场，踏上寂静的街道，听到后面有脚步声橐橐地响。回头一看，原来是凯丰紧紧地跟了上来。
“你看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凯丰赶上来悄声地问。
“你看呢？”博古反问。
“我看有些人太放肆了！”凯丰愤慨地说，“对待我们的国际顾问，怎么能够这样？他们很有否定一切的味道。哼！发展下去，甚至可能否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博古没有立即回答，似乎在暗夜中沉吟。
“我觉得林彪还不错，那个彭德怀实在太不像话了。”凯丰又说，“聂荣臻那个人也要注意。你看他平时不动声色，会上都说了些什么！”
博古沉吟了一阵，说：
“总的来说，他们的发言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有些意见，老毛在战术上提的一些问题，也不是没有一点对的地方。”
凯丰听到这里，有些不满地说：
“你是不是也有点动摇了？……我觉得有一点必须坚持，总书记的权力绝对不能让给他们！”
“那是自然。”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似乎已经融进深浓的夜色中了。
这时，毛泽东已经出了旧城，踏上了芙蓉江上长长的石桥。警卫员小沈提着那盏历经风雨的旧马灯陪伴着他。虽然开了半夜的会，但他一向是个夜游神，并不觉得疲倦，只是觉得有点饿。过了桥，正好看见新城门首，有一个小摊还亮着灯火，一个老汉正在收拾家什，看样子准备收摊子了。毛泽东走上去问：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呀？”
“碗儿糕，还蛮热的，你要一点吧？”
毛泽东回过头问小沈：
“你带着钱吧？多买一点，我看大家准都饿了。”
毛泽东一面等候老汉包碗儿糕，一面问：
“老板，一天能卖多少钱哪？”
“小本买卖，卖不了好多钱的。”老汉笑着说。
“红军怎么样，有没有不给钱的？”
“哪有不给钱的！”老汉笑着说，“红军一过来，我这买卖好做多了。我这一辈子还没碰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哩！”
碗儿糕包好，毛泽东正要离开，看见桥上有一点灯火飘游过来。灯火来至近处，才看出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周恩来披着大衣，警卫员手里提着马灯。毛泽东看见他刚才走得很急，就问：
“恩来，有事吗？”
周恩来把毛泽东拉到一边，说：
“明天就要讨论组织问题。”
“好。”
“就总的情况看，会议开得还是好的。当然，就个别同志来说，对大家的批评未必能够全部接受。”
“慢慢来吧。”毛泽东点点头，笑着说，“一个思想体系，是长时间形成的，怎么能让人家一个晚上就放弃呀？”
“这样，我看总的领导责任，博古同志不一定愿意交出。”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
“这个问题，我看更不要匆忙。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解决军事指挥问题。很明显，李德是不能再搞下去了。”
“那是自然。”周恩来笑着说，“军事指挥还是由你来搞。”
“不，这样变动太大。”毛泽东也笑着说，“恩来，还是你在军事上负总责吧，我来协助你。”
“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意见，那只有会上说了。”
两个人笑了一阵，毛泽东挥挥手走向新城，周恩来又转回旧城去了。
第三天晚上，会议继续举行，至凌晨结束。会议推举张闻天为会议决议的起草人，并决定在行军途中向部队传达。会议在组织上的决定是：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上，取消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上还决定，在向下传达的时候，可以提李德的名字，只有团以上干部的会议上，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
会议还有一个重要变动，就是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根据地的决定，一致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这是刘伯承、聂荣臻这两个四川人提议的，这个地区无论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比黔北好，所以被大家接受了。
在红军占领遵义期间，野心勃勃的薛岳已率领部队进入贵阳，成为贵州的太上皇了。其第七纵队吴奇伟部已由贵阳出清镇，渡鸭池河，经黔西，东向新场、遵义推进；其第八纵队经贵阳、息烽北向遵义推进；黔军也由六广河渡河，沿打鼓新场向遵义前进；桂军已到都匀；湘军已到镇远；川军已由桐梓以北的松坎，前来堵截。看来又是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围攻局面。红军既然确定了以四川为新的战斗目标，在遵义自然不便久留，会议没有开完，便派彭德怀率三军团向松坎方向前进。随后，中央纵队也就从遵义出发了。
中央纵队离开遵义这天，在广场上有不少群众依依不舍地前来送行。刚刚打开遵义，在桥头欢迎红军入城的杜铁匠，现在又拥挤在人丛之中，黑油油的圆胖脸上挂着不少汗珠。他现在是遵义市一个区的苏维埃主席，随他欢迎红军的那帮挑煤炭的工人，已经参加了红军，差不多都补充到金雨来的连队里去了，他今天怎么能不来送送行呢！
金雨来是最早出现在遵义的神秘人物，他周围拥挤了不少人。杜铁匠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他，一见面就抓住他的手说：“金连长，你好难找啊！”别人都说：“别喊连长，现在是营长了！”金雨来满脸是笑地说：“杜师傅，你不是给我送行，你是给你那些挑煤炭的兄弟送行吧？”杜铁匠也开玩笑说：“你说给谁送行就算给谁送行！”说着，金雨来拉着杜铁匠的手找到队列里他的那些兄弟。这些工人早已扔掉了他们那些难以遮体的破衣烂衫，换上了遵义城裁缝铺赶制出来的并不标准的军衣，紧紧地煞着子弹袋，看去颇为英武。杜铁匠同他们握手话别，他们一个个眉开眼笑，那个瘦猴似的李小猴笑得最响。看样子他们并没有多少留恋，倒是杜铁匠眼里含着泪花。金雨来笑着说：“杜师傅，你是不是舍不得他们走啊？”杜铁匠说：“不，是我也想跟你们走。你们一走，白军一来，我怎么办呢？再说，上级又托付给我几个伤员，我怎么走得了呢？”
杜铁匠说过，又望着李小猴说：
“小猴，这次参军你告诉你妈了吗？”
“告诉了，告诉了。”李小猴嬉皮笑脸地说。
“我看不一定吧！”
“告诉她，就不会让我走了。”李小猴仍然满不在乎地说，“来不及了，你替我说一声吧。”
正在这时，那边过来了几位首长，后面跟着一大群警卫员，还有不少马匹。金雨来一看，里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好多人。金雨来碰了碰杜铁匠，笑着说：
“那天，你欢迎我们进城，不是想看我们的‘官长’吗？你看，他们来了！”
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面前。金雨来上前打了一个敬礼，指着杜铁匠，给中央首长做了介绍。
“噢！你就是那个杜铁匠啊！”毛泽东微笑着同他握手，用深邃的眼睛凝望着他，“杜师傅，那天你们放了不少花炮吧！”
“您别叫我杜师傅了，”杜铁匠红着脸说，“大家都叫我铁锤。”
“好，铁锤！”毛泽东笑着说，“你看我们的红旗上就有你一份儿。”
朱德、周恩来等人，也都带着几分惊讶的神气望着他，倒弄得杜铁匠有些不好意思了。金雨来说：
“那天，队伍过完了，我看到他手里还挑着一挂火炮，我就问，你怎么还不放呀？他说，我们还要等你们的官长哩！那时候你们早就过去了！”
毛泽东和其他首长都哈哈大笑。
“他现在已经是区苏维埃主席了。”金雨来说，“他还动员了一大批煤炭工人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注视着杜铁匠，充满感情地说：
“我们一走，敌人就会来，你可千万不要大意啊！如果城里呆不住，你就搬到乡下去。……我们总是要回来的。”
杜铁匠感动地点了点头，眼里涌出了泪花。几天以前，他手里还挑着花炮在桥头上迎接红军，接着是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他站在几万人面前讲话。转瞬之间，一切都要变了。这一切来得是这样快，去得是这样疾，想起来真如同梦境一般。他精神上如何承担得住！沉了半晌，他只迸出了一句话：
“同志，你们快回来吧！”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人们乱纷纷地说。
杜铁匠从模糊的泪眼里望见，队伍开始移动了，他全部希望所寄的队伍又向西前进了。